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创作道路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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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是我国新时期文坛“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1］是继柳青、杜鹏程之后，陕西文学界一位品牌性、标志性的本土作家之一。陈忠实从一名爱好文学、自修文学的青年而成长为以《白鹿原》彪炳史册的文学大家，他的漫漫半个世纪的创作道路，毫无疑义，极其典型而富有“深刻的文化意义”。［2］242本文探究和论述陈忠实独异创作道路巨大的文化价值，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暨陈忠实先生七十华诞。

陈忠实早期的农村生活和长期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奠定了作家民间化平民文化情感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念，涂染并打就了鲜明独特的民族化、乡土化、地域性本土文学底色。陈忠实是从独异而丰厚的文化世界走来的文学家。他出生在古城西安东郊西蒋村一个“白嘉轩”式正派纯粹的农民家庭。其地处秦岭北麓、渭河平原南部白鹿原下，灞水之滨的蒋村，属于汉唐帝都京畿之地。少年陈忠实生长于北方农村的民间文化世界。其犹如赵树理、柳青早年如鱼得水般遨游在民间文化艺术世界一样，陈忠实长期生活于地域性农民世界和纯粹的民间文化艺术海洋之中，从而使陈忠实形成了终生不渝的底层平民立场、民间文化意识和关中“乡土情结”。而早期农村生活、基层工作和创作“操练”，为陈忠实新时期创作奠定了思想、生活和艺术表现力的坚实基础。五十年间，陈忠实始终“注目南原觅白鹿”，“破禁放足不作囚”，“犹存汉唐高格调”，“独开水道也风流”。以独异的题材与描写领域，不仅在那“魂系沃土香益烈”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描绘和展示了极其丰富的人的心灵世界:康勤娃、冯马驹、冯彩彩、四妹子、珍珠、山楂、罗坤等形象，表现了农村社会中新的文化精神力量的在崛起、在壮大，并且会逐渐成为主导的文化力量;以犟牛队长老娘、县委副书记母亲、秀芬、张三等形象表明了新的文化精神力量赖以滋养、支持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深重;而刘建国、王育才、灵虫王二、梆子老太、蓝袍先生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现象，则说明农村社会文化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且在那史诗性的“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中，描绘了白、鹿两大家在政治社会地位、经济力量文化素养，尤其是如何做人问题上的繁复微妙较量，对一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秘史作出了超凡脱俗、鞭辟入里的深层揭示和复杂多样、震颤脊背的审美表现。在《白鹿原》中借助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白孝文、鹿兆鹏、白灵、鹿兆海、鹿三、黑娃、田小娥等形象的塑造，把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现代转型期繁富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现状，民间习俗和风情，诸如儒、道、释、农、商、学、兵、官、民、匪、侠、主、仆、奴、亲、仇、善、恶、正、邪等，无不予以极其冨有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现实主义描写。早在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分明是从美国B•哈特、马克•吐温的乡土文学创作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群的成功经验受到启迪，或者受到法国白兰士、白吕纳和美国亨丁顿的文学艺术家与其人文自然地理关系理论影响，明确强调“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3］陈忠实以《信任》《第一刀》《鬼秧子乐》《轱辘子客》《添碗》《窝囊》《康家小院》《初夏》《梆子老太》《四妹子》《蓝袍先生》《地窖》《最后一次收获》《白鹿原》《日子》《腊月的故事》《李十三推磨》等为代表的小说文本，分明是具备周作人所说的“风土的力”和“强烈的地方趣味”的。正因如此，他不仅是秦地本土的、区域性和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人类性和现代性的。

