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思索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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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经常会听到人们关于文学批评的种种不满，批评的诸多痼疾和它的某些恶习积重难返，几乎使得批评的意义与它的价值，还有它的最为基本的公信力，都已经变得非常可疑;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文学批评在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特别是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应具有的重要功能，人们对它又瞩望甚多，希望它不仅能够振衰起弊，自身获得健康的发展，还更希望它能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积极有力的实质性影响，所以人们在对它表达种种不满的同时，又经常地对它进行严肃认真的检讨与反思，希望能重新建立和达到正常或理想的批评状态。二○一一年，《辽宁日报》继二○一○年成功进行了一场“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大规模讨论后，又很成功地进行了“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讨论。讨论从二○一一年一月十日起，一直到同年七月二十二日结束，为期逾半年，先后邀请和参与的人员既有雷达、南帆、丁帆、孙郁、陈众议、张光芒、王彬彬、郜元宝、肖鹰、陈晓明、林贤治、王晓明等文学批评家，也有国内重要的文学批评刊物《文艺研究》和《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方宁与林建法，还有作家如阎连科、陆天明等人，及高等院校作为文学批评后备力量的青年学子，刊出的专题性访谈竟有二十万字，而且很快又结集出版。①在我的印象中，一份省委的机关报而能对文学批评问题如此重视并且又很成功地开展如此规模的讨论，其所呈现出来的学术性、纯粹性，以及讨论空间的生动与开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这场讨论对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进行了相当全面与系统的检讨与反思，很多问题都得到了具体和深刻的揭示，其对文学批评的历史性重建，也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思考与建议。

实际上，《辽宁日报》的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功，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在讨论开始前的二○一○年十二月，由辽宁省委宣传部主办、《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承办的“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与会学者和批评家们均都提交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这便为实际上是承接了这次会议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确立和保证了后者值得赞赏的学术品格。①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整体反思，“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讨论(以下简称“重估”)不仅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有所把握，更是对文学批评的批评环境、批评格局、批评制度、批评伦理、批评主体、批评立场、批评精神和批评方式，等等，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讨论，其所涉及的方面相当之多。当下批评的基本状况，几乎每一位接受访谈的批评家都很关注，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论及，总体上都表现出严重的不满，其中以雷达的意见最有代表性。在批评史的视野中，雷达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在中国，很少有哪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像今天这样尴尬、无奈、软弱、被动”，“现在，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新的作品大量涌现，批评家们在各地的各种媒体上发表着不同的声音。同时，在大学校园里也有不少的硕士、博士在研究着各类当代作家作品。仅就从业者之众，数量、口号、名词、新术语之繁而言，当前的文学批评不仅堪称繁荣，简直多得要过剩了”，但“从思想深度、精神资源、理论概括力、创新意识、审美判断力等等方面而言，富有主体精神的、有个性风采的、有影响力的评论却十分罕见。反而那些被动的，跟在现象后面亦步亦趋的，或者迎合型的、克隆型的文章却很多。批评的乏力和影响力的丧失，批评的自由精神的丧失，以及批评方式的单调、乏味、呆板，这一切使得貌似繁荣的文学批评更像是一场场文字的虚假狂欢，最终导致批评失去了鲜活、锐利、博学、深刻的身影”。这与作家们对文学批评“陈词滥调、雷语连篇、矫饰浮夸、玄虚空洞、隔靴搔痒、艰深晦涩、不痛不痒”①之类的评价基本一致。在雷达看来，如此不堪的批评现状，其实根源于社会生活中公信力的缺失，很难以文学自身或几个批评家个人的职业精神来挽回，其前景，无疑显得非常悲观。②在文学批评的很多具体问题，如批评环境问题上，很多讨论者也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反思。除了雷达，他认为文学批评所处的是一个“诚信缺失，怀疑永恒的大环境”外，这方面谈得较多的，还有林贤治、丁帆与林建法。这场讨论关于林贤治的专访题目就是《文学批评环境问题是首要的》，足以见出在文学批评问题上林贤治的思考重点。林贤治认为，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文化批评的一个分支和一个方面，环境问题看似外围，但其实对批评的各种重要问题都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只是对批评环境的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只有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才能真正辨析问题，找到方向，而要“营造真正健康的批评氛围，首先不允许其他力量的介入;再就是没有商业性质的东西。批评不能雇佣”。

