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娱乐消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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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俗小说的文化商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通俗文学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商品，通俗小说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庞大的通俗小说作者群和动辄百万册的销售量直接反映了通俗文学市场运作的情况。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Mitchell）的爱情小说《飘》自1936年出版之日起，便打破了当时所有的出版记录，成为最早的畅销小说。马里奥•普佐（MarioPuzo）描写黑手党内幕的小说《教父》，1969年出版，当年也曾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1996年出版的《廊桥遗梦》（原名《麦迪逊县的桥》）是美国作家兼摄影师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JamesWaller）的力作，问世后引起轰动，高居美国各大报刊畅销书榜之冠，目前销量超过千万册。《达•芬奇密码》是美国作家丹•布朗（DanBrown）的一部小说，2003年3月18日出版。在上架的第一个礼拜，它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上排名第一，在《华尔街杂志》上名列第一，在《出版家周报》上名列第一，在《旧金山年鉴》上也排名第一。该书荣登过全美所有主要书刊排行榜的榜首，当年就以七百五十万本的成绩再次刷新美国小说销售记录，目前全球累积销售量更已突破六千万册，被翻译成三十五种语言，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小说。上面所举的几部尽人皆知的小说都是销售量高居榜首的通俗小说。而《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TopBestsellers）显示销量逾五百万册以上的“顶级畅销书”基本上都是通俗小说。正如托马斯•英奇（ThomasInch）所说：“通俗文化的服务对象是普通人，是人口中的多数，因而只有凭借消费者个人的欣赏趣味来评价。作品的成功与声誉取决于发行范围之广或欣赏该作品的人数之多。销售量统计表及作者赚得的酬金是评判作品价值的唯一途径。”①在商业社会中读者的评价永远是最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的声音早已被湮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畅销热潮中了。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通俗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使其影响力直接扩展到了严肃的文化艺术领域。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eson）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一些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②。而激进的通俗文化拥护者则更进一步宣称“：高雅艺术与流行（即通俗）艺术并不相互对立。除了主流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之外，流行艺术往往是它所存在的时代中最富有精神价值的现象。当今美国的流行艺术能供人消遣，很有趣味，地位也很重要。”③由于通俗小说的空前繁荣，审美评价尺度让位于商业销售尺度，于是就出现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通俗文学最终摆脱了“亚文化”地位，不但在文学史上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而且直接影响了严肃文学的创作。以至于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了难分彼此的程度。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在作家群、作品和创作方法上都出现了交融的现象：“在美国，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大众文化与纯文化之间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势不两立的矛盾。”④很多在经典文学史占有一定地位的美国作家，在其早期创作生涯中都曾经创作过通俗文学作品。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就是因为擅长撰写报章杂志所需要的情节曲折的通俗小说而获得《南方通俗文学使者》杂志的编辑职务。《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MayAlcott）早期曾创作过大量不为人知的通俗小说与故事，她通常是使用巴纳德（A.M.Barnard）的笔名来发表这些作品。例如《亡爱天涯》与《波林的激情与惩罚》，被认为是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快餐读物”（potboilers）。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KurtVonnegut,Jr.）在5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写科幻小说的通俗文学作家，直到《第五号屠宰场》发表以后，才进入严肃文学的行列。一些著名的美国通俗小说由于受众面极广、影响巨大，而且保持了长盛不衰的销售纪录，被奉为经典，从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例如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爱情小说《飘》、描写黑手党内幕的小说《教父》，都是突出的例子。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在艺术手法、题材等方面互有借鉴，很多小说作家既写通俗小说也创作严肃小说。通俗小说中的一些创作方法也为严肃小说所借鉴。例如哥特式小说对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有很大的影响：“福克纳的名篇《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具有哥特式小说的一切要素：一座破败的大宅，一位怪僻的女人，一个莫测高深不苟言笑的佣人，一具死尸，以及笼罩一切的神秘气氛。然而，福克纳大大超越通俗小说的局限，塑造了一个戴着大家族旧观念的枷锁度过痛苦一生的老处女，使这个故事成为反映旧秩序的消亡、世家望族的衰败的传世佳作。”⑤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实验派作家罗伯特•库弗（RobertCoover），他通过戏仿通俗传统的叙事形式并颠覆神话，试图提醒他的读者注意新的重要的文学模式⑥。

