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家智力积累

导语：传记作家智力积累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个作家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必须建立起一定的智力结构(这里的智力结构并不只是几个方面或领域的知识的简单累加，而是由知识、经验、感受、能力、思维方式等基本构成)，或者说相应的智力结构是作家完成创作的必要条件。各类文体的作家不仅应该拥有共同的知识结构和基本能力，而且还应该根据有关文体写作的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智力结构。作为传记文学作家，特别是给现当代文学家撰写传记的作家要顺利地创作完成写作，还应该建立起自己的智力结构。传记文学作家的智力结构是由传记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同理，以文学家为传主的传记作家，所建立的智力结构应该与文学家传记的特性相适应。对于传记文学的基本特性，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传记文学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述、描写和抒情等)叙述个人的历史，因而它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历史性。这样，就一般的传记文学而言，其作家的智力结构应该着力于文学方面、历史方面和学术方面的建构。要赋予传记以文学性，传记作家就应该具备审美创造能力。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传记作家既要善于捕捉传主的生活细节并展示出来，又要善于叙述传主的传奇式的起伏跌宕的人生，还要善于驾驭语言，赋予语言以浓郁的诗意。传记文学固然以叙述传主的人生为己任，但是它与学术论著和通常的历史著作的叙述不同。如果说学术论著和通常的历史著作对人的叙述着眼于宏观，那么传记文学则是从微观出发，以小见大，以微观见宏观。因而，当传记作品走向文学领域的时候，细节捕捉与描写必然受到极大的重视。《田汉传》作者董健先生就非常准确地捕捉了田汉做梦的细节。1916年8月的一天，田汉离开祖国前往日本访学。在直航神户的“八幡丸”上，他做了一个“美丽的噩梦”。

董健先生所写的这个细节在这本传记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梦竟然以隐喻的形式几乎分毫不差地应验着田汉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这个细节在书中多次出现，就像是田汉人生中挥之不去的符咒一直笼罩着他的命运。一般的传记文学作家都非常注重细节的描写，以吸引读者，但是真正像董健先生这样善于抓住与传主命运相连的细节描写却不多见。传记文学的细节描写不仅在于令传主形象丰满，赋予作品以强大的艺术魅力，而且在于有力地表现传主的性格和精神世界，与传主的命运联系紧密。因此，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善于捕捉这样细节的能力。传记文学固然需要以细节表现传主的性格、精神世界和一生命运，但是这只是微观上的，而从传记文学的性质来看，它所表现的是传主的几十年人生(有些传记文学所写的可能不是传主的一生，而是一个人生片断)宏观历史，必须对传主的人生(或所选定的人生片断)作整体上的把握，这就需要作家善于结构作品，根据传主的人生起伏与命运周折来精心设计叙事。在大部分传记作家那里，对于传主的叙述往往按照时间的顺序从传主的出生叙述到他去世，后面至多再叙述人们对传主的悼念、缅怀以及追忆。但是也有作家打破这样模式化的叙述结构，以自己对传主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来结构叙事，从而表现出他的叙述创新努力。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对现代诗人徐志摩的叙述打破了从生到死的叙述常规，以“家庭”、“本传”和“交游”三个方面展开叙述，从而让读者从不同的侧面去认识传主，领悟传主的人生。周良沛在写作《丁玲传》［3］时同样显示出他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丁玲传》由“辩诬书”和“安魂曲”两部分构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传记前一部分的“辩诬书”所叙述的不是传主的人生开端，而是传主人生由辉煌转向苦难的转捩点。周良沛在该传的《后记》中没有谈他如此结构作品的理由，但是我们可以从阅读中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他以“辩诬书”开头突出的是传主人生大转折。进入50年代，传主丁玲与陈企霞被打成“集团”，意味着她“政治生命完了”［3］(P566)，由此传记作家在50年代的现实与30年代的历史之间穿行，寻求传主精神历程与命运起伏的内在逻辑。《丁玲传》的后一部分《安魂曲》承接《辩诬书》叙述丁玲政治生命“死了”进而跳到29年后传主物质生命的终结，继而叙述传主政治死刑后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和痛苦。周良沛在《丁玲传》的结构构思上确实从宏观上准确地把握了传主的精神演变与命运波折，显示出他在传记结构上高超的技能。传记文学的文学特性决定了其语言必须文学化，那么传记文学作家应该具备驾驭语言的能力，特别是语言文学化的能力。所谓语言文学化，是指倾注着作家激情并且赋予语言以形象化从而使语言洋溢着浓郁的诗意。传记文学语言虽然并不完全必须文学化，但是在描写和叙事时还是需要文学化。有才华的作家总是让其传记作品的语言诗意盎然。《李敖评传》［4］的作者陈才生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是他的传记语言显示出他的语言天赋:60年来，在这方曾被梁任公称之为“伤心之地”的小岛，他(指传主李敖———引者注)从惨绿少年到玩世青年，从文坛慧星到“人民公敌”，从论战英雄到黑狱重囚，从“笑傲江湖”到竞选“总统”，从颠覆“议会”到风靡神州，从银屏“有话”到归隐书房，他与之同生、与之同恨，他在这里跋涉、驰骋、呼啸、叫战，口诛笔伐，纵横捭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这位文化思想界的孤星，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之上，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残山剩水之内，在民进党夜郎自大媚美殃民荒腔走板的“独”梦丑剧之中，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生根、滋叶、开花、结果，度过了驭风而行的青春岁月，迎来了如火如荼的人生的秋天。

