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代性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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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有别于西方现代性注重时间的进步意义，中国现代文学主要以其摇曳多姿、生气淋漓的空间性体验，表现出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特征。

一、现代性:从西方到中国的理论旅行

现代性作为西方思想文化场域中标示时间的概念，其形容词“现代的”(modernus)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末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的过渡时期，意指“刚刚的，最近，现在”。①其与“古代的”(antique)只构成生存样态的差异，而没有包含时间进步的意义。直至西方中世纪晚期沙特尔教堂的彩绘画以及贝尔纳所言“我们如栖在巨人肩头的侏儒”表明，现代性已经在古今对比的意义上包含了一定的时间进步含义。②就文化意义上而言，西方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才确认现代性时间的直线进步观念。在古代社会中，时间观念主要是以循环的时间观念为基准。随着西方近代社会科技等物质文明的日益进步，此种循环的时间观念被打破。直线进步的时间观念代替了圆形循环的时间观念。在此意义上而言，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标志性事件为依归，以进步、启蒙、理性等大叙事为其思想特征的时间性概念。与此同时，西方近代审美领域出于对此种现代性的反动，不断出现质疑和批判。卢梭所谓“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手，就完全变坏了”。③席勒则强调，应该通过游戏性的审美来弥补人类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走出人类的异化状态而成全人之为人的完整性。④种种的审美现代性方案，力图以审美的方式反抗工具理性，通过审美乌托邦来抗拒现代性线性进步的时间意识。现代性因此而出现了分裂，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协调一致基础上的彼此不合”。⑤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裂，赋予现代性丰富的内涵。一方面，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视进步为公理，认为“现代”就意味着不断的进步;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否思此种进步的现代观，歌颂自然的乡愁与神秘的异域所表现的审美迷魅，批判现代性理性的压抑与规训。就西方思想视域而言，现代性主要成为时间性概念。而就西方世界的近现代文学图景而言，亦表现出此种现代性的时间性特征。虽然西方近现代文学也重视空间体验，但从16、17世纪近代文学到18、19世纪现代文学直至20世纪中期以后后现代主义文学历史，西方近现代文学不断转向内在，通过对外在世界日益进步的压抑下主体内在精神状态变化的细腻书写，更为重视主体在西方空间场域的时间体验，尤其是对时间飞逝、个体存在的内在省视与体悟。而现代性作为指向前进的时间意识，不断趋向未来。鲍曼用“流动性”来形容现代性，⑥马克思从“瓦解传统”的意义上声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关系都烟消云散了……”⑦现代性流动性的特质使其在全球播散之中，由西方的时间概念主要转变为中国文化场域的空间概念。此种时间性概念的空间化表明，中国并非完全臣服，而是不断地抵抗与重写西方现代性。因为就知识论意义上而言，中西文化具有背景性差异，以现代性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化时，面临着语境误植的风险，故而中国有必要将现代性空间化。

二、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地域性

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注重时间的进步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出空间性特点。此种空间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地域性方面。中国文化本具有地域性的特点，谭其骧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的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⑧此种文化地域性特点深深影响中国文学传统。无论是以《诗经》与《楚辞》为代表的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的地域差别，还是以诗歌与山歌为代表的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文体差异，这既是中国文学发展不平衡的证明，又是中国历史与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的体现。此种文学书写的地域性遭遇近代中国与西方相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并未成为文学历史的“陈迹”退出中国文学场域，而是在经历中国传统时间观念断裂之后，以其独特的空间特征与魅力反抗着西方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近现代世界范围内虽然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但是就同时代的中国文化场域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会受制于单一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本位文化将会以各种方式参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之中，不断改变西方文化的性质及其作用，“这是一个空间位置的问题，一个文化场域的问题”。⑨自近代中国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有别于自身的“他者”———西方世界，致使其空间观念迥异于传统中国的“天朝中心”观，出现了“革命”性的裂变，此种“空间观念”刺激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被西方时间观念压抑的空间场域中体验自身的独特性。而因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差异性，中国并非为均质化、一体性的单一实体，而是融“主体性”与“复合性”于一身的多族群国家，中国地区之间的不同，不但涉及资源以及潜力的差异，而且还表现在发展阶段以及性质方面，⑩致使中国近现代作家所承受的“地气”不同，他们的空间体验亦因地理格局以及生活体验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诸如沈从文想象的湘西世界，赵树理演绎的山西故事，李劼人讲述的成都往事，等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性书写的证明。以沈从文而言，在其精心营构的湘西文学图景中，无论是先秦屈原瑰丽幽夐的楚骚，还是湘西僻壤粗野豪放的民歌，他都秉承“拿来主义”的精神，精彩形象地将其付诸于笔端。如此其将普实克所说的史诗与抒情的边界打破，瑏瑡以此抒情性的美典为淆乱纷扰的现实历史赋予了迷魅。此种心向自然的抒情性书写，不但是为守护湘西这方属于他的精神世界版图，而且更是以此“有情”书写来抵抗当时入侵的西方现代性的冰冷风暴，表现出中国文学自身的抒情现代性。以“山药蛋派”的代表赵树理而言，其秉承和发扬“汲取民间文学养分，重视民间文艺传统”的山西地域性文学精神，取材抗战大时代中山西人民斗争和生活的事例，走出了一条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赵树理曾指出中国文艺的双重传统，一为代表“五四”胜利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一为被边缘化的民间文艺传统。他强调民间文艺传统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不应被压抑、被忽视，自觉地在理论层面为民间传统辩护。瑏瑢而在具体的创作层面，他一方面学习并借鉴民间文艺传统，如评书、曲艺、秧歌、小调等民间文艺形式，创作出《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一方面深入群众中间，取材于身边人民群众抗战与生活的故事以及他们喜用的通俗语言，创作出《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如此，赵树理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解放区人民群众斗争与生活的丰富性，成为“延安文艺精神”的实践性代表。如是种种，中国现代作家因地域文化、生活体验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其文学书写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此种文学书写的地域性特征不仅表明乡土中国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而且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遭遇西方现代性挑战时不断“寻根”的冲动，“‘寻根’即是对‘现代性’作出的反拨、反应”。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正是通过将现代性体验空间化，反抗而非认同西方现代性的时间性，表现出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特征。

