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初唐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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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初唐文学，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初唐一直沉浸在浓郁的历史意识中。从修史过程中的参与，读史、论史中的影响，到历史意识的滋生和强化，无一不与文人密切相关，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就这样悄然走到了一起。初唐的修史分为修“国史”和修前代史，在所修的前代史书中，仅列进清人所谓“正史”《二十四史》的就有“六书”、“二史”共八部史书，占全部正史的三分之一，也占了唐前十五史的一半以上。但更引人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参与修史之人。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统计，从高祖起、迄睿宗止，时间约近百年，参与修史者就多达67人，帝王后妃尚不在内①。这67人中，有48人在《全唐诗》和《全唐文》存录下了作品。另外，据新、旧《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考察，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原本是有文集的，文集规模还相当可观，在10卷以上的有陈叔达、令狐德棻、颜师古、孔绍安、萧德言、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来济、刘子翼、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李安期、于志宁、李敬玄、徐彦伯、崔融、徐坚等，有的多达60卷以上（如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崔行功、崔融等），更多的甚至超过了80卷（如《许敬宗文集》）！煌煌巨著，熠熠生辉，其中不乏像魏徵、李百药、上官仪、崔融这样一些在文学史要专门写到的名家。有关史传中也一再称道这些人的文学才能，说他们“好属文”、“能诗文”、“善文”、“善文词”、“解属文”、“善属文”、“善缀文”、“有文词”、“能诗”、“工诗”、“工五言”、“以文藻知名”、“文辞雅美”、“以诗酒自适，尤长五言”、“以文翰见称”“、文学宏奥”，等等。虽然从史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并不值得称道，其所修史书也因此备受诟病，批评者说初唐“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专尚虚辞”，“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通通释》卷四《论赞》）等，都颇中肯綮，但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史学家具备文学家的素养、文学家具备史学家的知识背景的情况却又成就了文学的特殊意义，从此处正可以看出初唐历史与文学互动与渗透的最为微妙的动态关系。读史和论史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它涉及的人群更为庞大，更为广泛。初唐人笃好历史的热情是前所未有的，上至君主大臣，下至文人学士，读史、论史蔚成风气，特别是在太宗、高宗时期，差不多已经成了当时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王绩曾向陈叔达借读《隋纪》②，唐太宗曾将荀悦所撰的《汉纪》赐给李大亮，李纲曾读《后汉书》，颜师古注《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招集学者注《后汉书》，李善撰《汉书辩惑》，郝处俊尤嗜《汉书》，徐坚曾受命“删改《唐史》”，王勃九岁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以摘失。[1]此类甚多，不胜枚举。除了读史、注史，还有评史、论史。王绩、陈叔达书信往来讨论史书的问题，卢照邻、王勃有《三国论》，宋之问有《在桂州与修史学士吴兢书》等。唐太宗对历史的兴趣可谓前无古人，对历史的熟稔程度足以令人惊叹。在《修晋书诏》中，他曾对前代所存十八家《晋书》一一点评，这些评论虽然未必尽善，但绝非悬空虚拟，是真正读过之人才说得出的。翻检唐代文献，评史、论史的场景随时可见，皇帝论史，大臣论史，朝堂上论史，宴饮时论史，君臣之间论史，臣僚之间论史，帝王训诫皇子皇孙时论史，连后宫中嫔妃也常常以史为说①。修史、读史、论史的结果，是初唐历史意识的滋长和强化，在初唐人心目中，史的地位神圣而不可动摇。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历史意识对当时人的影响：一件是关于唐太宗的，太宗想看当朝起居注里怎么写自己，不敢直说，只好打着“用知得失”的幌子向史臣求情。另一件是关于张说的，张说在张易之、张昌宗威逼利诱下，差一点作了伪证诬陷魏元忠，幸得宋璟、张廷圭、刘知几等人劝诫提醒，才不至铸成大错。多年后张说已为玄宗宰相，见史臣实录，欲“删消数字”而不可得。[2][3]两件事情中的主角，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宰相，刘知几等人竟能以“无污青史”这样的理由劝止了张说的同流合污，而张说竟然以一次并无实际行动的犹豫而永远带上了历史的污点；唐太宗更是以九五之尊，三番五次，口吻几近哀求。