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文学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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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晚号眲叟，清代贵州独山人，著名藏书家和目录版本学家，宋诗派代表诗人，对于贵州地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贡献尤多，被《清史稿》誉为“西南大师”①。莫友芝虽然没有专门的文艺理论著作，但在他的一些诗篇和序跋中却零碎地表达了他的文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明清两代边远地区贵州文艺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而得知远离文化中心的贵州为何能成为清代宋诗派的重镇的原因。又据《独山县志•人物传》②、莫俊卿等《莫友芝的族属初探》③一文的考证，莫友芝为布依族，则他的文论思想亦可被看作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重要的文化遗产，《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即收录其有关文论的序跋两篇④。

莫友芝的学术渊源首先是受他父亲莫与俦的影响。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贵州都匀府独山州人，嘉庆三年中举，嘉庆四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时，莫与俦得与汉学大师相师友，莫友芝在《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公行状》（以下简称《莫公行状》）中说“：盖公少时所治，唯取士五经，及成进士，座主则相国朱公珪、刘公权之、阮公元；又师事相国纪公昀、编修洪公亮吉；而同年友如编修张公惠言、主事郝公懿行、尚书姚公文田、王公引之，讲六书、明汉学者数十计，故熟于国朝大师家法渊源。”⑤因此，莫与俦的汉学造诣非同一般，其后来教育学生及子莫友芝即以汉学为基础，兼修宋学。《莫公行状》云“：逮授子友芝经，乃令以雅故为本。”⑥这种教育方法为莫友芝打下了坚实的汉学基础，故曾国藩《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云：“久之，门人郑珍与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硕儒矣。”①关于学问根基对于诗词创作的重要作用，莫与俦有清醒的认识：“前辈能者皆根柢磅礴，以其余发为词章，故若是，诸生诚求所以能若是者，则决科又不足言矣。”②《莫公行状》中还说：“公论诗文，于汉唐宋无所偏主。”并记述了莫与俦对诗词的看法“：人论诗，皆以王孟章柳，以渊明，吾观韩昌黎，真得渊明气象。学者知此，可与言诗。”③莫与俦不偏唐宋一家，对韩愈诗歌学问深厚的认识，无疑对莫友芝、郑珍这两位宋诗派代表诗人的诗学观念有重大影响。程恩泽对莫友芝的文学思想也有重大影响。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官至户部侍郎，师事朴学大师凌廷堪，为阮元再传弟子，是清代道、咸宋诗派的首倡者，论诗尤重学问，其《金石题咏汇编序》云：“《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他，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④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学习韩愈、黄庭坚，张穆在《程侍郎遗集初编序》中说他“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厚，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⑤，他自己在《赠谭铁箫太守》中也明确表达了推崇杜甫、韩愈和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社：“独于西江社，旆以杜韩帜。”⑥道光五年（1825），程恩泽任贵州学政，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皆出其门下，这对郑珍、莫友芝融通汉、宋两学，成为清代宋诗派的中坚人物意义重大。陈衍《石遗室诗话》云：“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隽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涧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于程春海侍郎门下。”⑦在这些人物当中，郑珍所受影响尤大，他20岁获选拔贡生时，程恩泽读到他的文章后，以为孺子可教，并对郑珍进行教导：“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两汉之书？”⑧程恩泽又以汉代贵州先贤尹珍相期许，为郑珍取字为子尹。郑珍从此师从程恩泽，潜心小学，并于道光六年追随程恩泽至湖南幕中。而郑珍和莫友芝相交尤深，他的诗学观对莫友芝应该不无影响。莫友芝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说：“子尹长友芝五岁，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义郡学，子尹居东八十里乐安溪上，数以秘册互假写勘往还。丁酉后，春官奔走，郡乘牵绊，两人共晨夕尤多。……计订交至今且三十年，中间饥驱离索不常合，并靡不以学行文章相砻砥……”⑨两人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朝夕相处，探讨学习，相互影响，形成了近乎相同的文学观念，共同成长为清代宋诗学派在贵州的代表人物。对莫友芝的文学思想产生过影响的还有清代的中兴功臣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他不仅是清代政坛的风云人物，还是清代桐城文派、宋诗派的中坚人物，其论诗推重黄庭坚，其《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云：“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肸蚃。造意追无垠，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