陈忠实对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辩证关系的明确认知和体悟，使他始终保持与人民母亲的血肉联系。“踏过泥泞五十秋”，“注目南原觅白鹿”;“寄语情钟白鹿人，体验不真不谋篇”。陈忠实作为一名“农裔城籍”文学家，他来自民间，魂系沃土，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文坛百态毋需忧，我行我素静如初。凄风苦雨蚀斯民，旧礼新潮划亲仇。”［4］478面对形形色色的非意识形态文艺思潮，面对世纪之交种种私人化、欲望化消极写作颓风，陈忠实始终保持着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始终自觉地为中华民族复兴、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历史服务。陈忠实曾经明确指出:文学的最基本的含义是人道的。做文学这个事的人，也须得以人道作为最基本的人格修养，成为富有“人本”意识、社会良知、圆满人格的现代人民作家。陈忠实时时“饮水思源”，每每难以忘怀的是那正直要强、茹苦含辛、供子女念书的父亲身影，是那位不知名的女教师真挚善良的晶莹泪花，是那精心指导我写作并“第一次投稿”的车老师，是那笔使其得以迅速复学并享受到高中毕业的每月8元钱的人民助学金，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双重饥饿”期于秋田里煮苞谷棒子给我充饥的罗马大叔，是在漫漫文学道路上曾给过他以种种关心、扶持、奖掖、鼓励和影响的柳青、王汶石、萧云儒、李星、蒙万夫、白烨、吕震岳……。正是这种饮水思源、知恩必报的人性良心，使陈忠实在他小说世界中总是“旧礼新潮划恩仇”，“破禁放足不作囚”;“慷慨陈词图布新”，“一掬热泪酬斯民”。陈忠实在热情洋溢地彰显和高扬一切真、善、美的人与事，诸如不仅由衷地赞扬梁志华(《土地诗篇》)、冯马驹(《初夏》)、尤志茂(《尤代表轶事》)、田学厚(《七爷》)、刘老大(《小河边》)、鹿兆鹏(《白鹿原》)等真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和高贵品质，而且赞美南恒(《正气篇》)、四妹子(《四妹子》)、田雅兰(《田雅兰》)、山楂(《送你一束山楂花》)、惠畅(《夭折》)等平凡的奋进者，还发掘和表现罗马大叔(《罗马大叔》)、来娃(《初夏》)、秀芬(《田园》)、小强和娟子(《丁字路口》)、幸福(《幸福》)等普通劳动者的金子般的心灵。同时又无情鞭挞和扬弃一切假、丑、恶的人与事，诸如既无情鞭挞狠毒的报复者王育才(《两个朋友》)、仗势欺人者刘治泰(《灯笼》)、损人利己者引娣(《幸福》)、盼人穷者黄桂英(《梆子老太》)、横行乡里者马成龙(《拐子马》)、刘耀明(《轱辘子客》)和南志贤(《正气篇》)的阴暗狠毒的心地等;又抨击和讽刺病相畸形者徐慎行(《蓝袍先生》)、“成熟”的顺从者姜莉(《毛茸茸的酸杏儿》)、精灵的狡黠者王二(《石狮子》)和王林(《桥》)等的平庸人格;而对困惑者吴玉山(《失重》)、康勤娃(《康家小院》)和悲剧者田小娥、白灵(《白鹿原》)、珍珠(《珍珠》)、田芳(《蓝袍先生》)、莎娜(《关于莎娜》)的被损毀、扭曲的深切人道主义同情等。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借朱先生、白嘉轩之口提“鏊子说”，与其说是政治层面的对黑娃掀起的“风揽雪”农民运动和田福贤的反攻倒算行径的超党派揄击，不如说是文化层面的对国民阿Q式狭隘报复主义的针砭和批判。如果我们把《白鹿原》《蓝袍先生》《梆子老太》《地窖》《初夏》《日子》《腊月的故事》等排列起来，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型的近百年现代转型期中国社会生活之多彩画卷。而诚如作家所自述: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25年间，“这些小说几乎是亦步亦趋留下了生活演变的履痕，大致可以揣摸在冲决一层一层精神和心理藩篱的历程中，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心理秩序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没有从现实生活的层面移开眼睛。”［4］470我们正是从陈忠实小说文本所表现的伟大人道主义意绪、情操、价值人格和文学题材、母题、人物形象、情节、语言、诗情、画意上，认同和激赏陈涌先生关于陈忠实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的精辟论断的。“好诗从来和血出，孺子牛知孺子心。”鲁迅、茅盾、赵树理、柳青文学传统的启迪，使陈忠实深知并时刻悉心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5］“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自觉地保持与祖国人民的血肉联系，把自我的文学艺术之树深深“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6］19分明就是作为著名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学家陈忠实的立身之本与成功之本。而这一种立身经验和成功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毋庸置疑，是极富于典型性、榜样力和文化创造意义的。

陈忠实从为兴趣与谋生而踏上漫漫文学摸门、文学自修之路开始，到坚信“真正的文学依然神圣”，自觉走向为实现生命价值和民族复兴而献身于人民文学事业，其半个世纪的文学道路，简直就是一部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般勇毅执著文学事业的雄浑厚重的创业史诗、励志奇书。青年陈忠实是一名矢志不移、夸父追日般执著追求文学的理想者。陈忠实从发蒙读书、做文学家梦，到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河》面世，进而发表优秀短篇小说《信任》，确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磨砺与选择的人生过程。