陶渊明文学构思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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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两汉魏晋南北朝800年以来最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也是杰出的词赋家与散文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可谓一枝独秀。魏晋之世，他的文学上的造诣并未得到认可，而其却赢得了高评价的身后名。在辞世六百余年以后,从宋代苏轼、朱熹等人的高度赞许开始,陶渊明其人其诗其文的地位受到了一致的推崇,直至被定位于能与屈原等人相比肩的人物。论及陶渊明，国人可以脱口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句。《桃花源记》为古今世人提供了一个长远的精神寄托。陶渊明开创中国古典诗歌新境界———田园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然而陶渊明现仅存诗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文章今存12篇，计有词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数量不可谓之为丰硕，甚至过少了。影响深刻和作品数量少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说明陶渊明作品的艺术成就，证明其文学思想在中国古思想史上，也可算卓然而立，影响深远。故而，陈寅格先生慨然叹息“: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己哉!”[1]。“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然而陶渊明生活在一个朝权更迭，社会动荡的年代，文坛同时受各种思潮影响，陶渊明本人也受各种思想的影响，出仕归隐如此数次。陶渊明的文学思想是他自身体悟各种思想流派和人生经验相参照的结晶，本文试从生活经历角度论述其文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一、少年时期到出仕为官之前

东晋初期，中原沦落在异族手里。司马氏依靠大族的拥戴，在江南偏安一隅建立了政权。生长在这个动荡时代里的陶渊明，在年轻时候，曾意气慷慨想开创一份事业。“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2]（《拟古》）这首诗表达了陶渊明对于古代游侠的向往，显示出了少年时代陶渊明慷慨有为的精神。“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2]《(杂诗八首》)，在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即使没有什么快乐的事也高兴，因为抱着一个远大的志向，发奋地想张开翅膀向天外飞去。这种积极入仕的情感源于少年时候深受儒家经典思想影响，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中第一首诗描绘了在自然美景中劳动过程，同时抒发亲自劳作的高尚情操。其二描写其谨记祖师教诲“忧道不忧贫”，继而联想到古时隐士做法，更感心怀天下不易。这两首诗体现出来心怀天下的儒家思想对陶渊明影响很深。受儒家经典影响，中原沦陷时代，怀抱着救世的精神，意欲宏图大展，追随祖上的功业，“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命子》）陶渊明从少年时期到入仕之间，接受儒家的价值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修身治国相辅相成，陶渊明曾想在仕途上留下光辉一页,如曾祖一样平治天下,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此时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抒发发自内心的愉悦，追求真情实感，不言虚。言报国之志，入仕为国为民，建言建德，泽福后世。