这一切所为何来？如果不是看重史的褒贬，作为帝王和宰相的太宗和张说还会不会如此紧张不安？如果不是强烈的历史意识深入人心，还会不会在意史官的记录？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不难推想，在如此浓郁而强烈的历史意识下，初唐文学想不受历史的影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历史意识无声地浸染着初唐文学。首先是文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史鉴意识，特别是政论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初唐君臣在平素的政治生活中就是经常援史为例，到论政、议政提笔而为章表疏奏时，自然而然也是以史为说，这些都无庸细论；不过这些政论文的思维方式却值得注意，比如魏徵《论时政疏》第三疏中的一段文字：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於将加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4]在这里，强烈的史鉴意识已经取代了所有其它理性的思考，使一切判断都变得如此简单而清晰：一切都从现实出发，历史不过是用来照亮现实的一面镜子。隋之亡、唐之兴是否还有其它更为深刻的原因和理由？只要和现实无关，那就无关紧要。这种直观而醒豁的历史思维方式被唐初君臣运用得十分娴熟而有效，自然也成了唐初文人创作时最为突出的思维方式。读魏徵的《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马周的《上太宗疏》《陈时政疏》、孙伏伽《陈三事疏》诸文，无不如此。其实不仅文如此，诗也一样。唐太宗曾“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贞观政要》卷三《任贤》），又有《咏司马彪〈续汉书〉》（见《全唐诗》卷一），诗歌成了另一种论史的形式。他的《帝京篇十首》组诗，其实也是这种史鉴思维的产物。组诗序中说得非常清楚“：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意欲“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弄清“以人从欲，乱于大道”之理，进而约束自己的行为。整组诗都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展开，处处是今与古的对比，历史确实像一面镜子似的照见了眼前的是与非：帝京的雄壮绮丽，写的是“麟阁之可玩”，这是在与“江海之滨”“、山陵之间”的游乐相对比；禁苑追逸趣，是与周穆王的“万里赏瑶池”相对比；翠渚兰桡，是与汉武帝的汾河宴乐相对比；建章欢赏，是与悬圃对神仙相对比，最后又总揽归于正道。从这组诗来看，诗人的内心是约束的，而不是放纵的；是抑制的，而不是无所底止的。不过，细加考较，初唐文学历史意识的表现并非一律，而是既有题材、体裁、作家之不同，更有时代之变化。

从变化的角度来说，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高祖、太宗时期），政治、历史、文学三位一体，政治在历史视域中展开，发而为文学，所以文学就兼具了政治和历史的双重品格：历史作为现实的隐喻而出现在文学里，文学则借助于这一隐喻强化了自己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咏史、怀古诗为例：王珪《咏汉高祖》写汉高祖乘运跃麟，贵有天下的故事，李百药《谒汉高庙》写汉高祖“干戈革宇内，声教尽寰中”的丰功伟业，都分明有唐初开国君主的影子；魏徵《赋西汉》写楚汉争霸天下，王珪《咏淮阴侯》借咏韩信来隐喻现实，这些诗或颂美，或批判，或慷慨，或忧惧，在历史的隐喻中展开了文学的现实政治思考②。后期（高宗、武后至中宗、睿宗时期）是前一时期的延续，但又有了许多新变。其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仍以咏史、怀古诗为例：其一，前期的咏史、怀古诗与政治密切相关，无论是颂美新王朝，还是讽谕政治，抑或是感慨、忧惧，无不与诗人那段兴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与现实政治相关，以史为鉴的意识是自觉而强烈的，所以他们的创作与其说是文学的，倒不如说是政治的或历史的更恰切些。但是进入后期就不同了，诗人有意无意间将历史兴亡之感从政治领域引向文学领域，史鉴意识在悄然褪色，感伤的情态有增而无减，并在与政治的疏离中逐渐为文学的或审美的品味所取代。举一个细节就可以说明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前期的咏史、怀古诗也有感伤，也有文学性的描写，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对历史兴亡原因探求的强烈欲望：王珪《咏汉高祖》写汉高祖之所以得天下，一是因为“运”（“乘运以跃鳞”），二是因为兵（“手奋三尺剑”），三是因为秦“无道”（“西灭无道秦”），四是因为有一群文臣武将（“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如此看去，这分明是史论，哪里还像诗？但到了后期，类似的思考逐渐减少，悲剧感、幻灭感、凄清氛围、感伤情调，这些审美因子和文学成份成了诗之核心，也成了诗人情之所钟“：旧国有年代，青楼思艳妆。古人无岁月，白骨冥丘荒。……叹世已多感，怀心益自伤”（刘希夷《蜀城怀古》）“，岁月移今古，山河更盛衰。……人事互消亡，世路多悲伤。北邙是吾宅，东岳为吾乡。君看北邙道，髑髅萦蔓草”（刘希夷《洛川怀古》）。文学意味都是很浓的。