三、中国现代文学时间体验的空间性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空间性特征也表现在中国现代作家更为重视当下生存空间的体验，不断质疑线性进步的时间观念。进化或进步作为时间观念往往在长时段上影响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中，此种进化或进步时间观念的影响并不明显。加之近现代中国黑暗、残酷的现实状况，更使许多作家因“现在”生存处境而生发“活在历史”的慨叹。因此，中国近现代作家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当时生存境遇的压迫，充满对现代时间观念的反抗。诚然，中国的现代意识应当是一种时空体验，不仅接受线性进步的时间观念，从而改变传统循环的时间观念，而且通过与西方世界的相遇，打破华夏中心的空间观念，从而承认他者存在的合法性。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西方现代进步意识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中国近现代作家因对自身生存状况的反思而触发的空间意识却更为明显与深刻，鲁迅、郁达夫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堪为代表。以鲁迅而言，他在存在论意义上对时间历史问题进行了反思。鲁迅往往通过对孤独者个人往事的追忆(《孤独者》、《在酒楼上》)，以期营造感伤的氛围，进而抵抗时间进步的意识。虽然逝者如斯，往事只是存在于现在的叙事之中，并受现在叙述的制约而失去其固有的本真性，但鲁迅不断质疑现代性此种进步的历史观。因此，鲁迅总是关注当下的生存感受，以警惕的目光来看待中国社会发展中所谓进步、光明等宏大叙事。他关于革命的悖论便是明证，“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瑏瑤甚至将当下与历史的存在感受相比较，进而产生循环的时间观念。他常常以要么是坐稳奴隶的时代，要么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来区分中国历史的治世与乱世，甚至认为他总是生活在历史上的宋末和明季，“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瑏瑥此种循环时间观念并非否定了鲁迅的现代意识，而恰是表明鲁迅注重自身体验的当下性，以致鲁迅祭起“为人生”的文学大纛，礼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真正猛士。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鲁迅以及与他思想趋向相近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是典型的“现在主义者”。他们不是生活在“过去”，也并非生活在“未来”，而是生活在时间之流的“现在”。他们既然生活于“现在”，就不会沉溺于“华夏中心”的历史而沾沾自喜，也不会盲目迷信将来，认为自然进化的铁律存在允许“坐而等待”光明的到来。因此，鲁迅的此种“现在”的空间体验，使其反思和质疑了线性进步的现代性时间观念。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也并不耽溺于“传统的乡愁”，而是以“生活过的记忆”为依归，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她体认到:“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明了、亲切。”瑏瑧“记忆”不是对历史往事的记录，而是一种由“现在”生发的对体验过的生活的回忆，是一种当下的空间体验，因为作为主体心理情感结构的记忆与历史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记忆与历史具有不同的社会载体，记忆环境的存在常常为记忆提供可能，以致此种记忆环境渲染或播散了一种情感氛围。因此，记忆环境的在场提供了有别于历史的生存想象，“生活过的记忆”其实就是作家对现在生存空间的一种体验。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作家对当下生存空间的体验以及对现代性进步时间观的质疑正表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空间性特点。总之，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地域性，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时间体验的空间性，都表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空间性的特征。此种空间性特征不但抵抗与重写了西方现代性，而且更加彰显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