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文本形态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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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呈现出了自身特有的文本审美形态，主题方面呈现为伤痕的揭露与展示，对伤痕制造者的控诉与批判，对党和国家以及美好人性的歌颂。它在叙述形态上，仍然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的影子。这些文本形态的生成受制于诸如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影响以及读者因素等文学外部环境因素，创作水平和创作态度等创作者的主体性因素，主流意识形态对创作者的规训与惩罚以及创作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无意识的认同等多种因素。本文通过考察“伤痕文学”的历史语境，对制约“伤痕文学”文本形态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

一、文学外部环境因素

(一)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影响

“”结束后，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沉浸在对“”倒行逆施的控诉和对“”运动的反思之中。在时代情绪影响下，展示十年浩劫中人们遭受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在展示创伤的同时给人们以心灵的抚慰，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期间，激进派推行的“”文艺路线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看做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造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凋零”的局面。“”结束后，“”文艺路线被废止及“肃清”，“坚持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党指导文艺的政治方针。贯彻“双百方针”被视为文艺上的拨乱反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道路，即文艺“只能‘放’，不能‘收”［1］。

(二)读者因素

“伤痕文学”时期的读者都是“”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浩劫的受害者。“伤痕文学”对灾难的展示和批判以及作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获得了读者的认同，契合着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编辑部从1978年起开始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重要参考之一就是读者的推荐。读者在推荐信的附言中对作品予以肯定，指出“近年来出现的短篇小说佳作，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以革命的锐气提出并回答了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2］。1979年的小说评选活动，读者热情更加高涨，“被称为‘选票’的优秀作品推荐表，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向编辑部飞来……一百天内共收到‘选票’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张，比上一年增长十二倍以上，推荐小说两千篇”［3］。

二、创作者的主体性因素

创作者的主体性因态。同样，对于创作群体来说，相同或者相近的主体性因素会直接对文坛的创作趋势产生影响，甚至引发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就是由主体性因素相同或相近的创作主体共同演绎而成的，创作主体的创作水平和创作态度对“伤痕文学”的文本形态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创作水平

构成“伤痕文学”创作主体的大多是知青作家，比如冯骥才、卢新华、金河、孔捷生等，这一群知青作家多数都是因为“”而中断了学业，当过知青，有的还参加过红卫兵，经历过“”的残酷。与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相比，他们的创作水平普遍较低。陈国凯曾说自己“是一个学识庸浅的工人作者，在工厂里干了20年活……由于水平低、工作忙，担心写出来的东西会被编辑同志丢到字纸篓里”［4］。郑义在谈到创作《枫》时说自己“没有什么创作经验”［5］。卢新华是“学起作小说来的，有着极低的政治水平和文学水平”［6］。在《伤痕》发表之后，卢新华曾经坦言:“我可以坦白地说，我于写它之初，还根本不懂得诸多的文学技巧、繁琐高深的文艺理论，只是初步意识到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描绘人的感情和思想，作者应该交给读者一颗真诚的热烈的心。”［7］

(二)创作态度

“伤痕文学”作者有着“”残酷年代的切身体验，“”结束后，他们仍然面对着成堆的社会问题，这些切身体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态度。刘心武在谈到《班主任》时曾说:“创作是出于对十年‘’动乱积存已久的腹诽，集中地体现在对‘’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满。”［8］卢新华在创作体会中说:“在现实生活中，我越来越产生这样一个想法，这就是，我感到有必要用我的笔诉诸我的同志们，让他们通过活生生的画面和铁一样的事实，更进一步地认识‘’确是地地道道的我们社会的最大祸害……”［6］孔捷生在谈到写作《姻缘》的起因时也说，作为一名工人，他1972年开始学习文艺创作，“但是很快就对那时那套虚假的文学感到了厌倦”［9］。粉碎“”以后，“又重新拿起笨拙的笔……感到有很多话要说，于是就用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9］。这群知青作者热爱文学，满怀激情和使命感。但是他们学养的根基大都源于“十七年”时期，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文艺创作观念的影响。在观照现实生活时，由于对生活的投视距离太近，受到阅历、经验以及理论水平的限制，当他们拿起笔来回首“”岁月时，所呈现给读者的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伤痕文学”的文本形态了。