半个世纪以来，陈忠实把强烈的文学兴趣与寻求人生岀路纠结在一起，把由衷的文学痴情与确立自我终生事业统一在一起，进而自觉地把有限的个体生命价值实现与无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繁富壮丽事业有机地联系起来，走出了一条艰巨卓绝的文学自学而又自强之路，走出了一条创获丰硕、誉满寰宇的文学成功之路。陈忠实沐浴着改革开放大时代的阳光春风“亮相”新时期文坛，迄今为止已经给祖国与人民奉献出2004年广州版7卷本《陈忠实文集》及其之后《李十三推磨》等小说创作和文学理论，约计350万字的人性化、高品流的“和血”诗章。其中《信任》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立身篇》1980年获甘肃《飞天》文学奖，《尤代表轶事》1981年获《延河》文学奖，《康家小院》获上海《小说界》首届(1981—1983年)优秀作品奖，《第一刀》获《陕西日报》优秀征文奖，《初夏》获1984年北京《当代》文学奖，《十八岁的哥哥》获1985年河北《长城》文学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与田长山合作)1992年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四妹子》获陕西省首届“双五”文学奖，《活在西安》2000年获《人民日报》优秀作品奖，《白鹿原》1993年获陕西省第二届“双五”文学最佳作品奖，1994年获1980—1993年人民文学奖，1998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目前陈忠实小说已经有日、朝、越、俄诸多文译本和港台地区多种繁体竖排版本，并被写入多种文学史著作，进入高等院校文学专业教学和研究领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贯穿整个陈忠实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本的一条主线，分明就是作家以“惊金石动鬼神”的至真至诚之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热切关注和诗性表现。由陈忠实早期于民间文化世界中形成的虽说简朴单纯却底色、尽管不甚开阔却与人类社会文明同步发展的个人社会文化圈和自我价值人格所决定，由陈忠实近30年始终与人民共和国主流文化圈、文艺界王汶石、李若冰、张光年、贺敬之、王愚、畅广元、王仲生、蒙万夫、萧云儒、李星、白烨、阎纲、何西来等人保持良好的对话交流关系所决定，也由陈忠实始终自觉地为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社会着想、为人民立传代言雕像，自觉地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服务的创作宗旨所决定，作家整个创作文本所想引发人们的情感体验的性质和总指向，是积极进取、健康向上，“致人性于全”，即是清扫人们心灵反省状态的压抑、扭曲、异化人性的精神垃圾，焕发人们以民主、科学、独立、自由为内核的当代人文精神，自觉维护人的平等、尊严和社会的正义、公平、文明。陈忠实在走向“完善的人道主义”［7］理想境界进程中，不断地“定义自我”，不断地提升和完成自我，实现自我崇高而博大的价值人格。作为一个独立创作主体，陈忠实的个人社会文化圈在60年间不断拓变、调整、重组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思潮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单纯信仰”和坚贞情结。“人间正道是沧桑。”陈忠实早期农村生活、长期农村基层工作和业余文学创作“操练”，为其新时期创作奠定了思想、生活和艺术表现力的坚实基础。而“文学依然神圣”的坚定信念，对柳青“六十年一个单元”和“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名言的激赏和自觉，非凡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执著追术和以“自己的头自己摇”为内核的现代人格魔力，对祖国对人民的由衷酷爱与忠诚，“为历史服务”的高度自觉与热忱，使陈忠实创作进入金色的宁静丰收期，并登上风光无限的人民文学艺术的高峰。“稚少痴梦艺苑里，老大醉耕不计年”。陈忠实由一名少年文学爱好者、普通的城郊乡镇上的业余作家，锻炼茁长为“茅盾文学奖”得主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其独特的文学历程不仅表现了创作主体正派、硬气、坚韧、雄强、“决不言败，决不认输”的生存意志和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剥离”、自我定义、自我超越的现代意识、现代人格和做人的大气象、大境界，而且表现了文学创作主体与时俱进、自觉“拿来”、探险历练、综合创新的非凡智慧和才情。他那种“文学永远神圣”的坚确理念，激赏“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的警策名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座右铭，那种坚毅不屈、不甘人后、永不言败、自强不息，在趋优中拼搏奋进、不断精神“剥离”、不断超越自我的现代人格精神，堪为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人民文豪郭沫若认为:“天才是努力生活的结晶。”而王阳明则是伟大的精神生活者，是儒家精神的真正传人，是自强不息的奋斗主义者。［8］作为努力生活、自强不息的文学天才，陈忠实的创作道路，毫无疑义，就是一切有志青年不断地定义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不断地崇优、择优、趋优、创优，而成长、成才、成功的雄浑厚重的创业史诗、励志奇书!

