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个性主义文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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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人，已经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日本。1896年6月15日，13名学生作为首批官方派遣的留学生抵达日本，此后，大批青年东渡日本，中国出现学习日语、翻译日文书籍的热潮。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指出“从二十世纪初直到1949年，中国共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理论的有关论文集、专著等约有一百一十种。其中，欧美部分约三十五种，俄苏部分约三十二种，日本部分约四十一种，日本文论接近百分之四十。”中国新文学史上三大类留学生群体（欧美、俄苏、日本）也以日本留学生的群体规模最大，人数最多。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中国作家接触到日本文学，并通过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日本作为“中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就是借助日本了解西方丰富的文学资源，汲取日本文学的特殊养料。然而，日本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将西方文学思潮和理论传递给中国的作家，日本在引进西方文学思潮与理论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融入了本民族的特质，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质。

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而兴起和逐步得到发展的。它的发展可以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个人主义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义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开创了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根本方向，确定了整个二十世纪至今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尼采认为人和其他事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的本质在于人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未定型性和无限可塑性，其个人主义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的个性的突现问题，他把个人的个性、自我价值和内在精神等看得高于一切。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激起了日本理论家的强烈兴趣。“大正时代”的日本已经实现了“维新”的目标，这一时期，进行精神文化建设被视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理想主义的背景下重新得到发现。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西方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日本文化界广受欢迎，德国的“狂飙文学”、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现代文学思潮在日本文学界此起彼伏。日本文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的洪流时保持了他们惯有的清醒的头脑，依然高度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性，并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和民族个性，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各种现代文学思潮，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流派，其中包括唯美派、白桦派等。1910年4月，《白桦》杂志创刊，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白桦派成员，通过文学创作来解析人性的善恶并希望以此引导个性健康发展。他们高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呼吁个性的自由发展，在日本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文学家用创作实践重新诠释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使个性主义在途经日本的时候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从而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发展。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日本文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其理论的影响，他们结合中国的现状，创造性地吸收了其思想中适合中国并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有益的成分，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中国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于二十世纪初开始涌动，与留学日本的中国新文化先驱们在日本受到个性主义思潮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书中指出“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早先被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以翻译西方自由派和国族主义理论上的individualism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介绍到中国来后，这个词很快变成了中国有关自我话语领域的特定标志。”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最先认识到个性主义思潮对重塑日本国民精神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若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让所有的个人获得人格上的独立，将“新民”看作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梁启超对于个性问题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个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开了先河。在《新民说》一文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自由”、“自尊”、“自爱”等问题，论述了个人自尊与国家自尊的关系。在梁启超的积极努力下个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大规模展开。新文学先驱们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宣扬个性主义，追求个性解放。陈独秀、、胡适等以《新青年》为阵地，以高昂的热情宣传个性主义。《新青年》最初的六位编辑中，除胡适留美外，陈独秀、、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等五人均留学日本。日本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文学的先驱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的理论主张，在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中又增加了自己的新发现。“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终极目标，实际上还是对人的解放。而对人的解放，则与个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幸福意识的塑造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对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追求，没有对个人幸福的需要和满足，‘五四’恐怕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可以说“五四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个性主义的文学。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论及时说：“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在这里“我”成为中心，成为一切的基础，没有“我”便没有其他一切。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中同样强调文学的个体认知。他所说的“个性”特别强调Individuality，即个人性，与传统观念所强调的站在世界的立场上去审视自我不同，他在这里所要求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审视世界，体现了“个性解放”时代精神趋向。作为现代文学史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创造社提倡“自我表现”，把新文学创作的中心转入对个体的真实表现。郭沫若在《生命底文学》一文中提到：“生命底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纯是自主自律底必然的表示故真，永为人类底Energy底源泉故善，自见光明，谐乐，感激，温暖故美。真善美是生命底文学所必具之二次性。”在中国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周作人和鲁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均受到日本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并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地吸收。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让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核心概念，成为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纲领，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鲁迅最初留学日本是寄希望于用科学拯救中国，在日本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意识到科技的进步是无法医治愚弱的国民的，“改造国民性”才是救国的根本。他在日本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文章，都宣扬个性主义。”鲁迅留日期间，正值日本“尼采热”的高峰。鲁迅非常推崇尼采，把他视为鼓吹个性解放的典范。鲁迅和当时的日本文学界一样，把尼采视为与西欧近代文明相对立的“文明批评家”，并且根据尼采的思想归纳出诸如“严于自省，倨傲坚强”等理想人类的性格。鲁迅认为文学可以发现人性的光芒，能够让真的猛士自由地发出内心的“呐喊”，并且他相信文学艺术和科学、国家并不对立。“鲁迅则通过尼采，找到了东方所没有的、代表着近代西方精神特征的‘个人主义’，在其中看见了‘真的人’。”从深层上说，鲁迅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国家的贫弱源于国民人性的愚钝，提出通过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来引起疗救的希望。既然鲁迅已经认识到需要用文学来改造愚昧麻木的国民，他所需的是有强有力的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而白桦派所宣扬的改良人性的主张恰恰契合了当时鲁迅的思想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它如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让鲁迅在强烈的共鸣中看到了希望。此后，鲁迅翻译了大量白桦派作家的作品，其中最早翻译的一篇是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他认为这部作品的“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高度评价了其在思想上的一些优点。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应该说也是受到过白桦派理论主张的启发的。“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提出了‘利己又利他’的主张，既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以获得自己良心和道德上的满足为原则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也不同于否定自我欲望和自我发展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而是直接受到了日本的白桦派观点的影响。”结语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中日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近代以来，日本理论家在引入和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同时加入了日本的本土特色，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特质，日本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到的资源优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为。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和流变时就不能忽视日本的“中间人”角色。与此同时，日本文学本身也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在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对当时留学日本的新文化先驱们具有深远的意义，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并对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对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情况做必要的梳理，分析其源起，有利于深入地理解其内涵，拓宽中日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今日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