曾国藩于此对黄庭坚的诗歌大加赞赏，并公开表示自他宗尚黄庭坚诗风后，诗坛风气为之一变。陈衍《石遗室诗话》也云：“湘乡出而诗、字皆宗涪翁”②，又说：“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③曾国藩凭借自己的诗文创作和理论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莫友芝和曾国藩为莫逆之交，黎庶昌《莫征君别传》记载：“丁末会试，公车报罢，与曾文正公国藩邂逅于琉璃厂书肆。始未相知也，偶举论汉学门户，文正大惊，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即过语国子监学正刘椒云传莹，为置酒虎坊桥，造榻订交而去。”④莫友芝归黔后，曾有诗赠曾国藩，曾国藩亦有《赠莫友芝》相答。后黔中大乱，莫友芝又客曾国藩幕达十几年之久，直至客死兴化里下河。于此可见，曾国藩的有关宋诗的言论不能不对莫友芝产生影响。

1.贵州地方文学史观。贵州僻处西南一隅，几乎和中原地区隔绝，直到明代才开始建省，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人们的心目中历来是文化的荒漠。而莫与俦、莫友芝父子两代人，试图改变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意欲对贵州教育史和文学史进行梳理，使之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而也使他们父子成为意识明确的地方文学史家。莫与俦在《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中云“：学校之兴，人才所系。……”⑤莫友芝在编《黔诗纪略》的时候，把莫与俦的这篇文章放在了开篇的首要位置，以明贵州文学的发展是在教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开始的，对此他有明确的说明：“先教授犹人府君有《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谨引附于篇，以见黔文兴起之所由。”⑥其根据这种观念所编集的《黔诗纪略》共收贵州明代诗人241人，存诗2498首，显示了贵州有明一代辉煌的诗歌创作成果，其编撰体例为：“其书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旁征事实，各系以传，而大要以年为次。”⑦这表明其编撰这部33卷的明代贵州诗歌总集时是有明确的文学史观念的。其为明代贵州代表诗人谢三秀的诗集《雪鸿堂诗搜逸》所作的序中对贵州诗歌的发展史亦有明确的论述“：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正，条衍于景、成以来，而桐豫于隆、万。自武略而止蓭，而用章、廷润、竹泉、汝锡，而时中、西园，而唐山、子昇、宗鲁、伯元，而道父、吉甫、徐川、元淑，百有余年。榛莽第开，略具途轨。山甫、湜之、内江诸老，又一意儒学，特余事及之。洎乎用霖《味澹》、卓凡《屡非》，炳麟铿訇，道乃大启。一时方麓、邓州、泠然、瑞明、心易、循陔、美若、无近、少崔、小范，旗鼓响应，延、温、沅、潕间，几于人握灵珠，家抱荆璧。”①从贵州诗歌的萌芽、发展到成熟繁盛，通过具体时间、具体作家、代表诗人串联成清晰可睹的贵州诗歌发展史。其中既用时间的观念来彰显历史，又用代表诗人突出其成就，说明贵州诗歌滥觞于明代宣德、正统年间，其代表诗人则为王训、詹英、黄绂等，这些诗人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的诗歌创作，对于贵州诗坛具有拓荒的意义；在景泰、成化年间，贵州诗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诗人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而隆庆、万历年间，则是明代贵州诗歌的繁盛时期，这个时期不但产生了潘润民、赵其杰等优秀诗人，而且诗歌创作在贵州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几乎到了人人都可以舞文弄墨、吟诗作句的地步，贵州代表诗人谢三秀就是在这一繁盛的局面下横空出世的。

2.“性情”和“学问”融通的诗学观。自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有别趣，非关书也；诗有别味，非关理也”之说出来之后，诗坛就形成了一股反对宋人“以文为诗，以学为诗，以理为诗”的潮流，明代前后七子在复古诗潮中还明确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清初王士祯提出“神韵说”、沈德潜提倡“格调说”、袁枚主张“性灵说”，实际上走的还是尊唐的诗歌道路，重视诗人的“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而乾嘉之际考据之学的兴盛，翁方纲“肌理说”的提出，诗坛上又形成了一股宗宋的诗潮。这派诗人以程恩泽、祁隽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为代表，重视“学问”，以学问为根柢，主张向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学习，提倡宋调。莫友芝就是在这样的诗学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首先，莫友芝认为诗歌创作要以学问为根柢，要向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学习，其《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云：“圣门以诗教，而后儒者多不言，遂起严羽‘别材、别趣，非关书、理’之论，由之而弊竟出于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诗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则有矣！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家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②莫友芝首先批评了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认为这种理论造成了浅薄粗疏的诗风，致使诗歌创作走上了邪僻的道路。然后，他又指出自古至今凡是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诗人都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以学问为根柢，则作诗时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源泉，写出的诗歌才能浑厚蕴藉、诗味隽永，故他自述学诗的经历和教人学诗时，往往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效法的榜样，他在《答温生瑶光》一诗中说：“请君俎豆昌黎公，戛戛自扫陈言空。上追甫白下郊籍，天浆霞佩神交通。”

