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古典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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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伴随武侠文化在社会上的流行，国内武侠小说研究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热潮，学界先后出版多部著作，专题论文也逐渐丰富起来。但限于以往研究积淀的不足，学界对武侠小说文体概念、历史渊源的认识多存在模糊之处，武侠小说的学术研究往往文史不分（即将武侠小说的文学研究和中国游侠的历史社会研究混同起来），文体混淆（即将有关武侠的小说、诗歌、散文笔记等不作区分的研究）。而在武侠小说的历史演变这一问题上，由于学科方向的限制，已有研究也往往忽视唐前武侠小说。宋巍博士对上述问题深有感触，这是其撰写《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主要动因。总结起来，该书在古典武侠小说作品文献整理、武侠小说渊源、武侠小说史的体系构建上，都提出了系统独到的见解，展现了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新成就，如此也使该书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一、文献辑佚贵在扎实

武侠小说是中华类型小说的重要一种，它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侠气纵横、瑰奇灵异的武侠世界，历来受到读者青睐。应读者需求，历史上武侠小说代有佳作，异彩纷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的歧视和学界对武侠研究的偏见，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品文献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视，作品散佚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弥补这种这种缺憾，学界作了大量的资料文献的辑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辞典》、《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中国武侠小说大观》等多部武侠小说文献辑录辞书，武侠小说文献辑录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体裁和编写目标的影响，这些辞书大多将辑录重点放在民国以后，对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侠小说用力甚少。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辞书类工具书体裁，文献多以音序编排，对文体类型、叙事主题、朝代时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辞书在资料整理上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如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在“作品编”的“唐前古代作品”中，仅仅收录《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杨大眼》、《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数量与实际相差很多不说，其中还收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不是小说的史传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写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时，非常重视对作品文献和相关资料的辑佚。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中，宋巍统计了十五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响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还新发现了《熊渠子》、《周处》、《戴渊》等作品。对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将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献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侠小说研究中，对唐代武侠小说的作品数量统计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收录唐代武侠小说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收录的唐代武侠小说仅有14篇。相较他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搜检唐代古籍，辑出具有完整情节、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题的唐代武侠小说53篇，其中《陶岘》、《懒残》等作品的收录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武侠小说研究迫切需要在较深的层面迅速展开，如此方可正确认识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也正因如此，本领域的早期学者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赏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构建。但限于掌握文献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献分析上的，有些结论尤其缺乏扎实的例证支撑。这个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唐前武侠小说创作的习惯性忽略。因为文献缺失，我们对先秦武侠文学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记•游侠列传》，因而缺乏对武侠传统的文化影响的溯源审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武侠文学的研究重点，常常放在“顾名即可思义”的游侠诗上，既不区分诗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不寻找后代武侠小说的魏晋祖源。因为对唐前武侠小说文献的忽视，我们曾经错误得出唐代豪侠传奇纯为武侠小说的全新开创的结论，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民族独有的小说类型陷入“失祖无源”的研究窘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不但将“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单列三章，探源溯流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承继理清了渊源，而且将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辈学者重视不足的文献辑佚上[2]。他遍阅典籍，系统整理了中国武侠文化中与武侠小说相关的神话、史传、谣谚、笔记，将散于各部的武侠研究文献置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大结构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与武侠小说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古代部分文献丰富而扎实，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献的整理运用，另一方面，该书也十分注意从“论”的角度上，深入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之前学者已有结论的问题，《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驳，而是在掌握扎实文献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然后提出个人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史论》在理论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问题的发现和回答；二是重视老问题的审视和辨正。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来说，武侠小说是小说研究中的新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应注意发现和阐述初期未涉及的新问题，以此促进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表现出明显的“以问题带创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较多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等六部专著，相关论文百余篇，一些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内容，如《中国侠文化史》、《中国游侠史》、《中国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侠小说历史研究中，多数是就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研究加以论述，缺乏武侠小说历史发展脉络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针对这一问题，宋巍大胆提出“前武侠小说时代”的研究观点，即成熟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生成？小说以外的文学发展怎样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侠文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探讨了神话与武侠小说、诸子与武侠小说、史传与武侠小说、笔记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的具体过程。此外，《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还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贯彻着问题意识，如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当了武侠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媒介”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叙事学上的‘无祖’形象”等问题。