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补注杜诗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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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希、黄鹤的《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又名《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杜诗补注》），以其编年之详细，考证之精而为后世许多注家所采用。作为集注本，其中还保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成为研究杜诗乃至其他知识的珍贵资料。黄氏注本的文学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文学价值

《黄氏补注杜诗》对杜诗从内容思想到艺术形式都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释。首先，揭示杜诗思想内容。如卷六《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两句，黄鹤笺曰：吴公以谏而黜，杜公同在言路，不能辨其屈，徒作诗以自责。异乎范文正公以谠直去国，而余襄公上疏论救亦贬。尹师鲁、欧阳公相继论说，又皆贬降。此亦见本朝养成士气，可使沉默偷安者为之愧死也。又如，卷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黄鹤笺曰：唐自天宝之乱，民不得其居处者甚多。公因茅屋为秋风所破，遂思广厦千万间之庇。其为忧国忧民之念至矣。再如，卷三十二《东屯月夜》“抱疾漂萍老，防边旧谷屯”句，黄希曰：公在羁旅中，犹能屯谷以防边，可见忧国之深矣。以上分析到了杜甫“一饭未敢忘君”的忠君思想和正直无私、仁民爱物的伟大人格。其次，揭示杜诗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杜甫诗艺精湛，各种艺术手法在杜甫手中都能运用得炉火纯青，其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最为后人所称道。《黄氏补注杜诗》也关注到杜诗中的比兴手法。如卷三十《八月十五夜月》：“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句中，黄希笺曰：公于诗中亦多用转蓬字，偶于此发，公自伤之意耳。杜甫晚年漂转巴蜀、荆湘间，故常有身世悲凉之感。又，卷三十五《登岳阳楼》一诗，黄鹤笺曰：唐子西云：“过岳阳楼观子美诗，不过四十字耳，气象闳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余谓一诗之中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一联尤为雄伟。虽不到洞庭者，读之可使胸次豁达。

短短几句话就对杜甫此诗的艺术性做了很精到的揭示。再次，鉴赏和点评相结合笺释诗意。《黄氏补注杜诗》在笺释诗意的同时，还对一些好词妙句进行品评。如卷十九《奉和》“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句，《黄氏注本》引余葵注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如此二句后寂寥无闻。’”又如，卷三十《十六夜玩月》“关山随地阔”句，黄希笺曰：“公于月诗多用‘关山’字，如曰‘关山空自寒’、‘关山同一照’与此是也。盖本乐府有《关山月》，又王褒诗‘关山夜月明’。”此外，《黄氏补注杜诗》注引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其中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内容包罗万象，有经史传记、百氏杂书、考古博物、山川风土、鱼虫草木、诗词评论、奇闻怪事、问卜星象等。并保存了大量的文学史料。首先，《黄氏补注杜诗》引用了许多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其中有许多的唐前文献已经在流传中散佚，即使存者也或多或少的有残讹，因此黄氏注本所引文献无论从辑佚，还是校勘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魏晋时期的其他文学总集逐渐亡佚，而《文选》的影响越来越大。早在隋代就有萧该为《文选》作注，发展到唐代李善注《文选》，成为集大成者。