在林贤治的思路中，衡量批评环境之健康与否的核心标志，就是是否能够允许批评的独立和批评的自由。③在丁帆看来，自一九九○年以来，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就不断遭到消费文化的破坏，二○○○年以来，这种破坏愈演愈烈。他说:“所谓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我总结了十一条乱象。从表层结构上来说，出现乱象有其客观原因，即整个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批评家‘倒戈’了，倒向了消费文化。他们不是媚俗，就是媚官、媚权，或者，媚金钱。市场是一个无形的手，市场体制带来的种种利益，致使这些批评家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消费文化的魅力，所以才出现了文学批评的种种怪现象。”④而与林贤治和丁帆的思路不同的是，林建法在指出批评环境的严峻性的同时，则更具实践性地提出了“文学生态平衡”的概念，并且以自身的编辑实践和编辑理念现身说法，指出他在《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实践中固守与坚持的，就是要为具有创造性的和杰出的批评家、为真正的文学批评营造健康的批评环境和搭建理想的批评平台，以此来维护和优化文学的生态平衡。这几年来，林建法曾多次对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学评奖直言批评，认为“恰恰是现在的文学评奖把批评环境给搞坏了。根据非文学标准而评选出来的作品，混淆了大众的视听，降低了他们的分辨能力，也对作家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对批评家也具有负面效应”，毫无疑问，他对批评环境的批评与反思要更加具体和更加切实。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基本格局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在这场讨论中，它也是一个焦点性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讨论者那里，对于批评格局的把握方式略有差异。比如雷达，他把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分为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而丁帆，则将批评划分为“印象派”和“学院派”两大阵营。不管人们作怎样的分类，在当下中国的批评格局中，“学院派”或“学院批评”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方面，无论是在从业人员还是在实际影响上，都应该是其中的主体性力量。比较而言，我更赞同丁帆的把握方式。这是因为在雷达的把握方式中，专业批评与学院批评被作为迥然有异的两种类型，而在实际上，批评的专业性，恰正是学院批评所经常声称与追求的，对于某种片面与狭隘的所谓“专业性”的追求，正是导致学院批评问题重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以“专业”来相对于“学院”，以免造成讨论时的混乱。至于雷达所说的“专业批评”与“媒体批评”，正可以被丁帆教授所说的“印象派”所概括。在丁帆看来，学院派与印象派各有优长，但也各自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他所认可的学院批评家“既有价值立场，又有对作品敏锐的感悟，同时也具备文学史意识，这样的批评家不多，比例极小。在学院派批评家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是那些价值立场模糊，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批评家，这是此类批评家的可悲之处”。而他指的印象派批评家，则是那些在作协、文联工作的批评家，当然也包括自由职业批评家。“这类批评家，长处是对作品的感悟比较深，写出来的文学批评是有生命温度的。如果说学院派批评家中大多数人用解剖僵尸的方式去解析作品，那么印象派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则是有感悟、有温度的。同时，他们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批评和评论比较迅速、及时。他们的缺点在于，批评文章的天马行空，大量作品还没有细读，上来就写文章，于是只能凭借印象，凭借所谓的批评经验直接套到作家作品上去，甚至发展到不看作品只看内容简介，就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惟上的特征很明显。”他认为印象派批评家还往往缺乏文学史意识，他认为“一部作品不能孤立地去考察它，而应当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来分析，这样才会有参照系。在这方面，学院派批评家做得更好些”。

在我看来，丁帆对于学院派批评和印象派批评的如上把握非常准确，也非常中肯。由于这些年来学院批评一直在批评格局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它的问题也引人瞩目，所以在这场讨论中，像雷达、孙郁、王彬彬、陈众议、郜元宝、肖鹰、林贤治等批评家和接受访谈与调查的作家、学生与读者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学院批评提出了批评。比如郜元宝，他用“作家去势，学者横行”来概括文学批评的“学术偏至”，认为目前“文学衰微，学术取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各种学术理论、概念范畴乃至学术话语普遍流行，覆盖社会，甚至渗进日常生活，媒体充斥着以学术名义教训、引导、恫吓普通人的假先知，与此同时，却普遍视文学为无物”。在他看来，批评家接触学术问题，不是为了炫耀博学，不是放弃文学而躲进学术殿堂，更不是为了披上学术的华服，而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把深奥玄远、繁难沉重的学术问题还原为直接感性的文学性问题来把握，好让更多的读者一道参与，让更多的人在文学批评的领地取得对社会人生的发言权，过度学术化的批评，本质就是放弃文学。②而孙郁，他甚至用“无法忍受”来表达自己对学院批评弊病的不满。在谈到文学批评的存在问题时，孙郁指出:“目前批评的问题还包括学院化的知识操作。学院派话语用来研究经典作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研究当代作家就存在问题了。学院派话语的特点是程式化、模式化，与当下鲜活的生活和作家鲜活的文本之间存在着距离。这套话语写出来的文章，读起来不亲切，把本来生动的文本变得不生动了”，③这与王彬彬所揭示的“学院体制容易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使文学批评变成一种纯技术性的行为”完全一致。④在这场讨论中，有一个问题被大家屡屡谈及，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批评伦理问题。