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游酢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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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酢(1053—1123)，字定夫，建州建阳(今福建建阳)人，学者称廌山先生。元丰五年进士，除一度任监察御史外，多任州县官。现存《游廌山集》四卷。游酢是著名的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其资质颖悟，“灵利高才”［1］28。“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师，一见谓其资可与适道。”［2］杨时《御史游公墓志铭》在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游酢并无多大的创见，他“依傍师门，绝少发挥，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只是在解释经义时阐发了一些理学观点。”［3］(230)就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来看，《游廌山集》虽然没有直接的论述文字，但这并不等于说，其集与文学无涉。笔者在详检《游廌山集》后，梳理出游酢与文学相关的主张，以期对游酢的文学思想有所认识，并由此推进宋学家文学观念的研究。游酢存留至今的文字并不多，深入研究这些有限的材料，可以将他的有关文学的观点概括为二:一是推崇素淡之美，二是要求作者对抒情的尺度有所把握。本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对游酢文学观点加以研究分析。

一、素淡之美的实质在于依仁守义

从游酢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推崇的美是素淡之美。不过，他所看重的素淡之美并非纯属于外在的东西，而应当是一种源自于作者内在品格、人格的美，故不同于一般人所理解的仅仅着眼于字面的淡朴之美。游酢曾这样解释其“淡”“简”“素”:无藏于中，无交于物，泊然纯素，独与神明居，此淡也。……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此简也。然循理而已，故文。［4］《拾遗》素之为言，无餙也。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岂借美于外哉?孟子所谓不愿人之膏粱文绣者是也。履此而往，则志之所祈向者，非有狥乎人也。独行其平昔之志而已。［4］《易说》在游酢看来，“素”之为义，乃是“大行不加，穷居不损”的“平昔之志”，与之相关的“淡”和“简”亦当以“循理”为归宿。这样一来，素淡之美就全然不是仅仅依据字面的安排所能实现的，它与致力于外无涉，所以游酢说:“岂借美于外哉”?毫无疑问，游酢是要求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循理”与“平昔之志”上，通过对自身品德的不断磨炼修养，形成崇高不易的人格，这种人格品性将会自然地呈露于外，彰显其素淡之美。对此，《游廌山集》中有不少论述:故积于中者厚，然后发于外者广;得于已者全，然后信于人者周。……孟子曰: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锈也。夫闻誉施诸身，则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夫岂借美于外哉?惟不借美于外，则志愿在我，而世之所可愿者屏焉。［4］《论语杂解》黄中，通理者。养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通理云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4］《易说》“积于中者厚，然后发于外者广”，这是游酢的基本观点。由此出发，他特别强调“养德性之源”以达到“自见”“自闻”的境界。在游酢看来，“德性之源”乃是为文之本，失去了这个根本，为文是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而无益的。在其《论语杂解》里，游酢把这个观点说得十分透彻:入孝而出弟、行谨而言信、处众而泛爱、交友而亲仁，君子之务，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则勉为之，有所未至则力致之。待其有余也，然后从事于文，则其文足以增美质矣。犹木之有本根也，然后枝叶为之庇覆。苟其无本，则枝叶安所附哉?……使其孝不称于宗族，其弟不称于乡党，交游不称其信，丑夷不称其和，仁贤不称其智，则其文适足以减质，其博适足以溺心，以为禽犊者有之，以资发冢者有之，托真以酬伪，餙奸言以济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则无本而学文，盖不若无文之愈也。是以圣人必待行有余力，然后许之以学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后之君子稍涉文义，则沾沾自喜，谓天下之美尽在于是。或訾其无行，则骜然不顾;或诋其不足，则忿疾如深仇，亦可谓失羞恶之心矣，乌知圣人之本末哉?

