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小说与台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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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台马华文学”的发展谱系

从1950年代末以来，海外年轻华裔学子来到台湾完成大学和研究所学业，为台湾高等教育带来一股新气象。其中又以马来西亚（含马来亚、英属婆罗州的沙巴、沙捞越）地区学子在台深造期间，投入创作，发展文学事业，最值得注意。随着这些马来西亚的文艺青年参与或组织文学社团，出版刊物、发表各文类作品、获得重要文学奖项、出版作品集，并展开马华文学的批评和论述，其长期累积的庞大生产与文学效应，显然已在台湾文学场域内形成颇为特殊的文学传统。如此清晰可辨的马华文学社群由此产生，并逐渐以“在台马华文学”型态在华文文学领域占据一个颇受注目的位置。严格说来，“在台马华文学”的发展已有40余年的历史。早期习称的“侨生文学”、“留学生文学”、“旅台文学”，表现了这支从校园到文学奖而崭露头角的文学创作队伍的组成生态。近年经过张锦忠教授以“在台马华文学”为其正名，这支从1960年代渐进形成的文学创作队伍，透过各类型的书写在台湾文坛建立自身的写作传统，替台湾文学形塑一道特殊的文学风景。随着这些马华创作者的两地往返、落地生根或长期迁居，他们的作品持续对南方故乡的回顾与创新，探寻热带雨林的历史伤痕与奇幻想象，辩证族群政治和离散华人的文化和家国认同，以及面对台湾在地经验的撞击与融入，离散、忧患及故乡/异乡的回旋摆荡，奠定了“在台马华文学”特殊的写作风格和蓬勃的生命力。恰恰这样的文学传统和地域风格，在台湾形塑了热带风情与文化想象的文学窗口。早在1960年代、1970年代在台湾大专院校和文坛冒出头的“星座诗社”和“神州诗社”，这两个由马来西亚侨生为主体的社团，开启了马华青年在台湾组织和参与文学社团的传统。他们的文艺情怀，积极投入文学和出版活动，气象颇为壮盛，深刻改变了马华青年在台湾的文学和文化实践意义。在此同时，几位重要的马华小说家李永平、张贵兴和商晚筠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角逐两大报文学奖，并有获奖的记录。他们的早期作品接续出版，李永平的《拉子妇》（1976）、商晚筠的《痴女阿莲》(1977)和张贵兴的《伏虎》(1980)都展露了无比的才气，奠定了这些小说家日后在台湾的写作事业。其中李永平借《拉子妇》的出版，深入描写婆罗州雨林内部的原住民妇女和族群矛盾，算是第一位在台湾诉说雨林故事的马华作者。尔后更以《吉陵春秋》（1986）获中国时报文学奖推荐奖，赢得亚洲周刊读者票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而张贵兴的《群象》(1998)入围第二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决选作品，并获得读者票选奖第一名。二人的小说创作多年持续不辍，既缔造了文字美学形式的高潮，同时也开创雨林的文学视野。二人已是在台马华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作家，同时也是评论家眼里台湾或华文文学领域内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

