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历程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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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男性共同组成了人类世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没有女性，世界将不能存在，人类也要走向毁灭。然而，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与男性的地位是失衡的。在中、西方文明里，女性都是以“第二性”或“他者”的身份被置于边缘地位。女性的体验、女性的真实情感变化，在男权社会中不是被歪曲就是被利用。女性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状态，是男权社会网罗中的无权者、失语者。女性文学是在承载着抒发女性个体情感与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重任下而孕育产生的。关于女性文学至今众说纷纭，本文所谓的女性文学是指以女性作家为主体，书写具有女性意识，反映女性生活、心路历程、身份角色变化，呈现女性体验的作品。这里着重探讨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价值。

一、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被赋予天生就是男人的附庸，在文学作品中不是被“误读”，就是被“丑化”，缺少独立言说的历史舞台。这是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阐释如下：首先，女人是男人的附庸。《老子》曾说：“知其雄，守其雌”。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最早确立的社会形态是私有制宗法家庭。以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淘汰了以母子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自然形态，使自然的两性分工获得了社会的法权形式，主要表现为褒雄贬雌，男尊女卑。《易•系辞》中明确写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中国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形成了对妇人这样的界定“妇人，妇人，伏于人也。”（《大戴礼记》）“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西方关于人类诞生的故事更加形象地将女性的社会地位规约为男人的附庸。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故事讲述的就是女人（夏娃）是上帝用男人（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就的。女性的生命都是男人给予的，在思想上更应该听命于男性。“女人只是男人种子的消极孵化器”“，女人与奴隶是同为一类的”，女子不仅是卑弱的下人，而且注定要一生劳苦、侍奉男人。其次，女人是“原罪”。修昔底德说：“假使创造女人的神存在，我要寻出他的住所，去和他说，他是罪恶的毒害的创造者。”在西方神论文化中，妇女不但声音被压抑，而且妇女的言说被视为原罪，被看成人类堕落的根源。如《圣经》中有如下表述：是夏娃引诱亚当吃了伊甸园里的“善恶果”，上帝一怒之下让将人类赶出伊甸园，让男人承受劳作之苦，让女人承受生育之苦，夏娃成了人类承受苦痛的“始作俑者”。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也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柏拉图也曾说：“女人是在世上作恶多端或胆小怕事的男人退化而来的”。女人从诞生之日就被规定了处于依附男人的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妇女还被看成是生儿育女的工具或恶的诱惑者，”被冠以“污秽”、“不洁”“、邪恶”等称谓。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被刻画成美丽诱人的“祸水”，她把各种灾殃带给人类，却留住了人类的希望。亚里士多德则把妇女看作是软弱的、发育不全的人，他说道：“女人的天性就有缺陷”。“原罪”说让女性承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再次，女人是社会的“失语者”。在人类文明史上，中西方妇女虽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但遭受的政治、经济和性别压迫，其程度不相上下。“三纲五常”牢牢禁锢着中国女性，她们对男性由人身依附到精神依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夫贵妻荣”；“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等观念，使中国女性被“父权———神权———族权———夫权”所束缚。西方女性在二战之前活动的范围也仅是家庭而已。社会地位的卑微，决定了女性在社会话语权上的丧失，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社会的“失语者”而存在的。

二、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社会意识形态虽然能剥夺女性在公共面前言说的权利，但是不能控制女性个体内心情感的变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女性文学从抒发长期被压抑的个体情感出发，让世人感受到女人的存在，进而提升到作为社会另一半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以及作为“女人”的特质与情感需求的表达。这主要体现为女性文学的发展，该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女性个体情感的抒发期。纵观中外女性文学作品，在女性最初的创作时期大都是对女性个体情感的抒发。如卢隐的《海冰故人》、萧红的《呼兰河传》等都是对女性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境遇的描写，书写的是女性个体情感的变化。二是女性群体意识的表达期。女性作为社会工作者身份出现，本身就是女性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自立后的女性又承受着怎样的苦痛，她们在追求个体解放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怎么样的遭遇，作为社会群体的女性又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女性文学走过了个体生存境遇的抒发期之后，开始进入女性作为人类社会另一半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阶段。如谌容为我们书写了作为医生的陆文婷的生活（谌容《人到中年》），张洁为读者书写了作为知识分子、工人的情感困惑（《方舟》）。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在争取自我独立身份中苦苦挣扎着，但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已由抒发“小我”情感变化，进入“大我”生存的思考。三是女性性别体验的书写期。女性文学在历经了抒发个体生存境遇与表达群体意识的发展过程之后，开始关注女性自身体验，在书写的领域也开始涉足被“难以启齿”的性生活。女性作为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的体验被真实地书写。如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对一对舞蹈演员的性需求的描写。还有一段时期部分女性作家采用的“身体写作”的方式，让女性作为人的个体体验被真实地表达。还原了女性在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中的真实面貌。虽然，个别女作家的作品引起了文学评论的“热议”，但女性体验书写，让女人真正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女性主体意识更加强烈，女性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理感受。女性在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中逐步摆脱了“玩偶”境遇。

