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创作女权启蒙与权利彰显

导语：海派文学创作女权启蒙与权利彰显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社会风气之先，成为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遗毒的聚集地。旧上海的腐朽社会风气、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文学的创作都有影响。施蛰存(以下简称“施老”)是出色的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古典文学理论家，享有“中国现代派文学的鼻祖”美誉，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典范。其众多作品以上海为主要生活场景，反映大城市的病态生活，并对上海小城镇的平民生活作了深描。施老作品下的人物脉络多是植根于都市底层，在文学作品中不仅对舞女、小贩等诸多小人物寄予了密切关注，而且也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抒写底层百姓的惨苦生存境遇，同时，施老用相当多的笔墨对女权主义加以关注。其作品中更多的是把女性的衣食住行作为其描写视角的一个切片，进而加工和修正。如在作品《蝴蝶夫人》中，主人翁蝴蝶夫人仅仅是一个性别符号，其在婚前被奉为爱神，婚后则被视为唯美蝴蝶，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到女性主体地位。施老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女权思想清晰地表明了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矛盾、冲撞的双重性。施老作品对女权思想的研究涉及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第三世界研究乃至政治学研究等。

一、描写对象由主我到现世的逆转:女权对男权的依附与摈弃

施老小说中的描写主体都是以男性为注脚，其作品笔下叙事中的女性亦成为男性觊觎的对象。《蝴蝶夫人》收录了施老不少经典短篇小说，如《上元灯》、《将军的头》、《薄暮的舞女》等。施老早期的小说对男女情爱和两性关系的描写带有诗意的论调，但经常把传统的文化心理诉诸笔端。如《将军的头》在单纯表现情欲的基础上糅合了情欲和种族的双重推力。《石秀之恋》有极其浓烈的弗氏学说味道，文中认为石秀的行为是情欲和伦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斗争的极限导致性变态甚至性虐待。在其作品中，女主角也偶尔会偷窥男性。对施老而言，其作品也认为西方生活方式属于“新潮”和“时髦”的代名词，同时也暗示了一种走在时代尖端、更为“新潮”的生活。诚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具体生活的实践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虚构。在这个阴阳合一的世界中，男性与女性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统一的。在传统的价值理念中，女性是天然的弱者。在远古时代，女人属于天然被保护的对象，男人在外狩猎，女人在家生育，这犹如现代的男耕女织。但男性与女性的交融不仅体现在生活本身，更多的是为了将每个生活事件的线索捋顺，都必须从一项计划中勾勒出，就必须将神秘的东西统统地抛弃。波伏娃曾说过，宗教、诗歌等文艺形式中推演出来的从来不是来自女人本身，因为男人把女人弱化了。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本是一届舞女，但其非常厌恶现实社会给予她的舞女生活，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素雯把脱离苦海的念想寄托于交往的情人。正因为如此，在男性视界中，女性时常成为被欲望化和色情化了的尤物。再如《蝴蝶夫人》中，耐不住寂寞的李老太总是习惯性地撅起嘴:“九点一刻，我要回来睡觉了，她耸耸肩膀走了。”其实，老太太非常希望得到丈夫的陪伴，她撅起的嘴和延后回家的时间都是其对寂寞的表露。而施老在其作品中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完成女性对男性的心理依赖。石秀杀嫂的故事(《石秀之恋》)中，虽然经过了施老的精心安排，但潘巧云在小说中仍然扮演着一个喜欢勾引男人的淫妇角色。《花梦》、《梅雨之夕》和《闵行秋日记事》这几篇作品大多是在刻画男子的猎艳心理。在人类文化史上，蝴蝶更多的是诠释了女性的魅力。在施老作品中构造的爱情神话中，女性在构建主人角色的同时，也赋予男性更多的责任与关照。男性却在维持固有现状的同时，也不得不逐渐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女权符号的外化标签:异性互引的伦理界限

蝴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浪漫的寓意。中国文人都会将翩翩起舞的蝴蝶视为自由的象征。无论是庄子《齐物论》中的蝴蝶梦还是《梁祝》中的化茧成蝶、比翼双飞，以及在弗洛伊德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性文化镜像中都清晰可鉴。不难看出，施老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范式来研究性别的互引还比较鲜见。弗洛伊德认为，性和欲一脉相承，情和欲的争辩也时常跨越时空的距离。在中国，“女人祸水”论是妖妇形象产生的心理基础。但是，在老的小说中，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勾勒常常被异化为“天使”与“妖妇”两个极端。施老通过妖妇的描写直入人心，给“妖妇”以平凡，从而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妖妇的本源意义。在施老作品中，《扇》和《上元灯》这两篇写得婉约优雅，隐约让人感到沁人心脾，完全勾勒出了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尤其在《上元灯》中，女主人公如同《浮生六记》里的陈小姐———曾经被林语堂大师认为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可爱的妙龄女子。施老作品《将军的头》中对“溪边的青春少女”，“凯旋而归的无头将军”，有点类似聊斋中对正义的内心指向，男和女都是互相吸引，互相利用，其伦理界限不仅在于性别的对等性，而且也在于对女性更多的期望与重视。波伏娃曾说过，男人使神话合法化了，且自然地接受了书本中对“女妖”的认知与解读。《蝴蝶夫人》相应地被阐释为像蝴蝶一样的夫人，与有着爱神之称的彩蝶翅膀的暗合。蝴蝶在外表上都是美丽的，但在作品中蝴蝶不仅是“美人”，也是浪漫、自由与和谐的象征。作为爱情指向的尤物，对具有蛊惑力的女性，施老宁愿将她夸张美化，使其变成具有特征描述的象征符号，于是凭着蝴蝶的美，她便以神的身份成为受众加以褒扬的另一半。这样一来，女人和蝴蝶一样，成为施老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对象。施老作品把蝴蝶的化身藏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时时处处顶礼膜拜。在笔者看来，所谓神，在唯物世界里也仅仅是供人玩赏的翩翩蝴蝶标本。施老作品对蝴蝶的研究与对女性自由权利相互耦合，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剥夺女性的主体地位。在作家的心中，只知道妖妇“可敬”与“可畏”，但并不知道妖妇为什么“可敬”与“可畏”。在施老作品中女权作为一种符号来诠释，通过女权彰显出男女性别互引的伦理界限。