三、规训与认同

(一)规训与惩罚

米歇尔•福柯对“规训与惩罚”有着详尽的论述，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他详尽地描述了17、18世纪的“理想的士兵”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强制性训练一点点适应军人的职业习惯，当这种“强制性”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习惯性动作”时，“规训”的过程也就完成，“理想的士兵”形象也就被塑造出来了。“惩罚”是针对罪犯做出的裁决，在惩罚机构看来，“犯罪者”“在内部打击社会”，他们较之来自外部的异己力量更有可能损害社会利益，因此被视为社会的“公敌”而受到惩戒。由于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这使得“惩罚”具有了公开、正义、合法的特性。大家就“惩罚原则”达成了一种契约关系，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成规。国家意识形态对“伤痕文学”采用的多是以内在方式实施的“规训”手段，而非外在的“惩罚”暴力形式。这种内在的“规训”主要体现在文学制度层面，包括一系列的文学会议及其制定的文学政策、文学评奖、文学出版等方面。

1.文学会议、文学政策“”后国家各项工作的恢复与开展都是以揭批“”、反思“”为开端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揭批‘’是我们当前工作的纲，是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的推动力量”［10］。当时召开的一系列与文艺有关的会议，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人都在讲话中对文艺工作有过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曾指出:“文艺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高举的伟大旗帜，把揭批‘’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文艺战线上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冲破重重阻力，把‘’制造的种种混乱加以澄清，把被‘’颠倒了的一切是非统统纠正过来。”［11］中国作协主办的官方文艺刊物《文艺报》也配合着文艺会议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北京的座谈会上，时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指出:“、‘’对青年一代的危害那么深，不可能不在文艺上反映出来，作家不反映，那是失职。揭批‘’的作品在新时期需要大力提倡，如果要作家回避这些问题，那是当了逃兵。我们亲身经历和感受极深的东西，不写怎么行?”［10］在上海的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文艺作品完全应该起揭露批判‘’的作用，现在的文艺作品暴露‘’的罪行还不很够，很不深，这也是我们作家需要努力去做的。”［12］文学会议及制定的文学政策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权力化表达。“政策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的，是集中地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时侯，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指南。他对生活中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加以估量”［13］。文学政策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起着建构和维护的作用，实现了对文学的直接制约和主导，引导和规范着作家的创作内容和创作方向。

2.文学评奖“奖励制度是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权威的形式对文学意识的导引和召唤。因此，文学艺术的奖励制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以隐蔽的方式与此发生联系，它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和标准，它通过奖励制度喻示着自己的主张和原则”［14］。为了促进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发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文艺的需求，同时为了配合国家开展拨乱反正和经济建设工作，中国作协会同《人民文学》举办了一系列的全国优秀小说评选活动，并将这种评选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国家在制度层面设立评奖机制鼓励作家创作，“评奖就是对我们的作家们的出色的创造性劳动的一种鼓励……通过评奖，表示我们对这些作家们辛勤劳动和心血结晶的酬谢和评价，让更多的读者来注视这些大都是后起之秀的作者，鉴赏他们的创作”［1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文学评奖制度既是对作家创作的鼓励，也是对作家创作的规范和引导。“我们的评论和评奖要鼓励文艺创作沿着革命现实主义(其中也包括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要鼓励作家敢于接触和反映生活中各种矛盾和斗争，敢于和善于描写尖锐的斗争题材”［16］。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作品不但不能入选，而且还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工作，确实存在不少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兴味和要求。少数作品和文章，也曾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引起群众不满。这是亟待改进的。我们的评奖工作，连同我们当前的整个文学工作，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17］。周扬曾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荣誉，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励和安慰，莫过于他的作品在人民中间得到承认，得到赏识，引起共鸣而又能起到鼓舞和教育人民的作用。”［15］“”前的评奖活动都是由官方单方面实施的，新时期的评奖引入了读者评价(选票)作为参考依据。在某种程度上，读者的喜好与官方对作品的要求是一致的。可以说，作家的创作兴趣跟读者的欣赏趣味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三者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

(二)政治无意识的认同

佛克马、蚁不思认为:“成规这一概念预设了一群对他行为的期待相同的人，因此，一种成规是一个明确的或者彼此心照不宣的协议……因为每个或者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被期待的是什么。”［18］文学会议、文学政策、文学评奖、文学出版以及其他方面都在制度层面预设了“伤痕文学”合法性的成规。可以说，在这种成规的制约下，作者普遍表现出了政治无意识的认同态度。批判“”、反思“”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作者的普遍认同，这种认同被内化为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内在要求，从而二者达成了一种共鸣的关系。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新时期初期的时代背景下，“伤痕文学”的文本形态是由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影响、读者因素、创作者因素以及三种因素的交叉互动和相互制约塑造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