三、女性文学的价值

女性文学的书写主体是女人，女性文学书写的客体是女人，女性作家用感同身受的经历与体验，为女性“正名”，让女人拥有言说的权利，为广大读者开拓了新的阅读视角。这是女性文学价值所在，现具体阐述如下：首先，还女人本真。鉴于妇女所遭受的种种压迫，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所谓“变成”，即“第二性”的命运不是先天而是后天的，是被社会造成的。女性的感同身受才是真实展示女性命运的重要因素。比较突出的是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中出现了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一大批优秀的女作家。简•奥斯汀通过婚姻问题反映了18世纪英国乡村妇女的生活状况。她以乐观豁达的婚恋观，嘲弄了封建门第观念及以金钱为基础的世俗婚恋，把爱情提到了妇女精神生活的首要地位。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浸透了女作家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妇女命运的思考。中国五四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如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等。庐隐在《海冰故人》里对知识女性的描写，流露出新女性既追求变革，又在变革的苦闷中徘徊不已的矛盾心理。张爱玲在《谈画》中对流行千年来的妇德的审视：“铁打的妇德，永生永世的微笑忍耐”。这些小说均以女性为主角，用女性的眼光看待社会、人生和人际关系，顽强地向社会显示着女性的要求和不满。

一位西方女权主义者曾经说过“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女性的深层生命体验和精神生长，女性生命欲望被扼制的困窘和无奈，只有女性才能表达准确。其次，还女性话语权。女性在男权社会下，一直是“失语者”，是在男性的命令下行动。根据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说，语言具有革命力量，可以改变社会压迫的结构。在父权制文化传统中，社会只认可强大的有成就的男性，他们是权威，女性是处于“第二性”的劣等地位，女人不能有也不允许有言说的权力，女性长期处于被“禁闭”的状态。像《简•爱》中的疯女人整天被关在阁楼上，而当简•爱因为她的存在而离开桑菲尔德庄园时，人们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对罗切斯特的同情上。这里固然有简•爱的自强与自尊，但我们也应看到真正的受害者应是疯女人，她不但要受到肉体上的折磨，同时还要受到社会的谴责，而这一切自己又没有权利申辩。因此，我们就要赋予女性言说的权力，让女人说出自己的感受，说出自己的遭遇，让女性的体验公示于众，展现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国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写作、性别写作，可以说是女性张显女性特质的一种方式，但同时我们也要防止把女性的体验作为被窥视的对象。女性的言说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女性，让女性真正作为人类的另一半而存在。“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再次，开拓了女性阅读视角。可以说这是进行女性阅读的最关键的地方，因为长期以来，阅读的价值尺度是由男性制定的，所以阅读的视角也总是从男性的思维开始。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念，通过作家的描写，读者在阅读中潜移默化而代代相传，以致很多作品都忽略了女性的存在，就像《简•爱》中的贝莎•梅森，长期被作为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陪衬而存在，无人问津她的价值。在中国父子型的文化传统中，两千多年来，女性一直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一种存在。所以读者和评论者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作品的权威、描写、理论和论点，而应从多个角度对作品进行阅读和剖析。我们这里强调的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并不是说要破除男性经验，完全从女性的视角进行阅读，如果那样，就又回到了性别二元对立的悖论中。人类社会本是和谐的社会，而作为组成人类的男人与女人也应是和谐共处的，我们强调的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是要把被忽略的女性重视起来，让不为人知的女性得到社会的认可。使两性能够共存共荣，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说，女性文学最终要达到的趋势是为了男女两性能和谐共处。

四、结语

女性文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女性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多彩的世界。通过女性文学作品让读者了解了女性内心感受，让女性成为了真正的“人”、“女人”。女性在张扬主体意识的同时也为读者开拓了一个新的阅读视角。女性作家用自身的体验书写出一个个真实的女人，让被历史沉寂的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让女性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获得了社会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