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文学批评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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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以其美学成就而闻名于世，他的《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被广泛学习和称颂，其作品表现出从容、宽厚的文学修养，这与京派的审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与京派人物放在一起。而朱光潜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十分浓厚的京派文学特征，这与他本人的文化观念息息相关。目前文学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时，多列举小说家，京派也被视为小说流派，而提及朱光潜时，则主要指他曾担任京派杂志《文学杂志》的编辑。朱光潜曾说过：“我回国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1］当时京派与海派相对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感，京派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追求从容、宽厚、诚实的审美观，而海派则以迎合读者为目的，更注重叙事的角度和创作形式。究竟朱光潜与京派的渊源何在？纵观相关的评论文章，研究朱光潜文学批评的专著和论文都非常少，更鲜有清楚阐述其文学批评与京派文化的关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到朱光潜美学研究的影响，思辨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审美层面，并未结合其个人经历、价值观和文学史来对其文学批评做深入的研究。《文学杂志》本身发行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发行之时已经是京派文学发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数，那么朱光潜为何被称为京派批评家？在此，笔者认为：虽朱光潜的大多数著作均为美学著作，但几乎所有对于美的解释和分析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赏析来实现的，由此向读者传达审美情趣。因而也可以将朱光潜对文学作品中美与丑的描述视为对这部作品的文学批评和对这部作品价值的认可。笔者将从细处着手，分析朱光潜文学批评及其所主编刊物的京派特色。

一、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现多是与海派相对立而言的，京派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愿意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温和的方式来抵御时代的弊病和丑恶的社会现实。其作品一般都同社会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文风淳朴，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京派引进西方纯正的美学思想，将其与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使美学思想不仅有着理论的光鲜感还有了动态的生命力。此外，西方纯正美学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对政治侵犯文学的京派作家，他们远离政治漩涡，更能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风云，吟咏人性世俗的常态变态、史态现态中，建构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立场。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说还是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探求深度，持久地将“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样严肃的“五四”国民性主题继承下来，不断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其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也使其避开当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功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第三，宣扬淳朴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将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从儿童、少女等角度对平凡人的生命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以平和的方式赞扬淳厚、信用、真挚、善良、情义等人性美，使美由绚烂归于平静，归于自然。这样，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独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他们摈弃乡愿式的教训，也摒弃营造夸张而紧促的场面，在平凡的人事中描绘人性的美［2］。

二、朱光潜文学批评中蕴含着京派特征

京派的众多文化观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潜的文学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自然人性观京派的“归隐文化”在面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都市的冲击和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时，感到焦虑与失望。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使京派作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濡的田园乡村，从湘西、鄂东原始幽静的乡村生活中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获得心里平衡。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田园［3］。在朱光潜的《诗论》一书中，谈及了许多诗的意境、形式和节奏，以及中国诗歌发展等诗歌本身的问题，对传统诗词的遣词炼句、节奏声韵以及何以走上“律”的路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唯独最后用了整整一章来谈陶渊明，讲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风格。朱光潜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4］吸引朱光潜的固然有陶渊明的诗文风格，然而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的“真”和“自然”将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班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4］。在这些描述中，朱光潜对陶渊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赏的不仅是陶渊明本人，更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光潜以“审美距离说”来构建美学体系，以“静穆”作为美之极致，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为推崇“无为而有所为”的自然人性观，集中表达其希望与现实保持距离，专注欣赏美、创造美的文学态度。在政治动荡年代，朱光潜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对人性的关怀贴合了普通民众对文学的期待，引导他们摆脱文学功利主义，不是一味地从文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寻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这种将对醇厚自然的人性美的赞誉寓于文学批评中做法，体现了朱光潜文学批评中的京派特征。

2．古典审美情结京派小说家受现实的触动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老庄主张的心灵恬淡虚静和情景无为的处世态度和儒家的重义轻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为人宗旨不谋而合。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道路、志趣爱好行为方式的形成，最早的甚至最重要的影响，常常发生在“童年—少年”时期。朱光潜出生书香门第，是朱熹的后裔，祖父为清朝贡生，父亲熟读经史百家，以开设私塾为生，在此背景下，朱光潜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朱曾说过，“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5］。朱光潜自幼熟读或背诵了从先秦到清代的散文名篇，得到极大的收获，国文成绩出类拔萃。“我从十岁左右起到二十岁左右止，前后至少有十年的光阴都费在这种议论文（古文）上，这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幼年的训练”［5］。朱光潜在《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一文中，明确指出：“我认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处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基点”［6］。他在文中提及许多中国传统著作，如《论语》《孟子》《世说新语》等等，以及许多西方的古典著作，如《荷马史诗》《圣经》等。他说：“史是人类活动进展的轨迹，它的功用在观今鉴古，继往开来。我赞成多读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都是根据这个观点。”［6］包括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眼里也包含着古典的气息，“陶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4］显然朱光潜不仅热爱并通读了中国古典文学，并认为这些古典可以古为今用，改善当时的社会和生活，这也是京派古典审美情结所在。