三、女性自我权利的张扬:角色塑造与权利彰显

烛光、鲜花、美酒象征着爱情和浪漫。但女人对爱情与的追求并非一直都是光明正大的。在此概念之下，一种普适性的父权制被认为超越时空，使所有妇女皆处于从属地位，而这事实上抹煞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妇女之间的巨大差异。除了在母系氏族社会之外，社会的进化都是男权来主导，而女人仅仅是一个男权心中随意挪移的一枚棋子。可以说母系氏族的神话已经远去，现代人获取资源的角色认同亦得到潜意识的默许。男人开始把向外界汲取资源视为自己的责任，当女人真正获得了自由的时候，母系社会神话就会改变。正如贾马克•海沃特在《神话与性》中所言，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建构性关系与这个社会的神话休戚相关。可见，也只有女人的身份获得充分的自由，女人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男权主宰社会一切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在前面已经论述，无论是施老小说中第一人称“我”，还是隐匿作品之外的角色塑造，都拓展了女权运动新颖的理论视界。回顾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施老的作品独树一帜，无论对现代都市男女的细描，还是对古代僧侣的深挖，都使得施老在现代文学史中大放异彩。施老作品中所探寻的是跨文化的话语空间，这些女权启蒙的话语最终锻造了第三世界妇女的主体性。毕竟对女权的描写是深得时代的主流意识，同时，对女权运动的推动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强音，对女权的重视也暗合了民众对旧观念摈弃与革新的思想动态。诚然，施老的作品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为此，格雷沃尔和凯普兰指出，跨文化与各种意识的交互碰撞是现代社会不可抗逆的潮流，将女权运动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也显得大有裨益。因此，将女权主义实践置于这些全球化框架下进行研究也是大势所趋。在男女两性的共处中，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活动，怎样保有自我同时又维持两者的和谐关系，一直为大家广所关注。但是，性态度和性习惯却是后天学来的。关于蝴蝶意象的象征性内涵在施老的小说《蝴蝶夫人》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在小说中蝴蝶既代表了庄子和李约翰，又代表了希腊恋爱女神和李约翰的太太，我们身边这样的证据俯拾即是。不难概括，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面临两大理论冲击:首先是批评，其次是形塑。她们认为，国际女权主义所呼吁的“全球姐妹情谊”、“红袜子”、“女性主义者”和“纽约激进女性主义者”等公益团体更是实现了女性权力的变现。施老都以精细的笔触描画出他们隐秘的内心和萌动的情愫。

中国现代派文学届和弗洛伊德等西方精神分析学说都对施老的作品进行过深刻的剖析，但本土文化和传统诗学界对施老作品的研究还鲜有远见。正如施老作品《蝴蝶夫人》中，李约翰教授捉到了一只披着黄金之羽，晶莹剔透的蝴蝶，该蝴蝶拥有婀娜身段，是希腊恋爱女神的化身，这只蝴蝶就是蝴蝶王国的爱情女神。女神也只有在神的国度中才能存在。可是在唯物哲学史观的冲击下，女神并不为众生所认可。但施老在作品中，站在男性的角度来化解女权在彰显过程中的尴尬境遇。终究女权如何彰显，女性如何在普世价值观念中重新树立地位，是施老作品中最为关注的精神内核。在现代派看来，女人是天使。但对黑暗的旧中国，对于封建卫道士而言，女人是玩偶，甚至女人就是商品。随着现代观念的渗透，妇女职业的解放，在男女职业的博弈中，男性却逐渐丧失主体性。综观施老文学作品，对男性文本的叙事手段具有更强烈的震撼力，其文本内质让作品变得十分周延和缜密，正如蝴蝶、狐狸是“妖妇”形象中常见的几种喻体类似。但是，在我们面前的崭新时代，已经逐渐退却男权专制的沉沉厚甲。以传统男性的优越权而炮制出来的“天使”的论调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既没有论点，也没有论据，最终也只能沦为芸芸纵生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概言之，施老作品中既拆解了众生眼光中的女性神话，又彻底击垮了把男性作为时代最强音的口号，施老的作品真正彰显的是新时代新女性主义运动焕发的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