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文学革命发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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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往往把“文学革命”作为陈独秀、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此说应有商榷之处。早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期，在梁启超的领导下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1］（P186-192）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为配合变法运动，更有效地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曾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新运动。梁启超勇敢地担负起创立新文化的使命，先后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全面而具体地阐述了文学革新的纲领和目标，为建立资产阶级新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开展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近代诗歌也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19世纪末，“诗运殆将绝”，诗的境界已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歌要想发展，必须另辟新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须由哥伦布之再发现新大陆。梁启超又指出，诗界要革新，也应向西方学习。他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2］（P58）明确提出诗歌要为改良运动和启蒙思想服务，表现新的生活和理想。其宗旨是“以旧风俗含新意境”，即“新意境”、“新语句”、“新风格”三长兼备。“新意境”即新的思想内容和描写对象。梁启超表示：“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他用诗歌热情地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华盛顿、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出现在他的诗中并得到热情讴歌，大大开拓了近代诗歌表现的领域。如：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诗中忧国忧民、渴望为祖国的统一建立丰功伟绩的陆游的形象，正是作者人格的写照，字里行间，渗透着爱国者的满腔血泪。“新语句”即运用“欧洲语”、“新名词”，大胆地采用俚语和西方的语言，极力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改造和利用骚体诗，出现了诗歌通俗化的趋势，其形式逐渐向白话诗靠近。如：“悲歌不尽铜驼泪，魂梦从依敬业旗。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不愿金高北斗寿东海，但愿得见黄人捧日、崛起大地、而与彼族齐骋驰。”诗句伸缩自如，风格一泻千里，有不少散文化的句子。“古风格”即传统诗词中的韵味格律。梁启超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和“旧风格”谐和，避免不伦不类的状况。当时，部分留学生正在提倡音乐教育，歌词创作风行一时。在此影响下，黄遵宪写作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新体”诗。梁启超对《军歌》大为赞赏，认为其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他认为，有韵之文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清朝统治以来，这一传统中断，因而，文学对国民的影响也就因之隔绝。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进，“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总之，在近代文学史上，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与梁启超的提倡、推动和指导是分不开的。

二、小说界革命

清朝末年，随着西洋小说及理论的传入，小说巨大的社会作用开始被人们认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崛起后，维新派迫切需要一种有力而通俗的宣传工具。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新小说及其理论应运而生。新小说的突出特点是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无不与救亡图存、改良群治息息相关，从而刷新了中国小说的格局，揭开了小说史上新的一页。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以未来60年后的中国维新成功揭开序幕，昭示了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小说的主干部分则是记述改良派黄克强与革命派李去病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一场大辩论，内容几乎囊括了本世纪初爱国志士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论争的基本要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梁启超本人流亡日本初期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小说打破了古典小说以故事为基本构架的叙事模式，大规模地融入散文和诗的笔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0年梁启超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充分估价了小说的社会作用，鼓吹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3］（P81）梁启超认为，小说“汪而易解”、“乐而多趣”，有着很大的普及性，会在广大社会下层中得到大量的读者。梁启超进而认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神力”。即能潜移默化，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影响，移易性情；能够激起感情的波涛，如醉如痴；能够使人入化角色，陶冶性格。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对文学的特征、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文学的思想性等，都作了比较精到的论述。梁启超创作的小说，多采西洋史实材料，亦好掺用新名词、新语句。在他的影响下，翻译小说风靡一时。这对以后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先导和滥觞的作用。

三、文界革命

梁启超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在戊戊变法时期就提出语言与文字合一，实际提出了白话文问题。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适应资产阶级“开通民智”、改革语文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当时已有人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之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他的散文写作也实践自己的主张，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开创了“新文体”。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他“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判若两人。”西方的社会政治言论使他“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见酒，沾沾自喜”。［4］（P17-23）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产生了一次飞跃，形成了他文化思想的一个高峰。梁启超希望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以文化改革为其它一切改革的基础。为了增强国人的学识，继续彰扬维新大旗，梁启超在日本创立了《清议报》、《新民丛报》，专门介绍西洋新思想，他大胆地运用西洋文法写文章，极力输入日本和西洋科学上、文化上的一切名词与术语，并把日文和西文的作风移植到中国文学，建构中国新文学，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轻松活泼、自由洒脱的“新文体”。这对中国文学革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晚清文坛，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文学家，都曾经致力于文体改革运动。如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然而，他们或“难通俗”，或“难问世”，或“高古淹雅”，或“固执桐城，作茧自缚”。惟有梁启超的文字“如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当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满情感之笔，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洋洋万言，雅俗共赏”。［5］（P335，337）他的文章，一脱古文的古奥艰涩，半文半白、半雅半俗。文章的表达由中及貌，由言及文，不存在什么不变的“格式”和“定规”。梁启超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行云流水式的新式散文，而那种力求古典的古文是其反对的。如其脍炙人口的名文《少年中国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潜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覆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梁启超的“新文体”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以及、林伯渠等人青年时代都受过梁启超思想或文字的洗礼。［6］在梁启超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胡适和陈独秀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才大张旗鼓地发起文学革命，其内容就是反对僵死的文言文，提倡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内容和思想仍没有超越梁启超的范畴。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文学革命的启蒙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