所谓的批评伦理，实际上就是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与作为批评对象的文艺作品和文学艺术家间的伦理关系，还包括批评家和有关媒体(批评刊物、大众媒体)、批评家和批评制度、批评家和批评家间的复杂关系，在更加通常和狭义的层面上，主要就是指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健康和正常的批评伦理中，批评的基本原则就是“文学”，“文学”是批评家批评对象的唯一标准。但这些年来，由于批评环境、批评制度及批评家主体自身等方面的复杂原因，批评伦理却出现了严重问题。在很多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搀杂了太多的对金钱、权力和人情等方面的算计与考虑，不负责任的盲目吹捧甚嚣尘上，对于这一点，王彬彬在这场讨论中谈得最多，也最为集中与明确。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尊重就是准确地说出他的独特创造，准确地指出他固有的缺陷和毛病。胡乱吹捧的结果是使真正应该被肯定的也没有得到肯定。我们今天的文坛，无论是好的创作还是差的创作，批评家都没有对其作出彻底的解读，而文学批评滋生出来的各种问题，最终伤害的是文学本身。”①在王彬彬的理念中，“文学本身”是文学批评最应关切的方面，以此作为价值标准的批评伦理，才是真正理想与纯粹的批评伦理。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也是这场讨论的重要问题。价值标准的丧失、混乱和模糊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文学批评的突出病症。在对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子们的调查中，有近八成的人认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没有呈现出应有的价值标准。在接受专访的批评家中，以丁帆对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问题强调得最多，也最突出。人性的、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标准，为他的批评实践所一贯坚持，而价值立场的退却被他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病症与问题。在这场讨论中，他一再强调坚守人类恒定的价值标准是批评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也是评价文学批评之好坏的根本尺度。他认为在一九九〇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整体性的叛变”，这种叛变的重要表征，就是他所一再指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媚官、媚俗、媚钱与媚权。在记者的“专访”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二○○九年到二○一一年，记者曾经多次采访丁帆，虽然每一次采访所涉及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是，最后总会回到‘价值标准’的问题上来”，这足以见出他对价值标准问题的注重。②在我们这个表面上看来价值多元实则混乱的时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坚守实际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启蒙的意义。所以在讨论中，方宁才认为“中国优秀的学者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到大众当中去，用自己的理论，用自己出色的见解去引领大众，使大众形成有价值的审美观。那些仍旧深居在书斋里的批评家们，应该要有所担当。谁都可以偷懒，但是批评家、学者却不可以。越是学术地位高的学者，越是著名的批评家，越应该面对这些问题，从关注世俗社会、世俗艺术做起，发出批评的声音，身为学者和批评家，不仅要有学术担当，更要有社会担当”。

作为一场历时较长、规模宏大且参与者众的学术讨论，在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估”实践中，除了如上所述的诸多问题，另外像批评家的精神人格建设、批评方法的选择和对中西方批评理论资源的借鉴与运用、网络批评的优长与不足、批评文体的存在问题，特别是当下中国的文学评奖问题，等等，也为参与者多所涉及，并且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这些丰富深入的反思基础上，文学批评的未来重建，也很自然地为大家所关切。在对文学批评的未来重建问题上，这场讨论在很深刻地揭示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在批评环境、批评格局、批评伦理及学院批评的严重局限和价值立场的缺失等种种问题时，都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和重新建立批评秩序与批评模式的有关意见，但在此外，有两种意见我以为非常重要:其一，就是对文本批评的强调。长期以来，由于学院批评及其相应的所谓学术评价标准(很多其实是非学术和反学术的———笔者注)如对转载率、引用率等方面的片面强调，导致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往往偏重于对一些宏观问题和中观问题的所谓研究，不仅使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与研究遭到忽视，更是忽视了批评家与研究者文学感受力的养成与发掘，出现了很多文学博士与文学教授能够写出洋洋万言的高头讲章和一部又一部的所谓学术专著，实际上连最基本的文学感受力都毫不具备，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作家作品评论，从而在实质上也决定了那些宏观和中观的所谓学术研究的虚妄与可笑。所以在这场讨论中，注重文本、阅读文本、尊重作家们具体的文学创作，从而使批评建立在可靠的文本阅读的基础上，几乎成了每一个参与者的大声疾呼。比如林建法，就曾以自己的编辑实践为例这样说过:“批评常常被质疑过于空泛，其主要原因是，有些批评家不阅读作品就发表评论。无论是写批评文章还是办杂志，阅读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主编，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凡是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评论文章，当中涉及的作品，我都读过。这一点很重要。一部作品是否值得评论必须通过阅读来判断。”