在观照历史中，他们有意识地去突出其变化，使前、后相形，构成强烈的对比，造成震撼心灵的效果，如吴少微的《过汉故城》，写汉高祖打下天下后是“何其赫盛隆”，但衰落时却是“馀基不可识，古墓列成行”了，一咏三叹，悲怆感伤。李峤的《汾阴行》（《全唐诗》卷五十七）也是如此，盛时的“宾延万灵朝九戎”和衰时的“千龄人事一朝空……坛场宫馆尽蒿蓬”构成强烈对比，然后以浓郁的笔调写出诗人的感伤来：“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诗以赋的笔法来写，极尽排比铺饰之能事，情调凄凉而又不失华美绚丽。其实排比铺陈的赋法几乎成了引领文学走出政治泥淖的最典型手法，像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王勃的《临高台》、宋之问的《谒禹庙》、徐彦伯的《比干墓》等。因为在这种反复吟唱、不断咀嚼中，悲剧才超越了功利，审美才得到了升华。其二，将咏史、怀古与个体生命联系起来，咏叹身世，抒写抱负，感慨遭遇，承继的是左思《咏史》的传统。①这可以卢照邻、陈子昂等人为代表。卢照邻《咏史四首》分咏汉代四个人物：季布、郭林宗、郑太、朱云，此四者，皆非常之人也，而为诗人所心折：“凛凛千载下，穆然怀清风”，诗中再三致意焉。既是吟咏历史，又是自咏怀抱。如果说卢照邻诗中所显示的是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力量的话，那么，当陈子昂登上蓟丘览古时，触目所见，感发更多的则是无奈、幽怨和惆怅“：南登碣石坂，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燕昭王》）。这些与前期相区别的新变也透露出盛唐诗的一些消息。

历史既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又是生命主体的存在。因此，在历史意识滋乳下的初唐文才学表现出如此浓郁的时空意识和生命意识。咏史、怀古以及登临、揽古等类型的诗歌自不必论，即使在其它类型的诗歌中，这一意识也普遍存在。比如唐太宗，总是将诗意的空间置于历史的时空里，诗人身在唐初，而诗思却回溯到遥远的历史深处，一些历史场景和历史传统的典型记忆，唐尧、虞舜、周文武、汉高祖等前代帝王的形象，隋唐之际的战争场景等，总是很清晰地出现在诗里。在初唐另外一些诗人身上也是如此，“怀古空延伫，叹逝将何言！”（刘孝孙《早发成皋望河》）这是在行役中的生命感慨“；蓬阁桃源两处分，人间海上不相闻。一朝琴里悲黄鹤，何日山头望云？”（李峤《送司马先生》）这是送别诗中的时空意识；“幸以知音顾，千载有奇声。”（刘孝孙《咏笛》）这是在咏物诗中的时间意识。还可以举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奉和应制诗，这是历来被文学史家看成是最为应景的文字，即使在这些最为应景的文字中，也经常以时间为说“：一奉章台宴，千秋长愿斯”（袁朗《秋日应诏》）、“愿奉光华庆，从斯亿万年”（魏徵《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幸因千里映，还绕万年枝”（上官仪《咏雪应诏》）。虽然这些诗不过是游宴享乐中的文雅点缀，难免颂圣、谄媚的嫌疑，但是时空意识的加入毕竟使它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功名意识可以说是生命意识的另一种延伸和表现，历史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必然引动功名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正因为如此，在初唐文学中“，立功”、“勒石”、“扬名”“、不朽”这样一些字眼儿才会出现在几乎所有文人的笔下：“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张”（王珪《咏淮阴侯》）、“会勒燕然石，方传车骑名”（窦威《出塞曲》）、“卒使功名建，长封万里侯”（张宣明《使至三姓咽面》）、“二庭无岁月，百战有功勋”、“何言投笔去，终作勒名回”（沈佺期《塞北二首》其一、其二）。尤其是初唐四杰，立功不朽、名垂青史的价值取向已经刺激得他们热血沸腾，王勃说：“此仆所以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也。”（《思春赋》）杨炯说：“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卢照邻说：“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咏史四首》其一）“荣”者非他，青史留名之谓也。“名与日月悬，义与天壤俦。”（其四）不但令人想像所咏古人风采，也令人想像咏诗人的慷慨心志。骆宾王内心躁动不安，强烈的功名心和不得一伸的压抑使他几乎垮掉，这也是四杰中表现得异常突出的一个，他在赋里说：“所耻者没而无称，所贵者存而不朽”（《灵泉赋》），诗中的功名意识更是俯拾即是“：釣名劳拾紫，隐迹自谈玄”（《叙寄员半千》）、“勒功思比宪，决略暗欺陈”（《咏怀古意上裴侍郎》）。