李善注一直为后世所关注，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在李善注《文选》的题解中称：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运赠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赠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济曰、向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①其下又引用了很多的例子证明李善注《文选》未曾有单行本，现流传的李善注本是从“六臣注”中析出整理而成。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宋代的各种书目，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文献均同时著录过李善注和“五臣注”，而无有“六臣注”。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六臣《文选》”，已经是李善注本流行后好几十年的事了。②其次，李善注和“五臣注”分别流行的例证还存在于宋代其他的文献中。黄氏注本中就分别引用到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内容。其次，《黄氏补注杜诗》保存了许多两宋时期的文学作品。如卷二十七《宴戎州杨使君东楼》“重碧拈春酒”句，洙曰：一作酤。苏曰：欧阳文忠公曰：“酤”当作“拈”。赵曰：“旧本作‘酤酒’，非也，善本作‘拈’……黄鲁直在戎州时，‘王公权家荔子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诗，‘试倾一杯重碧色，快擎千颗青红肌’。”“轻红擘荔枝”句，鹤曰：“山谷在戎州有《和任道食荔枝》诗云：‘六月连山柘枝红。’又有《廖致平送绿荔枝》诗云：‘能与同此绝滋味，唯有老杜东楼诗。’盖本此诗‘胜绝惊身老’之句也。”按，以上所引的诗句分别出自黄庭坚的《次韵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之二）与《廖致平送绿荔支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支绿酒亦为戎州第一》两首诗。《黄氏补注杜诗》还保存了许多两宋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思想。如卷十八《送蔡希曾还陇右寄高三十五书记都尉》“身轻一鸟过”句，引余注曰：“《欧公诗话》云：初，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过’字，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从此条资料不仅可以得知杜诗在宋代的流行状况，而且也能了解宋人校勘杜诗的情形。另外，《黄氏补注杜诗》引用了大量宋代诗话、笔记材料，如蔡启的《蔡宽夫诗话》、佚名的《漫叟诗话》、惠洪的《冷斋夜话》、马永卿的《懒真子》、黄朝英的《缃素杂记》、邵伯温的《邵氏见闻录》、严有翼的《艺苑雌黄》、程泰之的《演繁露》、吴虎臣《漫录》、胡元受《丛话》等，有些文献如吴虎臣《漫录》、胡元受《丛话》等均已散佚，即显得弥足珍贵。《黄氏补注杜诗》还保存了宋代其它文史资料。如卷二十《山寺》“鹦鹉啄金桃”句，黄鹤曰：“崇仁饶焯景仲与余言，尝见武林有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因知《东都事略》所记外国进金桃、银桃种，命植之御苑，即此也。”饶焯为何人，史无载，也无其它资料可考，但黄氏注本却保存了关于其人的材料。诸如此类的文人轶事、文坛掌故，在黄氏补注杜诗中还有不少，十分珍贵。

二、文献学价值

1.校勘、考订价值。黄氏父子对杜集诗歌作了许多校证工作，而且大多论据充分，考订精确。如卷七《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一诗，梁权道编在上元二年（675）成都时作，以为“成华”是成都、华阳两县。黄鹤以为梁权道所考有误：此二县，《唐志》故云此次赤，然诗云：“长安苦寒谁独悲。”又言“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皆长安京兆事，当是天宝间在长安作。今以“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弃掷与时异”之句，意是十年召试后送隶有司参选时作。疑是与咸阳、华源二县“，咸”误作“成”也。黄鹤根据诗中的赤县、长安、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等一系列有关长安的事物，确定成、华为咸阳、华源两县，而梁权道的成都、华阳之说有误，并考定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之长安。卷一《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象纬逼”一句中“阙”的校勘，黄氏补注本引入宋人校勘：王洙注曰：“一作阅”；伪苏注曰：“‘阅’字当作‘阙’或作‘阔’。蔡天启云古本作‘闚’，王介甫云当作‘天阅’。蔡絛云当用‘阙’。”