二、入仕为官

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激情，在入仕不久后便被沉重的现实击垮。当时的东晋是一个讲究门第的时代，出身高门大族的，无论朝廷或地方上都会请他做官，从而逐渐掌握实权，有所作为。可是当时陶渊明距离高门大族很远，只能从小官做起，竭力巴结上司。可是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断然不会如此。一时间壮志成为空想。“总发抱孤介”，“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于公元393年，迫于生活压力，他不得不出仕为官，任江州祭酒。与一流高门子弟通常起家就担任中央政府清闲且待遇优厚的郎官相比，陶渊明出仕时间相对较晚，官职也较低。州祭酒事务繁杂，取权较大。但是陶渊明不久后却辞去官职，一方面受当时官场风气影响，耻于处理具体事务，另一方面是陶渊明思想中儒家思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根深蒂固。因此不久便辞官了。此后又先后三次入仕为官，出任桓玄幕僚，刘裕的参军，彭泽县令。这三次为官期间，陶渊明已表现出田园生活的向往。“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古以来就有人感慨外出远行的艰难，我今天才真切地体会到了。表达了长期生活在外的陶渊明开始想念自己的母亲，由此更觉得田园生活的安逸，向往田园生活。但是虽心中向往世外，但是陶渊明的行动上并没有倦怠，努力实现造福百姓的政治抱负，而且心系家中老母，孝顺之至，恰和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中陶渊明又表达了积极入世为官，开创一番事业的远大目标。此时陶渊明虽向往田园生活，但仍心系天下，积极实现抱负。至此陶渊明两次入仕,发现少年政治抱负与现实发生的巨大反差,内心受到极大冲击，思想上有巨大的震动，但是陶渊明并没有放弃儒家思想，仍在积极践行其政治抱负。“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唱着商歌希望得到当权者的任用，这不是我所想，我所依恋的是躬耕隐居的生活，不会为高官厚禄所动。能够在简陋的住处里保持淳朴的本性，就是善了。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离乡为官已经产生了后悔、倦怠之意，流露出对归田躬耕的强烈渴望。此后的诗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表达了对远行求仕的倦怠及放弃自由生活的惭愧。陶渊明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令，虽品秩不高，却是地方之长，握有实权。一开始陶渊明对此职位很满意，可以补贴家用，还有百亩公田。所种之粮，既可足食，又可酿酒。因上级检查，须衣冠整齐，束带见之。陶渊明感慨道“：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立即辞官。从以上诗作，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对于入仕为官的抱负愈加失去兴趣，对于田园生活则从心里逐渐滋生出越来越强烈的向往。少壮时期由儒家思想构筑的理想蓝图受到沉重打击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思想，已经开始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思想。入仕不成，归隐融入自然，无为而治。这一阶段的陶渊明的文学思想的重心渐渐移向“比兴”。运用具体的、恰当的形象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抱负，完美地将自然环境、情感抒发融合在一起[4]。他在创作过程中善于根据主题的需要，借意象寄情抒怀，其中最经典的当数《归鸟》，以鸟为载体，抒发个人情感，表明个人志向[5]。“比兴”手法的大量使用使陶渊明的诗作中具体物象与思想感情达到了高度统一，融自身于自然世界中，与当时东晋文坛虚浮的文风迥然不同，陶渊明所向往的境界，追求的文学理想是物我融合，不是无感情堆砌华丽的辞藻。

三、归隐阶段

回归田园时期，充分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一组组诗《田园归居》，描述了非常欣悦的心情。然而在杂诗系列中“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6]（《杂诗》其五）归隐后陶渊明时常回忆少年的时光，对当初壮志未得实现抱有遗憾，每每想起心中苦闷抑郁。此阶段的陶渊明思想逐渐受道家思想影响，典型表现是陶渊明曾以许由自比。陶渊明谢绝朝廷的请其出山做官的请求，视做官为精神枷锁,不符毕生志愿，庄子也曾拒绝出山为相，不愿被繁杂国事羁绊。可见此时陶渊明已深受庄子思想影响，二人的行动如出一辙，同时陶渊明崇尚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人与大自然本为一体，回归自然才是人的本质，体现人的天性，这样才能真正获得人生的乐趣。此时陶渊明的作品中也逐渐体现出道家精神的“真”，陶渊明作品的共同特点是质朴真实，“养真衡茅下”，“真想初在襟”无一不是其真实情感，亲身生活经历的纪实体现。“真”即自然，《归去来兮辞》中“，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正是追求“真”，追求自然天性，这成为陶渊明一生的追求。归隐后，陶渊明的思想主要受儒家、道家经典思想的共同作用，成为融合“儒道”的文学思想。这种文学思想表现在多方面。崇尚自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也是陶渊明的文学理想，而这种自然不单单是道家所指的个体高度自由，同时也包含儒家思想中万物统一的思想。

东晋文坛受多方思想影响，儒家、道家、玄学甚至神学都在不同程度影响着整个时代的文学发展。陶渊明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归隐后又吸收了道家思想的精华。经过对个人人生经历的反思，他将儒、道两家思想有机融合，在作品中表现出儒、道结合的文学思想。陶渊明有选择地吸收儒、道两家思想，同时又加入了他个性化的提升，形成他独特的文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