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波及到唐太宗身上。身为帝王，人们不会把功名意识和他联系起来，但在太宗的诗文中，“功名”二字却是常不离口：“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饮马长城窟行》）“、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赋尚书》），这里面既含有当下的荣耀，也有对历史的敬畏。其实对功名的重视远不止初唐，这已经成了整个唐代的普遍价值取向。如李白《长歌行》“：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高适《蓟门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杜甫《前出塞》“：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白居易《浩歌行》：“朱颜日渐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处？……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知奈何。”聂夷中《短歌行》“：古人耻其名，没世无人知。”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是以“名”为说。虽说立功、立名在古代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此广泛而又集中地出现，还是不能不令人关注。这是历史意识对初唐文学影响的另一个表现。四历史意识对初唐文学的影响当然远不止此，下面再以诗歌中的“高台”意象为例作一些补充。在唐初君臣的诗歌中“，高台”意象密集出现。这些“高台”意象大致有两种，一种主要发生在高宗、武后和中宗时期，多出现在游赏宴乐奉和应制一类诗里，而以上官仪、沈宋、李峤等人为代表，如“峻雉聆金柝，层台切银箭”（上官仪《奉和颍川公秋夜》）、“亭亭出迥岫，皎皎映层台”（李峤《秋山望月酬李骑曹》）、“岭上楼台千地起，城中钟鼓四天闻”（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此类“高台”意象只是显耀帝京奢华壮丽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表达的是对太平盛世的颂美，并不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另一种“高台”意象则不同，主要出现在“临高台”的诗意中“，高台”或者为诗人登临之处，或者为诗人书写时所处的虚拟视角。这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种“高台”意象，四杰、陈子昂等人可为代表。这一类“高台”意象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开阔的视野，二是和历史的密切关系，如陈子昂《春台引》：“怀宇宙以伤远，登高台而写忧。迟美人兮不见，恐青岁之遂遒。……群仙去兮青春颓，岁华歇兮黄鸟哀。富贵荣乐几时兮，朱宫碧堂生青苔，白云兮归来。”又如王勃《临高台》，写得更为酣畅淋漓“：临高台，高台迢递绝浮埃。瑶轩绮构何崔嵬，鸾歌凤吹清且哀。俯瞰长安道，萋萋御沟草。斜对甘泉路，苍苍茂陵树。高台四望同，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耀，璧房锦殿相玲珑。

东弥长乐观，西指未央宫。赤城映朝日，绿树摇春风。旗亭百隧开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娼家少妇不须颦，东园桃李片时春。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这不是望中的高台，而是诗人登临的高台；但诗人之意又不在登临，而只是想通过“高台”获取一个更高旷、更辽远的视野。站在“高台”之上“，俯瞰”长安城，自然风物，通衢大道，车水马龙，楼阁亭台，各色人物，尽收眼底，一一上演着人间的悲喜剧。诗中虽然也极力摹写帝京之繁华壮丽，但最后又总归到“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一笔将上文抹倒。临“高台”不是出于游赏，而是充满了历史的沉思，以极繁盛衬极衰败，写出极冰冷来，这是和上官仪、沈宋、李峤等人的大不同处。由此可见诗中的“高台”意象并非写实，而只是一种象征，是视野或视角的象征，其实也就是历史意识的另一种表露。正因为如此，所以“高台”意象不必尽存于“高台”（包括“层台”“、帝台”“、楼台”等）字样中，它更广泛地隐含在具有历史视野的诗里，如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等长篇巨制，都表现得非常明显。“高台”意象的产生可能还有其它原因，比如汉代大赋，曾借助于更高的时空视角进行东西南北、纵横古今的铺陈，但是历史意识的影响恐怕才是初唐诗歌“临高台”意象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历史意识使人超越当下，超越有限，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拥有更宏阔的视野，而这，恰恰是“高台”意象产生的要件和主因。另外还应看到，这些“高台”意象的意蕴远比这丰富得多，它不只意味着高大、壮观、崇高或者盛世的繁华，它还是初唐人博大襟胸、超迈气度的自然显露；在弥望中所见到的也不只是空间的敻辽，更是时间上的无穷。当陈子昂登上幽州台脱口而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时，那其实已不是一个人的悲歌长吟，而是初唐历史意识逼出的整个初唐人的一声呼喊。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历史意识的引领，它不可能如此厚重，如此强烈，如此震撼。这是读六朝文学所见不到的。由此不难看出，从切近政治的史鉴意识发端，初唐文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文学和审美，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历史意识、政治情怀和文学精神熔铸在一起。可以说，没有这一切，就不可能有初唐文学，也很难想像盛唐文学会以怎样的姿态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