游酢所说“无本而学文，盖不若无文之愈也”，把“本”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得无以复加。其实，“本”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德性之源”。现在的问题是，“本”或曰“德性之源”的内涵是什么?游酢的回答是这样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夫道一而已矣，其立于天下，则有两端，故君子有刚克焉，执其义之端也;有柔克焉，执其仁之端也。［4］《拾遗》道者天也，道为万物之奥，故足以统天。仁者，人也，仁为众善之首，故足以长人。［4］《易说》仁者，人也。人之成位乎天地之间，以其仁而已。不然则皇皇然无所依矣。［4］《论语杂解》游酢把“立人之道”与“立天之道”“立地之道”并列起来，将“仁与义”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在游酢看来，“仁，人心也，不可须臾离也，犹饥之于食，渴之于饮，一日阙之，则必颠仆饿踣而殒命矣。人心一日不依于仁，则不足以为人焉。”［4］《论语杂解》仁义对于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人的一生当然就必须依循而行。具体到文学作品来说，当然也就不能越出仁义的范围，只有以此为本，才可能实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的素淡之美。在明确了为文之本后，游酢又对仁义进行了进一步地探究。与宋代其他理学家一样，游酢也把仁义归之于人所具备的与生俱来的品质: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则天命也。若遁天背情，则非性矣。天之所以命万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无容私焉，则道在我矣。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将与天下共之。［4］《中庸义》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4］《孟子杂解》理也，义也，人心之所同然也。”［4］《论语杂解》既然仁义乃人先天所有，所以人们只需“因其性之固然，而无容私焉，则道在我矣”。按照这一理论，“君子之行事，虽汲汲皇皇，而易简之理未尝离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4］《易说》“无事”，不是指无所事事，而是说应当顺应人的先天自有的本性，亦即依仁行义，这样就能自然地符合“易简”之理。其实，这也正是游酢素淡之美的理论依据，因为在游酢看来，“仁者，诚而已矣，无伪也，何有于巧言?仁者，敬而已矣，无谄也，何有于令色?巧言入于伪，令色归于谄，其资与木讷反矣，宜其鲜于仁也。”［4］《论语杂解》既然仁义是为文之本，那么文当然也应当与巧言无干。即使作者用智，亦须以“贞”为其尺度，因为“事以智谋，物以智创。智而不贞，则事不立。贞者，正而固也”。［4］《易说》在游酢看来，“正而固”是作者决不能逾越的标尺，所以，说到底，作者的创作一定不能单单“借美于外”，他只需将“平昔之志”自然平易地表现出来，就已经足够。翻检《游廌山集》，我们就会发现，游酢其实是承认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存在着的个性品德上的巨大差异的。不过，他认为这与人们先天所具备的本心善性无关，这种差异源自于“气之所值”“气之所禀”的不同，以及人们后天所受到的利欲的蒙蔽:惟其同出于一气，而气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驳、有厚、有薄，然后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犹之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风之所出无异气也，而叱者、吸者、叫者、号者，其声若是不同，以其所托者物，物殊形耳。其声之不同，而谓有异风，可乎?孟子谓性善正类此也。……观五方之民，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则气之所禀可以类推之也。［4］《论语杂解》仁之为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体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者是也。惟其狥已之私，则汩于忿欲，而人道熄矣。［4］《论语杂解》斯理也，仰则著于天文，俯则形于地理，中则隐于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于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4］《孙莘老易传序》游酢用风所托物不同，就会导致其声有异的事例，生动说明人性本善，却因所禀之气致其产生“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同时，又因为人们常常受到现实生活中的利欲迷惑，使本心之仁受到伤损:“惟其狥已之私，则汩于忿欲，而人道熄矣”，“冥行于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对此，游酢为世人开出的改变气质、去恶从善的药方是尊德性而道问学:惩忿窒欲，闲邪存诚，此尊德性也。非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则择善不明矣。故继之以道问学。尊德性而道问学，然后能致广大。［4］《中庸义》自诚明，由中出也，故可名于性。自明诚，自外入也，故可名于教。诚者因性，故无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诚。［4］《拾遗》尊其德性而道问学，人德也。致广大而尽精微，地德也。极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而天，则上达矣。［4］《拾遗》“尊德性”要求“惩忿窒欲，闲邪存诚”，把握“由中”而生的纯粹至善的本性，因为“诚能胜人心之私，以还道心之公，则将视人如已，视物如人，而心之本体见矣。”［4］《论语杂解》“道问学”则要求人们不放弃“学以聚之，问以辨之”的“自外”而内的后天功夫。因为“时习于礼，则外貌无斯须不庄不敬;时习于乐，则中心无斯须不和不乐。无斯须不庄不敬，则慢易之心无自而入，而本心之敬得矣;无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无自而入，而本心之和得矣。”［4］《论语杂解》只有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境界，作者的创作才能左右逢源，真正实现其素淡之美的价值。

二、诗之情出于温柔敦厚

游酢非常强调文学作品感发人心的教化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实现则有待于作者调整自己的观物态度，将个人的情感自觉纳入到仁的轨道上，因为“中心安仁，则纵目之所视，更无乱色;纵耳之所听，更无奸声。”［4］《论语杂解》但问题在于，具体到文学创作上，应当怎样抒发情感才能符合仁的规范呢?通过对《诗经》中具体作品的分析，游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兴于诗，言学诗者可以感发于善心也。……盖诗之情，出于温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声也。不得其心，斯不得于言矣。……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岂徒考其文而已哉?诗之为言，发乎情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轻，其辞婉，其气平，所谓入人也深。其要归，必止乎礼义。……和乐而不淫，怨诽而不乱。所谓发言为诗，故可以化天下而师后世。［4］《论语杂解》“温柔敦厚”“止乎礼义”是游酢给出的抒情的“要归”，只有当作者用这样的尺度规范自己的情感，才可能创作出“和乐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作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游酢还特别借助于分析“不迁怒”这一抒情形式，启发作者“喜怒哀乐不可无也，每思要发皆中节之为难耳”:不迁怒者，怒适其可而止，无溢怒之气也。传所谓室于怒，而市于色者，迁其怒之甚者也。不迁怒，则发而中节矣。喜怒哀乐不可无也，每思要发皆中节之为难耳。……至于不迁怒，则于正心之学，可谓自强矣。［4］《论语杂解》“中节”也就是作者的抒情能够符合“温柔敦厚”“止乎礼义”的标准。当然，“温柔敦厚”“止乎礼义”并非刻意造作所能成就，它要求作者自身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游酢深信，“尊德乐义之士嚣嚣自得，不怨天，不尤人，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非君子成德，孰能至于是哉?”

］《论语杂解》只有尊德乐义之士才能做到情之所出必“中节”。反之，假如无视仁义的前提，只顾尽情任性地宣泄个人的情感，其结果就只能是“常情之哀乐皆出于私意，故其乐必淫于已，其哀必伤于人。”［4］《论语杂解》综上可见，虽然游酢有关于文学的直接论述并不多，但其特色却非常鲜明。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根本线索就是以仁义作为标尺来规范作者的情感及创作，他对于素淡之美的推崇和对温柔敦厚的抒情方式的要求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之上，并以此为先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