学诗要学韩愈，不落陈言，还要追随杜甫、李白，效法孟郊、张籍。在《和柏容见题旧诗草韵》一诗中，他还说“：杜陵矗孔道，上与日月根。昌黎续孟业，引此绳绳孙。荀扬宋三宗，遗响袭芳荪。李苏别庄老，旁敬难孤尊。少年妄持论，自笑皮毛扪……”①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学道路、韩愈“根之茂者其叶盛，膏之沃者其光晔”的文学理念犹如孔孟之道，荀子、扬雄、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都是后代诗人应该认真学习的对象，而李白、苏轼就像是庄子和老子，也应该有所涉及。对宋诗根于学问的提倡，在莫友芝的诗学思想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其次，莫友芝为诗提倡以学问为根柢，但他对唐诗的气象宏大、境界深远、情韵感人并不轻视，他于重“学问”的同时，并不忽视“性情”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主张“学问”和“性情”的融合。他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说郑珍精通汉学之后，又云“：乃复遍综洛闽遗言，精研身考，以求此心之安。涵以天地时物变化之妙，证诸世态古今升降之故，久之焕然于中，乃有确乎不可拔者。”②郑珍不但精通汉代经学、训诂，而且旁通宋代义理之学，汉宋两学的融通使郑珍博古通今，境界浑然乃大，其作诗时就能够“而才力赡裕，溢而为诗，对客挥毫，隽伟宏肆，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而要其横驱侧出，卒于大道无所牴牾，则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③才力的充盈成就了郑珍“隽伟宏肆”、旁逸横出、瑰丽多姿的诗歌风格，而“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是说其诗歌充满了感性形象，性情外露，富于感情；关于郑珍作诗时充满了“性情”的情形，莫友芝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也有论述：“当其兴到，顷刻千言；无所感触，辄经时不作一字。”④由此可见郑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充满了真实的性情。“则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则是说其诗歌是学人之诗，是以学问为根柢的。既以“学问”为根柢，又充满真实的“性情”，“性情”和“学问”相融通，才能写出“隽伟宏肆”的瑰丽诗章。这就使清初以来的尊唐还是宗宋的关键话语“性情”和“学问”得到了调和，浑然融于一体。莫友芝在《书为庭芝弟选莲洋诗后》中又说：“使学更能称才，太白、东坡一间耳。”⑤如果学问和才华性情相称的话，那就能成为和李白、苏轼比肩的诗人。比莫友芝晚了五十多年的光宣年间的陈衍后来在《石遗室诗话》中说：“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⑥在《近代诗钞》序中，陈衍也指出这批诗人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⑦“学人之言”是指以“学问”为根柢，“诗人之言”是以“性情”为依归，这两者的结合，显示了尊唐和宗宋的调和。“学人之诗”“、诗人之诗”这一概念，钱谦益、黄宗羲等清初学者已经提出，陈衍的贡献在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使两者合二为一，相互融通。而莫友芝所说的“讲学家所未有……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他虽然没有用“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这样的话语来明确的说明，但其兼学人和诗人的身份，对学问和诗歌创作都有真切的体会，与郑珍又是三十多年的老友，故能深刻理解诗歌创作的甘苦，我们还是不难从中体会出他调和“学问”和“性情”的诗学旨趣。

