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交文学家国之悲与救国之音

导语：两宋之交文学家国之悲与救国之音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两宋之际的历史概况

有宋一代，自始至终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版图的国家不同。它没有汉唐的强盛与自信。相反，这是一个始终都无法摆脱孱弱与贫困的王朝。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由于赵匡胤本身即为军人拥立为帝，因此他深知军人干政之危险，于是便制定了中央集权、抑制武官、优待文官的基本策略，最终形成了宋朝守内虚外的基本格局，也是宋朝始终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软弱的外交。宋朝建国与其他朝代不同，皇帝由士兵拥立，“而其建国后第一要务，即须裁抑兵权。”[1]因此宋代奠定了文人治国的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为防止“黄袍加身”情况的再度发生，宋朝军队指挥官的调动是十分频繁的，于是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地理上，宋朝首都开封也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理位置。开封位于黄河边上一个平坦之地，对岸虽有黄河天险，然而过了黄河后却再也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北岸的少数民族政权可直接南下。边事一旦紧张，国家便深受震动。因此到北宋末期，面对日益强大的西夏、辽、金等政权，宋朝只能与之议和纳贡。积贫的内政。宋代对外软弱，对内则困于贫弱。究其根本，则为冗兵冗吏。秦代以来，每个王朝创建之初，都会有大量军人复员。然而宋代对内面对唐代遗留下来的藩镇割据，对外又面对强敌，因此军队数量不但不能减少，反而逐次增加。特别是宋朝统治者坚持守内虚外的政策，调集大量精兵守卫禁中。据统计，宋太祖开国时，仅有禁兵19万3千人，然而至英宗治平年间，则增至66万3千人，最多时为仁宗庆历年间，内禁兵高达82万6千人。如此庞大的军队必然产生巨大的军费开支。英宗时，每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用来维持军队开支。给国家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冗官冗吏加剧了宋朝国力的枯竭，虽然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仍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支出。宋室南渡后，对外战争屡遭失败，符离之役后，南宋再无北伐的勇气，只能与金国屈膝求和，每年进贡巨额岁币。南宋版图仅为北宋一半，然而财政支出却远超北宋最高峰值。为了维持政权偏安现状，南宋王朝也全盘继承了北宋奉养庞大军队的传统。对外进贡，对内养军，除了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再无其他办法，于是财政终于陷入绝境。

二、两宋之际悲亡文学的思想源流

虽然宋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足的发展，是我国古代经济、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尽管对外连年进贡，但宋朝仍可以从双方的贸易中获得补偿，高度发达的经济使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受到严重影响[2]，加之士人待遇十分优厚，因此在北宋中前期，悲亡情怀并未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但到北宋末年，随着金兵铁骑的步步逼近，哀叹国家的衰亡和抗战北伐之声开始成为了两宋之际的文学主旋律。纵观历代爱国主义文学，宋代爱国主义文学当属其中翘楚，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其他朝代。这其中有着深远的思想源流。一是文人的自我意识、责任意识的觉醒。宋朝建国后，将文人放在较高的政治地位上，形成了抑武崇文的社会风气。宋代的舆论氛围也相对宽松，皇帝鼓励官员敢于上书直谏。《避暑漫钞》中记载，赵匡胤曾在太庙立石碑告诫后世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3]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文人的自我意识、责任意识被唤醒，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关注时代、针砭时弊，意气风发地抒发感情，陈述政见。他们在作品中既有上阵杀敌，保家卫国的豪情，也有怒斥群小，直斥不公的控诉。这种意识，为两宋之际大批涌现的悲亡作品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二是深沉的忧患意识。由于文人责任意识的觉醒，使他们更认真、更负责地审视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帝国孱弱的兵力、外族巨大的威胁贯穿了宋代三百二十年的历史。国家的内忧外患造成了宋代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宋代文学以严谨、平实、细密、深沉为特征，与唐代诗文中洋溢的那种洒脱浪漫截然相反，这便是宋代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使然。到了两宋之际，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政局成为了任何作家都必须直面的现实。因此从忧患意识中迸发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主题。三是有着忠心为国的浩气丹心。连年的战乱和一个又一个国耻激发着文人为国尽忠的勇气和决心。两宋之际涌现出了一大批抗击侵略的壮士英雄，产生了一大批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宋代是爱国精神高扬的时代，是卫国英烈辈出的时代。”[4]岳飞、李纲、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将领和作家将抗战的激情和反对投降的忧愤表现在作品中。南宋前期的中兴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也有许多要求抗战，反对偏安的文章诗作。这些都反映了宋代文人的高风亮节，为两宋之际反映家国之悲和救国之音的文学奠定了感情基调。

三、家国之悲与救国之音在两宋之际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国家灭亡，故土沦丧，这种天崩地坼般的痛楚深深地震撼了两宋之际的文人。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怀念故土的家国之悲成为了当时文学的一个主流基调。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等人是其代表。李清照这位巾帼词人，以其芳馨俊逸的词风和独特的身世经历成为了南渡词坛之翘楚。她有过美满甜蜜的婚姻，也在靖康之难后经历了家破人亡的劫难与折磨。因此她的词作也分成了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前期词作主要描写少女生活和夫妻恩爱，词风活泼秀丽，芳馨俊逸；后期多为南渡之后所作，主要描写家国之悲，格调孤独惆怅，沉痛哀愁。如这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力。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整首词由景入情，情景交融，家事国事，都到心头。既是词人个人生活悲剧的真实写照，也是国家苦难的鲜明再现。词作以沉痛悲愤的语气，道出了蕴含其中的强烈的故国之思。救国之音是两宋之际文学的另一个主题。一些抗战将领和爱国作家将自己的报国激情发于诗文，形成了强烈的救国之音。这些救亡之作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呼吁坚持抗战，光复国土。这是救亡作品的主流基调。代表作家主要为抗战将领，如李纲、岳飞等人。岳飞在抗金战争中屡建奇功，他的两首《满江红》是流芳千古的爱国之作。其一上片云：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另一首下片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两首词情感激烈又忧思深沉，忠义之心令人敬仰。是英雄用干云浩气谱写出的壮丽诗篇。一些爱国文人也写出了许多恢弘雄放的爱国诗篇。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在《陇头水》中写道：“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表达了其愿为国尽忠却报国无门的忧愤。鲜明的军事意象和英雄形象，使辛弃疾的词作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并最终完成了宋词意象群的重大转换。二是关念国防，御敌强兵。宋室南渡之后，朝中有识之士深刻总结北宋灭亡之经验，提出了许多强兵御敌的主张。如李纲在建炎初年连续写了十篇奏议，献策保国。虞允文写了《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主张兴兵抗御金国入侵。辛弃疾在南归之后写下了著名的《美芹十论》，全面分析了宋金形势，陈述收复国土，实现复兴的战略战术。三是针砭时弊，振兴政局。北宋末期，徽、钦二宗任用高俅、蔡京、童贯等奸臣，朝政昏暗，民不聊生。文人多写警世之篇以讽时世。如邓肃写《花石诗》描述宋徽宗广罗天下奇石，以批评其穷奢极欲。两宋之际文学的家国之悲与救国之音是两宋之际社会巨变的真实写照，也是爱国文人精心培育的文学奇葩。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艺术特色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成为了时代精神与文学创作的完美结合。并对后世爱国文学创作起到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