到了1980年代，曾在大学修习园艺，并在1972-1974年任教于台湾中兴大学园艺系的潘雨桐，也在80年代初期进入文学奖获奖行列。其时他已离开台湾且脱离学生身份多年，却重新在台湾文坛登场，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因风飞过蔷薇》（1987）和《昨夜星辰》（1989）。如此经验说明了“文学奖模式”已是新一代马华作者介入台湾文学活动的重要方式。从80年代末迄90年代末的10年间，一批在台湾文坛深耕的马华作者如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林幸谦、辛金顺等人，先后获得多个文学大奖而受到注目，并持续以质量并重的创作，奠定了新世代马华作者的气势和能量。这批作者大多写诗和散文，但其中投入小说写作的黄锦树，则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和马华题材，开拓了独具视域的马华小说风貌。事实上，这批以文学奖崛起的作者也同时代表着另一个世代的马华作家的台湾经验。他们除了写作，同时研究教学，投入马华文学论述的行列。另外，他们来台念书多在80年代中后期，成长和写作背景除了意识到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的族群政治和华人困境，也见证了台湾解严转型的社会脉动。复杂和多重经验使得他们的文学认知不同于之前的在台马华作者，文学想象直视马华政治、族群禁忌、华人文化意识和历史议题，同时也凸显自身流动的离散位置，文字考究的书写形式。在台湾文学视域之外，他们展现了徘徊在南洋性（Nanyangness）和中国性（Chineseness）之间的文学特质。这些创作者成功奠定了“在台马华文学”的作品分量和鲜明风格，先后获得出版社青睐，在不同出版社出版个人作品集。相关的马华文学选集、评论集也陆续获得出版。除此，自1996年不曾留学台湾的黎紫书，以《蛆魇》获得第十八届联合报小说首奖后，20余年间那些没有台湾背景的马华得奖者陆续登场。他们在得奖之后崛起为新一代的马华写作者，作品发表穿梭于台马两地。这带动了更多留台和未留台的写作者投入台湾的文学领域，甚至因此进入台湾出版行列，其中李天葆、陈志鸿、龚万辉、吴龙川（沧海•未知生）、贺淑芳、黄玮霜等人都先后出版了个人创作，小说尤其是大宗。台湾提供了这些马华作者初次出版著作的机会，甚至成了不少作家持续投入写作和参与文学活动的重要地域。近年来，由于数位出版的便利，台湾的出版社经由两地作家、学者的穿针引线，推荐出版或作者自费出版了一些马华在地作家如小黑、朵拉、原上草、吴岸、沙河、陈政欣、许通元、冰谷等人的作品，其中还包括有留台背景的马华作家傅承得、李宗舜（黄昏星）、木焱、邢诒旺、廖宏强等人的著作。除了文学创作，同时有马华文学论述著作，以及规划“马华文学奖大系”的出版，借由新型出版形式不但增加了马华作家的出版机会，也改变了马华文学在台湾的出版生态。这支颇为耀眼的海外兵团，（3）壮大了“在台马华文学”的规模，也持续改变着台湾文学系统内部多元的生产面貌。他们或因此成为台湾的在地作家，或以台湾为出版根据地，形成台湾文学内少见的“附生”或“依存”形态。