在提出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新设计了武侠小说研究的问题域，表现出试图为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研究寻找更符合历史演变真相的努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提出武侠小说渊源问题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视发现新问题，而且也格外注意对已有问题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类型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李剑国先生以为可分“蜀妇人型”等八个类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传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缺乏在系统的武侠小说研究语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辈学者提出的“道侠”、“女侠”说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唐代侠客典型还存在“盗侠”和“隐侠”。这是对唐代豪侠传奇人物形象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像这样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是处处可见的，如对唐代武侠小说内容描写和叙事结构的阐述、武侠小说史视野中的《水浒传》研究、明清时期短篇武侠小说成就的总结等问题，都可见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细节上的理论推进。钱穆先生曾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是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在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的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5]”《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始终秉持贯彻对于新问题的提出和旧问题的解答，这样的研究理路也是该书颇多创见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体系完善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特色之三，是为武侠小说研究构建了一个体系完善、脉络清晰的武侠小说发展史。早在武侠小说研究开展之初，学界已比较重视历史研究，并力图梳理出完整的武侠小说发展史脉络，如1986年由王海林先生撰写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1990年由罗立群先生撰写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等著作，都属于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成果。但限于学术草创的客观情况，这些著作还存在颇多不完善之处。宋巍吸收前人已取得的学术成果，结合个人多年研究心得，系统地将上古至清中期的古典武侠小说发展过程以史的形式加以论述。从为武侠小说作史的角度看，《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在作史方面的成果，一方面体现在其结构宏大完整上。在此之前，同类著作多从唐代武侠小说开始，对唐前武侠小说发展往往一笔带过，笼统论之。这样的“半途着笔”虽然可集中论述重点时期，但却失去了“历史”的意义。《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科学研究的小心求证结合，从而梳理出从第一历史阶段——武侠，到第二历史阶段——武侠文学，直至第三历史阶段——武侠小说类型确立的全过程。宋巍在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明确指出，“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从小说学的角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由《山海经》、《淮南子》等神话著作构成的奇幻源头，另一个是由《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构成的现实源头。”[2]作者极富创见性地论述了神话之源和史传之源在接受意识层面和小说叙事层面对武侠小说产生的影响，清晰阐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化源流。作者指出在武侠小说和武侠文学产生以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就存在武侠文化，其影响直到当今。第二章“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从武侠小说本体研究出发，分析以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为主要形式构成的武侠文学如何影响了后来的武侠小说。作者认为秦汉文学是中国武侠小说发生的文学语境。先秦时期是中国侠客活动的黄金时代，在五百年的纷乱中，侠客慷慨悲歌、舍生取义感动了历史的记述者，他们笔下的侠客事迹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绝好素材。两汉武侠题材在中古古典武侠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但这并不能说两汉武侠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没有影响，两汉武侠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同于上古神话英雄和先秦刺客的“豪侠”气息，是后来中国武侠小说中的草莽英雄所具有的江湖气息的早期历史源泉。从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到第六章“明清时期的武侠小说”，作者以朝代先后为序，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演进。通过如上的结构安排，《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突破上古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的传统历史盲区，重新诠释了武侠小说从文化到类型的历史全过程。《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作史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体现在线索清晰上。读完《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梳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过程中始终以审美风格、文学主题、人物形象和叙事艺术贯穿全书。以此为纲，作者将形式各异的武侠小说整合在一个文学史的大系统中。在“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部分，作者从文化接受角度论述了神话中的“死亡主题”、“复仇主题”和“兵器崇拜主题”，比较了神话与武侠小说两者之间类似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环境。在“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部分，作者突出了“越女剑母题”、《游侠列传》在叙事和人物上对后来武侠小说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部分，则系统地提出了武侠小说“好奇通俗”的审美风格的初步确立和“夺宝-复仇”、“行侠”、“成长”三大叙事主题的渐次成熟。在“唐代武侠小说”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点论述了此时期武侠小说在“人物塑造”、“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上的突破。在“宋元时期的武侠小说”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对比了文言武侠小说和白话武侠小说的盛衰，揭示出武侠小说走向审美通俗化的历史趋势以及在通俗化过程中出现的“发迹变泰”主题和市井豪侠形象。在“明清时期的武侠小说”部分，《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以《水浒传》为例，深入剖析了武侠小说在叙事主题、叙事环境和人物塑造上的新变化，即主题由行侠仗义走向替天行道，环境上由映照彼岸世界到描写地下社会，人物上由表现任侠使气到追求子女饮食。可以说，通观《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武侠小说的文学发展脉络，也因此体会到了武侠小说由雅入俗，终至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识流变。

在我们肯定《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成就与特色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该书对武侠小说研究的一些薄弱之处的解决还不能说完善。如武侠小说历史演变中各种文体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古典武侠小说与新武侠小说的流变关系等等。对于文史以外的社科文献的更广泛研读，也是《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作者目前做得不足的。

总而言之，《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是一部注重创新的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研究著作，它从全面整理文献出发，文直事核，在对大量的史料和作品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确立了一条更为悠长的武侠小说发展新脉络，旧问题的新论和新问题的发见穿插其中，给予小说研究者和小说爱好者许多新的启迪，使我们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的许多问题都有了崭新的认识。如作者在结语中所言：“从文学的继承和创新角度考虑，对这些存在于历史中的武侠小说的研究，对解读武侠小说的本质是大有裨益的。”[2]我们相信，《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出版，对未来的武侠小说研究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这样的成果出现，形成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