黄希综合诸家，考订为“阙”，云：《广记》凡舆地有石者，皆以门名之，故彭州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门，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按龙门本阙塞山，又名伊阙山，则以龙门为天阙无疑矣。黄希的考证为后来注杜者接受，钱谦益《钱注杜诗》笺曰：“韦应物龙门游眺诗云：‘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又云‘：南山郁相对。’此即杜诗脚注也。宋人妄改，削之何疑。”③仇兆鳌《杜诗详注》也以阙为是，曰：附考：杜诗各本流传，多有字句舛讹，昔蔡伯世作《正异》，而未尽其详。朱子欲作考异，而未果成书。今遇彼此互异处，酌其当者书于本文。参见者分注句下，较钱注、朱注，多所辩证矣。如此诗“天阙”诸家聚讼约有八说：蔡兴宗《正异》依古本作“天窥”，有《庄子》“以管窥天”及鲍照诗“天窥茍平圆”可证。杨慎云：“天窥”“云卧”乃倒字法，言窥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蔡绦及《庚溪诗话》皆作“天阙”，引韦述《东都记》“龙门若天阙”为证，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云卧山而衣裳凉泠也。朱鹤龄从之。姜氏疑“天阙”既用实地，不应“云卧”又作虚对，欲改作“天开”，引《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证，则属对既工，而声韵不失。张綖谓“天阙”乃寺门观，“云卧”犹言云室。《杜臆》解“天阙”为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谓之“天阙”也。王介甫改作“天阅”。旧千家本或作“天阔”，或改“天门”，俱未安。④又如，卷二《丽人行》“珠压腰衱稳称身”句，明杨慎《升庵诗话》中载：松江陆三汀深语予：“杜诗《丽人行》，古本‘珠压腰衱称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渠罗袜穿镫银’二句，今本无之。”⑤仇兆鳌曰：“今按：两段各十句为界限，添此反赘。”⑥钱谦益也认为“编考宋刻本并无，知杨氏伪托也，今削正”⑦。可见由于宋元刻本去唐未远，更能够接近作者原文风貌，故在校勘中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2.辑佚价值。历经唐五代的战乱，隋唐五代的别集亡佚情况非常严重。《宋史•艺文志》（集类四艺文一）云：“离乱以来，贬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就杜甫诗文而言，其在唐代就散佚了不少，大历年间，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记载：“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旧唐书•杜甫传》也称“甫有文集六十卷”。而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六卷，收诗仅290首，这与六十卷的记载相差甚远。而且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称：“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馀篇。”现存杜甫四十岁之前的作品仅仅三十多首。可见杜甫诗文散佚的情况非常严重。宋初流传的杜集皆是“亡逸之馀，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矣”⑧。宋代，从孙仅开始对杜集进行编辑、整理，之后的杜集整理不断趋于完善，其中包括对杜诗的辑佚活动。宋代的各家注本对所辑的杜甫逸诗，都标有“新添”的标志，而逸诗的来源有许多，有别集、总集、笔记小说、诗文评、类书或史书、方志、石刻等。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云：“余家有唐顾陶大中丙子岁所编《唐诗类选》，载杜子美《遣忧》一诗，……世所传杜集，皆无此诗。”⑨钱谦益《钱注杜诗》列“朝奉大夫员安宇所收”⑩。杨伦的《杜诗镜铨》注曰：“集外诗，下三首俱见郭知达、黄鹤本。”輯訛輥可见黄氏注本所新添的《遣忧》一诗可能就是辑自于流传至宋的唐顾陶所编辑的《唐诗类选》。黄氏父子在其所新辑到的佚诗下面均标有“新添”的标志。黄氏注本中标有“新添”标志的诗共有30首輰訛輥，其中23首为杜甫作，其他5首中，《寄左省杜拾遗》、《同前》是岑参作，《同前》为王维作，《早朝大明宫》是贾至作，《酬别杜二》为严武作。有学者经过与现存宋代的其他集注本比较，发现其中《遣愁》一诗，诸家注本几乎漏收，唯有南宋郭知达本、黄氏注本有收录。《黄氏补注杜诗》不仅对杜甫诗歌有辑佚价值，而且对保存宋之前文献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对唐前文献的保存。《黄氏补注杜诗》引用了大量的唐代之前的文献资料，其中许多的文献在流传中已经全部或者部分的散佚，因此《黄氏补注杜诗》保存的这些材料就有辑佚价值。