二、原乡、雨林、华人：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的马华叙事

论及台湾文学谱系内的马华小说，则以李永平、张贵兴和黄锦树最值得注目。李永平和张贵兴都是出身于英属婆罗州沙捞越（Sarawak）的马华作家。其中张贵兴在1990年代开始借系列雨林故事确立写作风格和叙事类型，成功缔造在台马华文学的雨林标志。他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带有传奇故事的时空体（chronotope），以家族史和国族记忆的格局铺陈离奇故事，具有雨林史诗的架势。从早期带有青春启蒙、梦幻色彩的《赛莲之歌》(1992)，后来演绎华人迁徙、家族拓荒的《顽皮家族》(1996)，以至深入追寻沙劳越共产党历史的《群象》(1998)，或竭尽表现雨林生态和国族寓言的《猴杯》(2000)，或意图在雨林演绎成长故事和传奇色彩的《我思念中长眠的南国公主》(2001)，张贵兴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既引人入胜，又处处凸显其不同于台湾文学现有的元素。这些展示雨林奇幻特色、热带生态、沙共左翼历史，以及带有历史传奇特质的成长小说和华人离散拓荒史的写作，已是华文世界少见的书写。李永平的小说长期经营南洋特质和中国性的辩证，处理婆罗州题材，亦深入台湾都市景观。从《吉陵春秋》（1986）开始，李永平在华文文学领域已受到普遍的注目和赞誉。他以铸造文字般的意念坚持“纯正中文”，追求汉字的美感形式，对中国性/南洋性的离散文化的呈现和展示，既代表了马华在台作家对创作文字的极致实验，亦被归类为台湾现代主义美学写作。尔后的《海东青》(1992)、《朱鸰漫游仙境》(1998)依序实践其“纯正中文”的写作风格，同时铺陈其萦绕不去的原乡乡愁，一个自婆罗州离散的浪子形象，穿梭游荡于台北街头，且设定了朱鸰的倾听者角色。但他在《吉陵春秋》中成功地营造地域模棱两可的原乡，美学化的欲望地理，（4）性、堕落、欲望和原罪的循环辩证和论证，以及受难女性、性别暴力等符号和美学的展演，论者以为这是一部“中国性——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5）精确呈现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特殊的热带景观。“一个中国/南洋小镇的塑像”是大众对《吉陵春秋》的阅读印象，却也凸显马华作家在语言和美学层次意图展示的文字乡愁，一个模仿说书话本腔调世界的“中国性/南洋性”辩证。近年李永平的《雨雪霏霏》（2002）则直接回到婆罗州地景，以忏情的自传色彩开始写作他的“婆罗州三部曲”。到《大河尽头》（2008、2010）上下册的完整出版，李永平以散布在婆罗州地表上的族裔、鬼魅、性欲等传奇元素，揭开殖民和战后的雨林奇观和成长故事，开展雨林书写的大河叙事。从气势磅礡却又幽婉动人的雨林故事，李永平诉说的家乡经历和少年记忆，引导读者走入他的个人成长世界和婆罗州经验。小说的飘零情调和原乡想象，交织着从婆罗州、台湾和纸上中国循环构成的离散的原始激情。这一点恰恰被论者视作20世纪华文文学内独具风格的“浪子文学”。（6）1990年代在台马两地开始为人熟知的黄锦树，他的小说长期表征大马政教环境、华人生存寓言和历史伤痕，关注马华文学生态、华人移民的处境和命运，无论题材和思想，其颠覆、戏谑和后设技法和饱满的历史忧患，既迥异于两岸三地的小说格局，也不同于马华当地以写实为创作主线的小说特色。黄锦树小说已在试探或建立另一种马华小说的写作经验，在审美趣味和文学风格上，皆凸显了马华小说在台湾文坛的特殊位置。他同时在大马及台湾两地推动马华文学论述，成为创作与论述并重的在台马华作家。从《梦与猪与黎明》（1994）、《乌暗瞑》（1997）开始，他的创作关怀与学术眼界交织的复杂脉络——总不自主的边缘意识（客观被迫或主动就位），凸显其双乡的流动身份，以及反骨与颠覆传统的企图心。他的小说挑衅政教禁忌和出入文学史观，引领台湾在地读者进入不甚熟悉却又别具魅力的马华视域。尔后《由岛至岛》（2001）、《土与火》（2005）的出版，展现了种种带有不同流亡和错置脉络的故事，意图重建一个马华文学隐喻式的精神原型：南来与离心。无论是历史性的迁徙，或因为远离中原的境域，或大马政教结构性排挤下的离心，由此生发的悼亡、愤慨、无奈、悲凉等复杂情绪，因而形成抑郁、嘲谑等不同形式的小说面目。然而，这些无法被主流移民史、政治史或文学史表述的“心灵史”，却因此在黄锦树小说世界凸显出值得注意的“流亡症状”和“狂欢形式”。

三、翻译马华与台湾热带文学

在此之外，马华小说的外译也借台湾文学的翻译管道，呈现了叠合和互补的关系。从21世纪开始，经由王德威教授的引介，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和张贵兴的《我思念中长眠的南国公主》透过“台湾现代华语文学”英译计划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7）这是马华长篇小说首次英译，让英语世界读者见识了马华题材作为台湾文学内的华语想象。除此，长期在日本推动台湾文学翻译的黄英哲教授，推介黄锦树的代表作《鱼骸》和黎紫书小说《山瘟》，以日文面貌刊载在《植民地文化研究》（2008、2010）。《鱼骸》曾获得1995年中国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多次被选入台湾的文学读本。此文的翻译，可视作日本马华文学接受的转向，开始借台湾文学的平台，或从台湾文学的视角，评价和阅读在华文文学版图内颇受注目的马华文学成果。有趣的是，马华小说在日本的推介和翻译，除了补强过去对马华文学认知和接受的局限，也同时改变了马华文学的外部视野。这些在台马华小说的翻译，主要是在台湾文学视域，或作为台湾文学参照意义的脉络下被呈现。《鱼骸》和《山瘟》刊载于《植民地文化研究》被归纳的主题是“描写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文学”。虽然《鱼骸》和《山瘟》写作的白色恐怖是马共议题，不同于台湾历史50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但《鱼骸》的主角却是一位背着左翼政治阴影留学和移居台湾的知识分子，而《山瘟》则获得2000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换言之，马共不仅是异地题材，同时在台湾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意义，而白色恐怖时代似已跨出地域，成了台马两地共享的某段历史记忆。如此一来，《鱼骸》和《山瘟》以“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文学”面貌出现在日本，已具体揭示了台湾文学的多元化，同时呈现了台马两地文学重迭的结构。