像这样气势恢弘的语言在陈才生的《李敖评传》中还可以列出许多。我们虽然未必完全同意陈才生给予李敖这样高的评价，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种恣肆的语言所产生的非凡的美学效果，也不能不佩服陈才生的语言才气。传记文学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历史性和学术性，这就决定了传记文学作家既要具有史学家的才干，又要具有学者深厚的学术造诣。传记文学所叙述的是个人的历史，不是简单地罗列传主的人生中重大的事件，不是单纯地写出传主命运的坎坷和惊险的人生经历，也不是纯粹地展览传主的巨大成就和重要贡献，而是要写出历史中的人，写出文化中的人，写出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还需要对传主人生中的重大谜团进行诠释和解答，尽力给读者提供比较完满的答案。因此，传记文学作家就要善于广泛地搜集传主的有关材料，需要到实地去做细致的调查，需要采访与传主关系密切的各种人，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严格的考证，以去伪存真。因此，对于传记文学作家来说，历史考证应该是其最基本的功夫。程中原在撰写《传》时就搜集第一手材料下了很大功夫，为了写好这本传记，他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大量的电报、书信、日记、笔记、文稿、讲话记录，主持的和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等会议记录;黑龙江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在东北期间的历史文献、资料;在外交战线十年的重要文电、讲话;各个时期(包括1925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期间)填写的各种履历表、登记表和写的自传;在庐山会议以后和在‘’中的日记、书信、卡片、各种笔记、大量文稿和他写的各种材料的底稿;从1919年到1959年在各种各样报刊上发表的数量非常可观的文字，以及出版的许多著作;已经搜集到的珍贵的历史照片等等。”同时，程中原还“访问了的亲属、同学和他的许多战友、部下、学生”。

由于做了这些扎实的工作，程中原所写的《传》中的叙述才真实可靠。不仅如此，他在传记文本中对于某些历史疑点提供各种不同来源的材料，通过鉴别以确定某个结论。1935年，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博古如何向交接的呢?程中原通过注释列出了本人、、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和等人的欢迎材料，互相参证［5］(P140)，从而让博古向移交权力的具体过程的叙述更接近历史事实。这充分显示了程中原精于考证的功力。林语堂写作《苏东坡传》时对传主的事迹作了深入的考证［6］(P490)，澄清了民间关于苏小妹的传闻，从而确保他的《苏东坡传》历史叙述的真实可靠。一个传记作家如果缺乏考证的功夫，那么其作品所叙述的历史真实性就非常可疑。他或许认为自己可以以想象来取代考证。传记作品一旦让想象代替考证，那么作品所叙述的东西就可能是天马行空，任意编造。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虽然可以冠以传记文学的名号，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传记文学而是历史小说，那么它也就不再具有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就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只能当小说来读，而不能当史料来研究。因此，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传记文学作家必须具备考证的基本功，唯其如此，才能在写作中做到对历史负责。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人文环境之中，因而，我们每个人思想观念、人格精神、心理性格、思维方式、生活行为乃至命运和成就都是时代、社会、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传记文学作家要准确、全面、深刻地把握传主，刻画其灵魂，展现其命运，概括其精神，叙述其经历，就必须对传主生活的社会现实、传主所处的时代、与自然和人文环境作充分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传记作家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于涉及传主的政治风云、经济走向、民风民俗、人文思潮、社会时尚等十分精通。季红真在写《萧红传》［7］之前对传主家乡的自然地理、近代地理和民俗风情都有非常细致地考察和研究，因而她在这部作品中作了充分展示。比如，我们阅读了她的《萧红传》的第一章《富饶北疆的边陲小城》，对传主家乡黑龙江的民族分布、清王朝到近现代百十年当地的历史变迁、当地富饶的物产、近现代呼兰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都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在后来的章节中，季红真具体描述了传主自清嘉庆年以来家族的繁衍和变故。季红真的这些描述，目的在于厘清传主人格、性格形成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根源。同样，在宋益乔的《梁实秋传》［8］中，传主的出生地北京内务部街20号与童年生活的场所内务街(勾栏胡同)都得到了细致地描写，让我们看到的是非常精细的当年北京的世俗图景。不仅如此，读者还可以通过这部传记了解北京的各种小吃、儿童玩具、老式家庭的起居生活形态以及各种官方和民间艺术，正是这些东西滋润着，培育着，塑造着传主，从而令传主养成了雅致的性情和贵族式的趣味，也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只有梁实秋才会写出妙趣横生的《雅舍小品》这样的散文精品。