3．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文化姿态大多数京派作家都是从西方留学归来，但在吸收西方理念的同时并没有摒弃中国文化，也没有因执着于传统而完全忽略西方的先进观念。他们用含蓄的方式表现出了对中西方文化的包容。朱光潜的中立包容一方面体现在他的学贯中西上，西方学术文化促成了他思想的转变和人生道路的确立。他对新文学的接受，始于香港大学的学习，当时朱光潜最钟情的就是英国文学，诸如莎士比亚、弥尔顿、培根、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尤以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为最。作品伸张个性的精神和忧郁感伤的情调与朱光潜产生共鸣，其中洋溢着的古典趣味和朴素风格使他看到了陶渊明的身影。可见，朱光潜的包容在于寻找中西文学的相似相通之处，尤其是那些与中国传统审美情趣不谋而合的西方美学思想最令他着迷。朱光潜在《理想的文艺刊物》一文中说道：“由同趋异，由单一趋杂多，是一种文化刚生发的现象；由异趋同，由杂多趋单一，是那种文化已成熟的现象。人类心灵常需要综合，把繁复的事态加以简单化，所以每种文化思想在生发初期所有的分歧和矛盾到后来才逐渐融化在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系统里面。”［6］另一方面，朱光潜还将中西文学进行对比，为中国文学开辟领土。他认为中国文学演化的反常表现为：抒情诗最早出现，叙事诗不发达中国文学情感丰富而想象贫弱，很少能跳出“我”的范围，用纯客观的方法去描写事物；爱自然，而缺少神秘。但是中国的抒情诗西方不能比，自然流露、简单淳厚，极意刻画，精细深刻均为西方诗人所不及。由此他指出，中国文学最应学习西方文学的方面是批评研究。中国批评笼统庞杂，不成系统，材料收集方式也落后，对著述体例影响很大［7］。

三、朱光潜主编刊物中体现出京派特征

朱光潜曾经筹备、编辑或主编过众多杂志，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录》《民国日报文艺》等10多种刊物。其中20世纪30、40年代的《文学杂志》被认为是后期京派的文艺阵地，朱光潜任主编。该杂志以“在自由发展中培养纯正文艺风气”为目标。朱光潜在《发刊词》中写道：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并指出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端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忱［8］。该杂志的作者多为京派的学者型文人，有极高的文学水准和学术品位，他们理论与创作并重，注重以对外国文艺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译介，来建立文学的“乌托邦”，以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艺观念，呈现出浓郁的纯文学气息。京派的文学目的之一便是试图以从容和谐、具有中古遗风的理想社会生活来改造现代生活，实现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该杂志发扬京派文学观念，指出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的文以载道说是条窄路，提倡多探险，多尝试，让不同的学派思想在骚动发展甚至冲突斗争中自由发展，用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在读者权重中培养纯正文艺的风气。以京派作家为中坚力量，如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李建吾等，试图以从容和谐、具有中古遗风的理想社会生活来改造现代生活，实现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也正是京派文学的主张之一，从这个角度，《文学杂志》有少量的其他流派作家作点缀，这也正表现了京派所倡导的宽容并包的态度。可以说，朱光潜在担任《文学杂志》主编期间，团结了不少京派作家，以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思想为宗旨来创刊和编辑，它所表现出来的对文学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众多作家，也成为广大学者分析和了解京派文学的重要途径。他所表达的对文学的看法和主张被大量引用，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重要文学观。

四、结语

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朱光潜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当仁不让的。而文学批评又是他立足于此派别的重要原因。尽管他的美学著作远比他的文学批评闻名，但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朱光潜首先是位文学批评家，然后是美学家。没有他对文学的理解和批评，他就不会对美、对文艺有如此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