2010-2011年间，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和黎紫书等马华作家透过“台湾热带文学”翻译计划，（8）由日本京都人文书院出版了他们的马华小说日译本。（9）其中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和张贵兴的《群象》更是首次在日本翻译出版的马华长篇小说，意义甚大。有趣的是，“台湾热带文学”书系不但向日本推介了“在台马华文学”，也借此勾勒出一个台湾文学的热带想象以及文学谱系。黄锦树和李永平、张贵兴三人都是在台马华作家，黎紫书等12位作家合刊的《白蟻の夢魔：短篇小說集》，超过一半的作家都曾在台得奖或持续在台发行出版作品集。换言之，这些在台或不在台的马华作者，都跟台湾文学场域有着紧密联系，借助台湾的文学奖和出版机制跃上华文文学的核心舞台。作为马华作家，他们的文学事业既根源于马华地域，同时扎根于台湾，尤其凸显“台湾热带文学”这个概念的复杂意涵。其实马华作家述说南洋群岛、婆罗州雨林经验的故事，对台湾文学而言不算陌生。从台湾文学众多文本中，依然可见跟热带牵连的历史创伤和记忆，包括日据战争时期龙瑛宗对南方战场的热情想象和怀疑矛盾（《死于南方》，1942年）。其中又以台籍日本兵的遭遇最为刻骨铭心，如陈千武从印度尼西亚爪哇群岛战场归来的亲身自述（《猎女犯》，1976年）、黄春明的乡土世界里从南洋战场归来后疯哑的台湾人（《甘庚伯的黄》，1971年），陈映真的《乡村的教师》（1960）、李乔的《寒夜三部曲》（1977-1979）都触及太平洋战争中南洋战场的线索。更多发生于南洋战场的史实和口述历史，证明了台湾文学里有其自身的热带忧郁，甚至热带创伤。（10）因此，李永平的《望乡》处理终身沦落婆罗州不得返乡的台湾慰安妇，不过是在台籍日本兵的战场上，另辟一个台湾热带想象的脉络。另外，更多游记体裁和报导文学都从不同层面展开各自的热带经验，诸如简媜、陈列、焦桐、徐宗懋等人都有涉及雨林、马来群岛的文字。另外吴浊流的《东南亚漫游记》（1973）、《浊流诗草》（1973）内的东南亚杂咏，都算是一脉相承的热带文学谱系。如此说来，热带想象不仅仅是这些来自热带的马华文学尖兵的个人欲望，也辩证性地对应上台湾文学内，那一条从战前战后铺陈不甚完整的热带经验和书写。因此，在台湾文学系统内出现马华作家的雨林冒险、族群政治、华人迁徙等题材故事，虽然说得传奇、魔幻，甚至创伤、幽暗，仍难掩寓言色彩。

在后殖民经验，以及跨国、跨文化的离散文学谱系内，“台湾热带文学”的概念和形象，呈现了马华文学的阅读和传播的新方式。这说明了马华文学叠架于台湾文学内部的意义，其不仅仅是台湾文学的异域情调，更借此带动“在台马华文学”走向更广大的读者，组成一个规模更为繁复和庞大的台湾文学世界。综观台湾文学系统内的马华小说生产，其场域位置和书写题材的相对边缘性，却在华文文学版图带有某种象征资本，促使两岸三地的华文写作权宜保留了一个特殊的华人书写意识和区块。这进一步调整了台湾文学内部辩证乡土、族群、离散和后殖民议题的可能参照面向，同时架构了移民史、宗教、雨林等题材的书写空间。尽管这类书写在台湾文学谱系依然难掩异国情调和格格不入，却隐然挑战了台湾文学系统的潜在视域。然而借优异的马华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其作为华文文学经典的价值，这可以看作马华文学在台湾生产的积极意义，一个多元、成熟与自主的文学环境里，在台马华文学以一个对外与对内的“窗口”，开启台湾文学繁复的景观，以及华文文学的流动与迁徙的策略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