虽然近年来传记文学的传主可以是普通民众，但是就总体而言，绝大多数的传记文学的传主还是重要的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社会名流、各界的成功人士，其中不乏现当代的文学大家。因此，对于传记文学作家来说，要将传主的人生与精神写得非常传神，那么他就必须是传主的研究专家，不仅需要对传主的人生有着细致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传主的思想和精神世界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这样，才能够把握传主的思想精髓，才能对传主的精神世界作入骨地描绘，才能与传主作精神上的对话。《周作人传》［9］的作者钱理群不仅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而且对鲁迅和周作人都作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并且出版过学术论著《周作人论》［10］，就传主的思想和创作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有了对于传主的研究，钱理群才能在他的这本传记中全面而准确地展现不同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精神，才能梳理出周作人的思想理论的基本来源，才能厘清周作人思想演变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动因。这样，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就不再是简单地描述传主的颇为曲折的人生，也不再是按照已有结论简单地对人物作出评价，而是向读者展现出一个血肉十分丰满，思想非常丰富而错杂的周作人，一个既伟大又渺小的周作人。《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11］的作者王文彬本来就是戴望舒研究专家，到写作这本传记的时候已经从事戴望舒研究20年。此前，他出版过《戴望舒评传》［12］、《戴望舒穆丽娟》［13］、《中西诗学交汇中的戴望舒》［14］等，还主编了《戴望舒全集》［15］。王文彬不仅长期研究了传主的人生及其创作，而且在研究中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走进传主精神世界的根本途径:“我在长期努力与诗人心灵沟通中，视角有了转移，思路也有了变化，以为对于诗人的研究，应是一种平等而亲切的对话，是理解和阐释，不能用某种意图理论、成见和定见，作为价值取向，去衡量诗人。诗人的作品本身，即是理解和阐释的标识，并且也在研究者的理解与阐释中成为有生命的实存。”［11］(P383)王文彬的研究经验为他采取与传主灵魂对话的姿态进行传记写作提供了可能，从而使他的传记写作有别于他人的崇拜或批判传主的写作方式。如果要为作家立传，那就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鉴赏水平。作家的人生固然是丰富复杂的，但是其最主要的成就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思想、观念、性格、操守、理想、信仰都会在作品中得到一定的表现，因此，通过对其创作的解读、研究和评论，可以走进传主的心灵世界，可以触摸到传主的灵魂，可以实现与传主的精神对话。对于作品的解读和评析，既需要深厚的文学修养、审美眼光，又需要对作品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特别是对作品细微之处的艺术感知。张耀杰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16］对于传主作品作了独到而深刻的解读。曹禺的代表作《雷雨》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解读、阐释、研究和评论的对象，但是张耀杰对这部作品的剖析仍然让人耳目一新，眼睛为之一亮。在张耀杰看来，“《雷雨》中的周冲就是曹禺自己，四凤就是曹禺所爱过的那个伺候他的小丫头。换个角度来看，出现在曹禺笔下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或正面或负面、或浅显或深致、或理想或写实的自传色彩。《雷雨》中那个与曹禺一样经常要去外国教堂的周萍，对于四凤的盲目追求和对于繁漪的又爱又恨又怯又怜的复杂情感，似乎也透露着曹禺与郑秀之间的某些蛛丝马迹……”［16］(P36)张耀杰的这种“索隐”式的读解，把准了曹禺的精神之脉，触及到曹禺那青春跳动之魂。

古今中外作家中不乏全才，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且还可能在其兴趣范围内的其他领域取得骄人的业绩，有些作家虽然在文学之外不一定取得突出的成就，但是他的某项爱好还是值得注意的。或许他的这些文学外的爱好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他的创作中融入了他的某项兴趣爱好。因此，传记作家虽然不一定拥有同样的爱好，但是必须对传主的爱好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至少在这方面应该是内行，这样才能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传主的情趣爱好。香港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青年时代是一个中国象棋和围棋爱好者。《梁羽生传》［17］的作者刘维群不仅深通中国象棋的基本棋理、套路乃至棋谱，而且对于当时中国象棋史还有一定的了解。这样，他在叙述传主的棋艺以及与棋友的交往时才如鱼得水，从容而又到位。同样，在叙述传主与国内外围棋大师及具有同样爱好的金庸等人对弈切磋时，刘维群由于懂行而使他的叙述潇洒自如。每个传记文学作家在传记文学创作过程中都会根据创作实际建立起自己的智力结构，都可能摸索到建立自己智力结构的根本途径。但是，传记文学作家要成功地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要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精品乃至经典之作，就必须在文学、历史和学术几个方面下功夫，建立起适应创作需要的智力结构，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智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