陈忠实自觉地不断进行精神的与艺术的“剥离”，不断地拓新自我社会文化圈，不断择优、趋优，定义自我和超越自我，是作家攀登文学艺术高峰的重要保证和唯一秘诀。畅广元教授十分注重陈忠实文学和精神双重“剥离”过程所呈现的文化精神及其品位。他反复地谆谆告诫文艺界同仁，对陈忠实的创作文本和他的精神“剥离”过程，应该认真地进行文学文化学批评研究，而不是人们已经熟悉了、习惯了的一般性的文学研究。［2］243因为这一“个案”是极其典型的，陈忠实独异的文学世界和精神“剥离”过程，在走向21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学界不仅具有普泛意义，而且富于“先锋”品格和引领、启迪一代文学新军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的“剥离”是陈忠实文学生涯中具有特殊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其时的陈忠实自觉而敏锐地感受到真正的人民生活的春天、祖国富强的春天、文艺繁荣的春天气息，于划时代的1976年10月文艺家们欢庆人民的伟大胜利时分，没有急于以沙哑的歌喉浅薄、表相地颂扬光明，以颓败的笔刀挞伐丑恶，而是默默“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读书，把自己也烧进化，借他山之石，窃异域之火，攻“玉”煮“肉”，完成个我痛苦而深刻的精神“剥离”，以求能适应新变、与时俱进，在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事业中，实现多年追求的自我理想和生存价值。在此次重大的精神“剥离”和心态大“爬坡”的过程中，陈忠实不仅要从思想认识层面上冲破和扬弃极“左”的文艺教条主义，而且从创作上要彻底地清理与抛却极“左”的文学创作理念与套路，而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从1979年春天，陈忠实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颇高产的创作时期。陈忠实是一位富有社会良知和责任心的作家。当他在已经成为陕西作家协会专职作家，出版了几本作品集、获得过全国奖、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之后，没有丝毫松懈，没有骄人沽名，而是认真回溯和检索自己的创作，敏锐而强烈地感受到一名作家的职责和压力，自觉地从思想和艺术的结合上为自己提出更新更高的目标。“你作为一个作家，在陕西和中国当代文学中达到了什么程度，占有怎样的位置?”“如何形成属于自己的、应该不为人淡忘的东西?”“你应该在中国的图书馆里挤进一本书呵!”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忠实再次进行了重大的精神“剥离”和心态大“爬坡”。陈忠实从生活体验转化到生命体验、从典型性格理论转向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不断接纳和吞吐东西方文化艺术养料，扬弃与文艺新潮不相适应的理念与方法，如中篇小说《初夏》一稿采用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等。陈忠实正是在精神“剥离”过程中，一方面实现知识结构和审美观念的更新，在自觉“拿来”、创化、融入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现代东西方文学元素中促使现实主义深化和开放而达到空前的艺术高度与境界;另一方面则注重和沉思文学之于主体人格的联系，致心力于涵养浩然正气，培育现代杰出作家品格:(1)特定的改革大社会时代的审美要求和独立的文学主体的审美理想相互作用下的美学规范系统;(2)建构了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解剖的文学品格;(3)强化了作为文化存在者自由重构“生活类型”和“自评体系”的创造性。［2］173正是这种以崇优、趋优、择优、获优为宗旨，以做矢志不移、无怨无悔、真诚地面对事业、大胆地否定自我“先天性不足的艺术空虚”、勇于捍卫自己明白了的东西和心灵的一方自由绿地净土—“愚人”为强大驱动力量的精神“剥离”，使陈忠实创作出了堪为经典的长篇巨制《白鹿原》，跨入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杰出作家之列。陈忠实明确地指出:“文学创作是一种文化的表现，而且是文化最直接最显露的表现方式。”“艺术就是自己对已经意识到的现实和历史内容所选择的最恰当的表现形式。”这些主张分明是作家对葛林伯雷“文化诗学”理论和贝尔“艺术乃有意味的形式”理念的一种深度透析和独异阐释。半个世纪以来，陈忠实那300多万字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著述文本，不仅仅是作家独立的主体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结晶，而且是近百年中国社会文化、思维方式进行急剧现代转型、深巨变革的多彩画卷和多棱镜。陈忠实以开阔宏放的文化视野和悲悯美善的人文襟怀，反复认真地审视、透析和考量东西方古代现代诸多文化艺术思潮、名家大师们的创作经验，不仅关注思考和探索人类社会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而且探寻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决没有崇洋媚外、食洋不化，或者眷恋古董、守成复古的心态意绪，决没有把现代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中形成的某些主义的艺术理论或艺术规律，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真理和规律。