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文学看先锋小说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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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大陆文学作品中凡是建构民族国家、讲述新中国合法性、写革命题材的都得到大力扶持，而讲述个人事件和感觉的作品（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等）则遭到批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均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在文学领域先后有国外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品及理论大量输入中国。人体艺术大展、《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合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以及各种艺术门类得到大胆的创新实验。“寻根”热潮、“现代派文学”及讨论、“朦胧诗”及论争竞相登场。这一切在颠覆和摒弃旧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为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了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产生的，并于1987由《人民文学》和《收获》两份文学杂志集束刊登“先锋小说”而达到高潮。笔者尝试从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学》对“先锋小说”的刊登动机入手，考察这一行动与政治意识形态之关联。

一、《人民文学》的“表态”与行动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曾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在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是由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决定的。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要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在副主编刘心武接替王蒙成为主编后，于1987年第1期和第2期合刊上刊登了莫言的《欢乐》、刘索拉的《跑道》、马原的《大元和他的寓言》、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北村的《谐振》、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同时刊出了伊蕾的诗歌《独身女人的卧室》。在《编者的话》中，以《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为题阐明了该刊“早已显示出锐意改革的意向”：“你可以坚守你所倾心的那一元，也可以不断改变你所投向的那一元，也可以同你所不喜欢不赞同的那一元进行平等的争鸣，但不可以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你那一元之外的其它各元。在多元化中大家应遵循‘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鉴于此，本刊重申：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刊物，我们是为老、中、青所有作家服务的，是既为专业也为业余、既为名家也为新人服务的，是对各种品类、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敞开园地的。”“文学”向来处于“政治”漩涡之中，从“朦胧诗”到“现代派文学”的论争中，持不同意见者一直讨论得轰轰烈烈，官方在文学和思潮“解冻”的过程中，又不断涉足争论，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关于“异化”的批判，同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多元”的立场互相交锋，反映出当时文学环境的活跃与复杂。而1987年的《人民文学》的一番“表态”算是对“创作自由”的确认与强调。不过，紧接着在1987年第3期《人民文学》就因为刊出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而引起争议，为此《人民文学》不得不做出检讨和道歉。在题为《严重的错误，沉痛的教训》文章中，编辑部说由于该小说庸俗猎奇，诬蔑凌辱了藏族同胞，损害了藏族同胞的情感，受到有关部门的指责，现认识到小说作者的灵魂是何等肮脏，在此向广大藏族同胞和读者道歉：“我们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主要的，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造成我们编辑部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面对所谓‘文学新潮’，一些编辑人员片面追求艺术探索”，“美丑不分，良莠莫辨，把一篇充满污秽的文学当作是文学的探索”。在这一期刊物最后，刊登了几篇少数民族读者对《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批判文章。其中一篇是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院长、蒙古族任世琦的《让坏事变好事》，他在文中指出：这一小说不是孤立现象，近年来有人生搬弗洛伊德理论，大量性题材充斥作品，性成了被任意拿捏的对象。这涉及到作品写作的内容或题材，事实上大部分批判都是从内容出发的，近而认为作品艺术低劣。作品对乱伦、活佛转世都用了藏族形象和地域，当然难免“误导”读者而招来指责。对活佛转世的性交场面的描写必然会被视为攻击宗教，对人物的乱伦描写也因其藏族“标签”而必然引起“愤慨”。因为这一事件，《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被停职检查，1987年第10期刘心武才重新恢复主编工作。以后的《人民文学》几乎未发表“先锋小说”。直到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学》又刊登了一批“先锋小说”：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风琴》和苏童的《仪式的完成》，并同时刊出作家笔谈：王朔的《我的小说》、余华的《我的真实》；在“文学圆桌”专栏里刊出了重要的“先锋小说”分析文章：陈晓明的《无边的存在：叙述语言的临界状态》、张颐武的《语言和言语》。第6期刊出莫言的小说《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这反映出《人民文学》对“先锋小说”的持续关注。从上述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上，“多元”最终是有限定的，无论艺术上如何先锋，在思想内容上不能有太多的“歧异”，否则从延安的解放区文学运动延续下来的批判传统是不会轻易放过思想批判的。

二、《人民文学》刊登“先锋小说”的波折及其政治性

1990年第4期开始，《人民文学》刊物上不再出现主编、副主编和编委姓名，到了第7期和第8期的合刊，刊物的主编姓名就换成刘白羽和程树榛，并不再出现编委姓名。该期刊物上以“编辑的话”发表了题为《九十年代的召唤》文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郑重检讨了该刊的错误：“近一段时期以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导向下，脱离人民、脱离现实，发表了一些政治上有严重错误，艺术上又十分低劣的作品”；“我们一定坚持社会主义文学方向，不使这一人民的文学阵地，为少数‘精神贵族’所垄断”；“但无论什么风格和形式的真正有价值的文学，都不可移易的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一定要到沸腾的人民生活中去”；“只要有正确的导向，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反对的教育与斗争进行下去，荡涤污泥浊水，扫除野莽荒榛，就会为劳动人民掌握文学开辟广阔的道路”。从检讨的内容及该刊的行动来分析，文章中“精神贵族”之所指，与“先锋小说”直接相连；而联系时代背景，“资产阶级自由化”、“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内涵，则与1989年的“六•四”学潮密切相关。尽管可以存在并需要多种风格和流派，“但……”之后的内容才是重点，不得违反。“人民”这个词重新获得不需言说和限定的含义，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利和标准。这一整篇文章口吻近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两期的合刊上发表的小说是：刘绍棠的《黄花闺女池塘》、浩然的《碧草岩上吹来的风》、邓友梅的《相逢在巴黎》、贾平凹的《美穴地》、何立伟的《明月明月》等17篇，整个年度并未发表过“先锋小说”。而主编等人的姓名不再出现在刊物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大我”最终覆盖了“小我”。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需要自己的秩序，文学只能在现存的秩序中实现自由，“多元”是有限的“多元”，“百花”必须是没有毒性的“百花”。就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来讲，“小说”要么不能登大雅之堂，要么就讲述国家与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否则就退出舞台“自娱”。“”结束后，刘心武的《班主任》曾成了“伤痕文学”的重要起点，那时的新领导人需要文学来讲述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错误，同时也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合法性；1989年的“六•四风波”之后，各种文学和思想流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满怀憧憬的乌托邦自由理想已经抵达了它的边界，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让“自由”回到新的秩序，接受新的领导，因此，刘心武在《人民文学》的主编职位的结束就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导下，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文学作为启蒙的先锋责任已经渐渐淡出。在消费主义、影视、网络等“快餐文化”的潮流中，文学的“危机”越来越“显著”。这样，既反商业潮流、又不与政治合谋、“回到自身”的“先锋小说”，便显现出了“生存”的窘境。因此，尽管1990年以后“先锋小说”同样能继续发表和出版，但在20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作家陆续向传统和现实“回归”，意识形态展现出了它对文学深远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