3.以“婉约”为正宗，提倡“清空”风格的词学观。莫友芝的诗学思想是建立在对严羽的“别材、别趣”说的批评上的，其词学思想也是建立在对清初词坛的批评上的，颇似李清照的《词论》。首先，莫友芝批评了清代词坛的三种弊病：蒋士铨（号藏园）的质朴粗犷；吴锡麟（号谷人）的气韵固实，不够空灵；郭麐（号频伽）的风骨孱弱。其《〈葑烟亭词草〉序》云：“窃论近日海内言词，率有三病：质犷于藏园，气实于谷人，骨孱于频伽。”①蒋士铨属于清初陈维崧所开创的“阳羡派”，陈维崧词学习苏轼、辛弃疾，提倡豪放词风。但清代中期，康雍乾盛世不再，社会现实呈现一种衰败的景象，阳羡派末流浅率叫嚣，豪放不足却粗疏有余，莫友芝对蒋士铨的批评即是对此种词风的批评。吴锡麟、郭麐属于清初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朱彝尊推尊词体，崇尚醇雅，适应于统治者歌舞升平的需要。浙西词派发展至清代中叶，以历鹗为代表，吴锡麟、郭麐为辅，其末流未免襞积饾饤，把词引向淫鄙虚浮的死胡同，意浅境狭，莫友芝对吴锡麟、郭麐的批评即是对浙西末流的批评。其次，莫友芝又批评了清代中期婉约派词人的三种弊病。他在《〈葑烟亭词草〉序》中又云“：其倜然不囿习气，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专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服梅溪而佻。故非尧章骚雅，划断众流，未有不摭粗遗精，随波忘返者也。”②有的人专学秦观却只得其肤廓，有的人学习周邦彦却只得其靡丽，有的人学习史达祖却只得其轻佻。这些人大多只是随波逐流，只学到了粗浅的表面风格，而没有学到他们词作的精华。再次，莫友芝又批评了清代中叶因生活狭窄和词境单一而流行的一种真气少存、意旨浅薄、枯瘠琐碎的词风。其《陈息凡〈香草词〉序》云：“词自皋闻选论，出其品第，乃跻诗而上，逌然国风、乐府之遗，海内学人始不以歌筵小技相疵亵。嘉道以来，斯道大畅，几于人金荃而户浣花。然或意随言竭，则浅而寡蕴；音逐情靡，又荡而不归。”③皋闻是张惠言的字，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论词主张意内言外，比兴寄托，把词提高到和诗同等的地位，但忽略了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的社会使命，落入了只重形式、技巧的泥淖。故莫友芝批评这股风气中的很多词缺乏言外之旨，意蕴浅薄寡淡，只是在音韵、技巧上下功夫。批评了上述三种词坛弊病之后，莫友芝又通过对贵州两位词人黎兆勋、陈钟祥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首先，莫友芝严守尊体的传统观念，以婉约词为词坛正宗，提倡雅音。其《〈葑烟亭词草〉序》云“：其倜然不囿习气，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专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服梅溪而佻。故非尧章骚雅，划断众流，未有不摭粗遗精，随波忘返者也。”④莫友芝在此处指出了词坛的三种弊病，也透露出莫友芝视以秦观、周邦彦、史达祖为代表的婉约词为词的正宗，并说只有像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那样的词人雅作才能够在当时随波逐流的词风中独树一帜。在《陈息凡〈香草词〉序》中，莫友芝又云：“其近、慢诸制，亦复揉才于律，翕然雅音。”①在词作中揉入了才学，全然都是雅正的音调。对于雅词的提倡显示了莫友芝作为一代学人的理想的词学观念。其次，博采众长，提倡清空的词风。其《〈葑烟亭词草〉序》云：“柏容少近辛、刘，繙然自嫌，严芟痛改，低首秦、周诸老，而引出以白石空凉之音，所谓前后三病，已无从阑入。”

黎兆勋，字柏容，遵义人，莫友芝说黎兆勋少年时学习辛弃疾、刘克庄，词风豪放；经过严格删改后，努力向秦观、周邦彦等婉约词人学习，最后以姜夔为典范，词风达到了清空悲寂的境界，经过多方面的学习之后，前文指出的六种弊病，在黎兆勋的词里已经看不到了。再次，要求词律精严，音韵谐调，具有感人的力量。其《〈葑烟亭词草〉序》云“：余每持苛论，即一字清浊小戾于古，必疵乙之，而柏容常以为不谬，日锻月炼，不尽善不已。近则每变愈上，虽子建好人讥谈，人亦何所置喙？”③在和黎兆勋讲论诗词的时候，莫友芝对于音律的和谐要求得非常严格，黎兆勋在其督促之下，词的创作不断进步，《〈葑烟亭词草〉序》又云“：昔吴尺凫为词，在中年以后，故寓托深而揽撷富，宋牧仲虚怀讨论，其词可上拟北宋。柏容兼之，宜其幽宕绵邈，使人意移，为之不已，于长水、乌丝、珂雪间参一坐，岂有愧哉？”④莫友芝称赞黎兆勋的词内容丰富，寄托深刻，情意绵邈，具有感人的力量，可与北宋人创作的词相比拟。在《陈息凡〈香草词〉序》中，莫友芝又评陈钟祥的词曰“：如集中无题诸令、引，读之迷离惝恍，使人无端哀乐，一往而深。”

此外，莫友芝在《〈葑烟亭词草〉序》、《陈息凡〈依隐斋诗集〉序》、《〈播川诗抄〉序》、《〈播雅〉序》等序跋中还对“穷而后工”、诗歌的风骨、诗人气质和诗歌风格的关系、地方环境风俗对诗歌风格的影响等都有所阐释，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得知莫友芝的诗学道路和心路历程，对于研究宋诗派的诗歌风貌不无裨益。结语我们通过分析莫友芝散见于各种序跋和诗歌创作中的文学观念，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极有创见的少数民族优秀的文艺理论家。他关于贵州文学发展史的论述，从中可知贵州文化发展筚路蓝缕的艰辛道路，对于保护贵州地方文化，保存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文献具有重大意义；他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合二而一”的观念，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相关话语中得到他调和“学问”和“性情”的诗学旨趣；他的词学观念具有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包融精神，对于清代词学理论和词的创作也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