在这一方面，陈忠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陈忠实小说中不仅描写和塑造出朱先生、白嘉轩、鹿三、冯景潘、冯二老汉等传统文人和正经庄稼人形象，描写和塑造出鹿子霖、黄掌柜、徐慎行、黄桂英、唐生法、王育才、刘建国等心术不正者和人格畸变者形象，而且发掘和赞扬鹿兆鹏、田老七、王玉生、侯志峰、罗坤、冯马驹等真正共产党人和白灵、幸福、山楂、珍珠、娟子、冯彩彩、四妹子、秀芬、罗马大叔，甚至外形丑陋而矮小的来娃等普通劳动者的心灵美，从而使文学文本成为人们借以认识省情国情、创造和谐新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文化”就是“人为的进化”，其本质精神是青春的、创造的、进化的。陈忠实文学文本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和“对存在的诗意的沉思”，［9］十分形象生动地表明:人类追求“现代性”有两条迥然不同的途径:其一是正派的、人道的、民主的、大众的;其二是市侩的、兽性的、专制的、霸权的。陈忠实小说文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正在于坚持正派的、人道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和谐的现代性之路，而扬弃市侩的、兽性的、专制的、霸权的、愚昧的、无序的现代性之路。近些年时贤们热评“现代性”问题，却缺少具体的分析明辨，就不免有盲人摸象之嫌。正是在陈忠实小说描绘和表现近百年民族文化心理“全部隐秘”的深刻而独特上，畅广元教授称赞陈忠实是具备“世界性因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者”。［10］在长篇巨著《白鹿原》之后，一方面是好评如潮和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方面是出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的个人社会文化圈进一步迅速地扩展、调整、升级和优化。过去的15年间，三秦文坛上的李若冰、王汶石、胡采、王愚等前辈文艺家们，“笔耕”组的刘建军、蒙万夫、畅广元、王仲生、萧云儒、李星等著名文学评论家们，分明是陈忠实文学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出名走向辉煌过程中的良师益友。而在新世纪之交，陈忠实则又添了诸多新朋友，费秉勋、白烨、何西来、李建军、公炎冰、邢小利、卞寿堂等专家学者。在陈忠实独异的个人社会文化圈不断创造、拓新、重组、优化过程中，正是由于畅广元、王仲生、萧云儒、李星、白烨、李建军等诸多位高层次、高品位师友们热心而精诚的指点、奖掖与提携，才使他取得了百尺竿头、步步层楼的文学成就。陈忠实在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以后，曾高瞻远瞩而热情洋溢地指岀:“一个处于经济腾飞和新的机制形成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无论如何也缺失不了文学。……我坚信，一个没有文学艺术的民族无论经济怎样发达，也不会是一个完美的优秀的民族;一个有雄心在经济上独立强大于世界的民族，也应该有最优秀的文学争艳于世界文学的神圣殿堂。”“经济获得更大发展，国民素质获得进一步提高的中华民族，必将要创造一个文学艺术的新世界，任何市侩的短视的眼光和浅薄的议论都会过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依然神圣。”

站在新世纪初期东西方文化艺术发展的制高点上的陈忠实，不断吞吐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信息和养料，更新知识结构，不断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自觉地“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从注重社会生活的体验层面走向强调主体生命体验层面，从追求“典型性格说”走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从“革命的现实主义”走向开放、发展着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从《日子》到《李十三推磨》等近期创作，在小说理念、美学情趣和艺术实践的结合上，表现了陈忠实新的文学创作高度与风貌。综上所述，陈忠实作为由故乡关中热土走出潼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作家，作为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陈涌所激赏的“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毫无疑义，他的创作道路具有深刻的文化创造意义:其一是早期农村生活和长期农村基层工作经验，奠定了作家民间化平民文化情感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念，打造了鲜明独特的民族化、乡土化、地域性本土文学底色;其二是对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辩证关系的明确认知和体悟，使作家始终保持着与人民母亲的血肉联系;其三是从为谋生而文学走向为实现生命价值和民族复兴而文学，成为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般勇毅执著文学事业的励志书;其四是不断进行精神的与艺术的“剥离”，不断地拓新自我社会文化圈，不断择优、趋优，定义自我和超越自我，攀登文学艺术高峰。这些成功经验和优秀传统，必然会促使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文学事业的成熟、繁荣与发展，并给广大文学青年们以有益的人生和创作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