如黄氏常引的《本草》陶注，当是指南朝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原书已佚，现有敦煌石室所藏的残本。此书中的内容，可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其他文献材料中见到。《黄氏补注杜诗》中引用的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材料也可作其书的辑佚之用。其次，对宋代文献的保存。《黄氏补注杜诗》卷四收录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其中“犹疑照颜色”句，黄氏引王彦辅注曰：《西清诗话》云：“太白历见司马子微、谢自然、贺知章，或以为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或以为谪仙人，其风神超迈英爽可知。后世词人状其风貌者多矣，亦间于丹青见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见风采，此与李太白传神诗。”蔡絛《西清诗话》成书于北宋末，在南宋时仍然有流传，宋元之际散佚。故黄氏父子所注引的材料应该说是非常可靠。今诸家辑佚而成的《西清诗话》，卷数参差不齐，规模各异。如罗根泽据各书辑出107条。郭绍虞亦采诸书得112条。而且罗、郭二人在辑《西清诗话》时所据的《苕溪渔隐丛话》、《能改斋漫录》等书也不过成书在南宋时，因而黄氏的注引材料就其辑佚和校勘价值可见一般。又如上述黄氏所引的王彦辅注文，《集注杜诗姓氏》云：“凤台王氏彦辅《和注子美诗》四十九卷，自号凤台子。”《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王彦辅《凤台子和杜诗》三卷，这说明王彦辅有《和杜诗》三卷、《注杜诗》四十六卷，然两书都不见传本，而正是《黄氏补注杜诗》等宋代杜诗的集注本保存的佚文、佚句，才可以窥视到王氏注本的风貌。

3.辨伪、辨重价值。《黄氏补注杜诗》中虽然引用了大量的伪王注、伪苏注的材料，但是同时也对二注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特别还对苏轼注的真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揭示。如，卷二十五《山馆》“秋月解伤身”句，伪苏注曰：王粲观秋月怀弟妹、故里而伤神。”黄希注曰：“秋月倍伤神”乃东坡夫人语，今乃引此，必非东坡之言也。胡元任、葛常之、严敦常诸公皆以为《老杜事实》者，考之史传，略不见一事，闽、蜀所刊杜集又以入注。余固知其伪也，不敢遽去，亦俾后人得以考其伪，今复证以此事，益可知其伪矣。又卷二十七《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莫觅主人恩”句，伪苏注曰：“主人谓张君。”黄希纠正到：主人谓使君侄，而苏注云使君是张君。一字之误容或有之，而诗云“：出守吾家侄。”亦有误乎？谓之张君殊不考，决非东坡之语。再如卷二十《空囊》“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一句，伪苏注曰：“晋阮浮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但一钱看囊，庶免其羞涩’。”黄希注曰：“梁武帝书诗云：‘羊忻书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苏注已尽似，不必更注此，第苏注多引小说，又或以为非苏所注，故又笔之于后。”钱谦益笺曰：“伪苏注，阮孚事，类书多误载，宜削。”輱訛輥阮孚在《晋书》有传，但空囊之事确是凭空伪造。然而由于宋末阴时父在《韵府群玉》阳韵中误引此事，后人遂转相引述，时至今日，“阮囊羞涩”竟然成了一个成语，被收入各种现代辞书里。

虽然伪苏注也利用了许多真的苏轼注文，但是其中大量的杜撰内容影响了对杜诗的真正理解，因此必须对其错误有所认识，才不至于为其所误导。黄氏父子虽然没有对伪苏注进行全方位的考证和辨伪，但是其已经意识到伪苏注的不真实性，并且引用了许多例子对苏注之伪进行说明。《黄氏补注杜诗》所引资料非常丰富，其中很多材料都具有重要价值，利用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辨伪，也可以辨重。如卷二十一《江村》“长夏江村事事幽”句，王洙注曰：“沈佺期诗‘坐看长夏晚’。”这句出自《有所思》一诗，但是在《全唐诗》中《有所思》分别收在了沈佺期和宋之问的名下，因为诗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不详，无法考察究竟为哪个人之作。此处王洙作沈佺期诗。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引用此句为沈佺期诗。至此可证《有所思》一诗却为沈佺期之作，而非宋之问作。这首诗的归属问题也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