①正是因为将自己的编辑实践建立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对于大量作品认真阅读的基础上，《当代作家评论》及其所发表的文学批评文字才能够不断地对中国文学持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的理论批评刊物。实际上，像林建法一样，孙郁、王彬彬、郜元宝和张光芒等人同样对作品的阅读非常重视，强调批评家对文学文本的鉴赏力和感受力，认为“文学批评始终应该是从批评家对作品的艺术感受出发”，②“好的文学批评第一要看是否有鉴赏力。批评家如果在审美方面没有感觉的话，那么他的批评至少有一半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第一要素”。就如同张光芒所指出的:“作家要从生活中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东西，批评家则要从文本中发现一般读者无法读出的东西，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批评，站在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上，站在作品与人的心灵的关系上，站在现实和未来的交接点上，指出文本的局限和意义。”

所以在谈到对于文学批评的期望时，作家阎连科才同样很热切地呼吁批评家们应该重视作家研究，认为回归创作，深入到具体文本，这才是我们的批评所应坚守的重要责任。⑤其二，就是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自觉与倡导。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受到西方的强大影响，一九八○年代以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与批评观念则更是以加速度的方式飓风一般登陆中国，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批评实践，但在同时，很多人对这样的影响也诟病颇多，这次“重估”，非常自然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批评家们在正视和反思西方理论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时，并没有简单化地一味否定西方理论的价值，而是都以开放的眼光着眼于未来，在文学批评的未来重建的视野与关切中，积极倡导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自觉建立，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恰逢其时。这方面，以陈众议的观点最为明确。作为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谙熟西方批评理论的知名学者，陈众议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和批评现状以及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问题与局限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认为在今天“中国的批评家已经可以置身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信息平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批评家站在同一个平面上思考问题”，现在正是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成熟时机———“属于我们的时候到了，属于中国批评家的时候到了!”这样的倡导与鼓励，不禁使我想起李泽厚关于在当今时代中国哲学应该“登场”了的展望与倡导，①令人感到无比地振奋和鼓舞。而在关于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问题上，陈众议也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在此问题上，他尤其强调对于中国自身批评理论传统和对现代西方包括苏俄批评理论遗产的继承，认为这是我们绝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而在批评界以突出的理论性著称的南帆和陈晓明，对此却又有另外的意见。陈晓明认为，目前我们的批评界对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看似范围很广，各种学说都有涉猎，实际上在研究深度上非常不足:“我们这些年一直是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水平。”因此他认为要建立中国自身本土化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时机可能还不太成熟。不过，他非常强调文学批评对文本的研究，强调“要从文本中生发出理论来”，②这和南帆的强调文学批评应该在注重文学实践与新的中国现实之间的社会历史联系中生发和拓展出我们的理论意识一样，③实际上已经是在讨论如何知难而进地逐步建立起我们的批评理论，只是作为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他们两位，可能更加意识到批评理论体系建设的艰难与复杂。但不管是像他们这样取一种审慎的态度，还是像陈众议这样相对地感到急迫与乐观，虽然一定是任重道远，文学批评的理论意识无疑都应该是每一位批评家的充分自觉。

应该说，基本上是从这一场讨论开始之初，我就一直在想，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乃至于文化建设来说，这场讨论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一方面，它自然是“文学批评的辽宁声音”，④体现了辽宁省对文学批评的高度重视和它在文学批评方面巨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在更加宏阔和更加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我以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文学批评史上，这场讨论创造性地形成和开启了一种典范性的先例，即由来自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身份和持有不同观点与立场的多方面人士，以一种健康积极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在开放性的公共空间自由言说，深入讨论某种公共性的文学文化问题，以努力寻找文化启示与文化共识。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自然希望这样的讨论不仅在辽宁，同时也将在其他省份以至于整个社会较为经常地展开，若能如此，对于我们的文化进步和我们这个民族健康积极的文化心态和开放自由的文化性格的养成，无疑都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