二、通俗小说题材上的商业取向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通俗小说的题材一直在不断地变换，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美国通俗小说在战后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酝酿、反拨、高潮、回归的过程：50年代的墨守传统（历史言情、硬派侦探小说、传统西部小说的继续）；60年代的反叛与创新（新历史小说、新哥特小说、反西部小说、反科学小说、讽刺幻想小说、灾难小说、高科技恐怖小说的产生）；70年代的喧嚣与暴露（色情历史小说、暴露小说、犯罪小说、警察小说、间谍小说、宗教小说的繁荣）；80年代的回归与复苏（历史言情小说、英雄幻想小说、家世小说、家庭小说的复兴）。”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小说的题材，就会发现基本上可以将其归入以下两类：一是惊悚类小说，以恐怖、惊险、出人意料的情节取胜，哥特式小说、侦探小说、间谍小说、黑帮内幕小说、巫术小说、灾难小说、科幻恐怖小说、科幻探险小说、西部小说、硬汉小说、暴力小说都大致可以归入其旗下。二是情爱类小说，言情小说、色情小说、家庭小说、家世小说可以归入其门下。通俗小说的题材选择是直接与商业销售额挂钩的，而商业销售额又反映出消费者的欲求，所以如何娱乐读者的感官、满足读者的诉求是通俗小说首先考虑的问题。人的欲求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采取马斯洛的分析方法，人类有五种主要的需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低层次至高层次依次排列……不难发现，一般通俗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大都与、情爱、安全、竞争、同情、报复等初级需要有关，大致称之为基本性情感。”⑧作为文化消费品的通俗小说，为了以世俗化审美情趣配合大众的接受能力，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在题材的选择上大致也没有越出通俗文学情感表达的范围。读者感官上的欲望包括：（一）经验扩张欲，（二）求知欲、替代性满足欲，（三）精神调剂。大胆地表现经典文学所不屑表现的世俗化情感，使读者的欲望得到宣泄是通俗小说最主要的目的⑨。通过对美国通俗小说的分类，我们可能清楚地看到上面这两大类小说，其实都是在满足人类的三个基本层次上的诉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20世纪美国通俗小说将满足受众的基本诉求作为创作的基点，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例如60年代，被称为悬疑惊悚大师的玛格丽特•米勒（MargaretMiller），她的推理小说以善于挖掘犯罪心理而著称。70年代流行西部色情小说、色情幻想小说、色情暴力小说，公然将色情与暴力作为那个时期的两大主题。以罗丝玛丽•罗杰斯（RosemaryRogers）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甚至将强奸的暴力行为描写成一种“甜蜜的、野蛮的”体验。80年代，侦探小说、犯罪心理小说大行其道，以斯蒂芬•金（StephenKing）为首的一批作家，长于挖掘变态杀人狂的犯罪心理。还有流行于80年代、90年代的家庭小说和言情小说，例如埃里奇•西格尔（ErichSegal）的《爱情故事》和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以家族和爱情为主题。这些通俗小说在选题上充分表现出商业化的目的。

三、艺术手法与大众文化消费诉求的贴近

从文学价值上看，传统理论将文学价值划分为教育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作为一种贴近读者———消费者的期待视野的文学，通俗文学片面强化了娱乐功能。“娱乐性作品和教益性、审美性作品的外部区别，在于前者仅仅从表面题材样式上即可肯定读者能够得到什么，后者却几乎需要通过整个阅读过程见出分晓。内在的区别则在于情感方式和情感力度，一般说后者情感力量的发散缓慢、含蓄、隽永，前者多在开首便制造出强大的情感诱惑，并在以后过程中始终保持足够的情感张力，直到在结束后的瞬间彻底松垮下来……娱乐文学以情感强度取胜，必然以牺牲情感深度为代价，致使题材范围受到局限，恐惧和成为经常的主题”⑩。由于通俗小说是以情感强度取胜的，所以就需要不断设计惊险刺激的情节，吸引受众。譬如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是一本博学而充满悬念的小说，堪称是惊险小说和智力解迷结合的典范之作。小说的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分别用罗伯特•兰登和索菲•奈芙、天主事工会、警方三条线索交替叙述，但是从惊心动魄的开篇到难以预料的结尾，小说中一直贯穿着一环接一环的悬念，紧紧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畅销书作家丹•布朗充分证明自己是个善讲故事的大师。但这部小说刻意追求惊险情节与悬念的痕迹过于明显，为了吸引读者，作者甚至不惜牺牲故事逻辑上的合理性。比如故事中提彬这个人物的设计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提彬在教堂被他的仆人绑架以后直到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自暴身份，让人觉得这个人物的设计过于牵强。营造或神秘或恐怖的气氛，加入过于暴露的描写也是通俗小说用来刺激受众感官的重要手段。例如侦探小说，这类小说的鼻祖其实是埃德加•爱伦•坡，他对心理活动和神秘事件极感兴趣，写过一些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人的心理活动的作品，如《失窃的信件》、《莫根街的凶杀案》等。这一开创了利用以凶宅、古堡鬼怪、血腥的犯罪现场为内容营造的哥特式的恐怖氛围的独特手法，对后来的通俗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正是通俗文学作者的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对读者产生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从而保证其商业上的成功。大众通俗文学是模式化的，通俗小说只是在某一模式的框子中显示自己对故事的独特构思。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研究者认为通俗小说可以分类，严肃小说很难分类：“比方斯坦贝克、马克•吐温的小说，很难给它们分类。但通俗小说就可以分类了，这是言情小说，这是历史小说……因为每一类型里，基本的写作方法，它的素材，它的处理，都有一个套子。”輯訛輥由于在创作上高度程式化，很多通俗小说作家创作能力可观，不但多产，且速度惊人，一些作者为了营利常常以一周一本的速度进行创作。以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Asimov）为例，他创作力丰沛，产量惊人，是个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他经常在头脑中同时酝酿三四部作品，一生写了两百多部科幻小说。只有程式化的创作模式才能造就商业上的成功，因为成功的模式为通俗作家提供了创作的范本，程式化使得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作模式成为可能。

20世纪以来，美国通俗小说的繁荣充分体现了娱乐商品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严肃文学的审美情趣是通过大量阅读经典作品培养出来的，而通俗文学表现出来的程式化的审美情趣则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娱乐消费需求而逐步形成的。借助于图书、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等电子移动终端这些现代大众媒介的传播，终于为美国社会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使小说走下了神圣的艺术殿堂，成为广大民众的日常娱乐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