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及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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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及主张

梁启超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他是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中国第一人，最早全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路线。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主要有两个，也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他的代表作《大同书》中有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萌芽的全面总结与理解，阐释了近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勾勒，即除九界缠缚之苦，实现极乐太平的大同盛世。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这样论述人人平等，“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唯智与仁而已”“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1］。这些反映了康有为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论述，因而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一部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著作。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自小就随康有为学习，朝夕相处直到失败，二人相继逃亡日本。十数年的朝夕相处让梁启超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康有为的烙印，尤其是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明显看出来，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2］除了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凌辱，从十九世纪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帝国主义抓住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步步将中国拉进了亡国的边缘。为了使中国免遭灭国的危险，这个社会阶层先后开始探索强国之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迫于自己的统治压力首先开始了探索活动，在西学东进、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响下，将西方社会民主与平等思想、宪政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传播到我国。这其中有严复的《天演论》，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这些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的梁启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失败以后，梁启超在思考变法失败原因时，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变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说:“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3］从拥护君主立宪制，到开始思考通过赋予人民平等自由权利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集中体现了他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剖析变法的深入思考。梁启超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4］虽然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适合发展社会主义，梁启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论断，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考察，并通过在西方社会的游历经历将西方国家国情与当时中国国情做了全面的对比比较，并得出了当时中国不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一点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适合通过革命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是明显不同的。梁启超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梁启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现，社会主义只能诞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数量的工人阶级，并且这些工人阶级在知识、思想觉悟上的水平都比较高，这能够使工人阶级团结来，产生巨大的社会革命动力。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梁启超的看法，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观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经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扶植之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和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相提并论。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那些具有现代、较高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因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劳动阶级，绝大多数人没有权利、民主的意识，因此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很容易为“为蠢国之徒资利用”，既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无从谈起。中国要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先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然后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否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就是梁启超所说“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其流弊将不可胜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

(一)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学者，1899年10月2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直接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此后“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被中国所认识、接受、传播。在这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说明，点出了社会更替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此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如《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南海康先生传》、《干涉与放任》等数十篇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利用《新民论丛》开启全面介绍、宣传、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序幕。而纵观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1900到1915年之间，早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都没有形成像梁启超那样，前后多篇幅地介绍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成果，无论是朱执信、孙中山，还是刘师培、蔡元培，都只在一些著作中陆陆续续地提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系统的、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研究的方式详细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说梁启超对待社会主义认真、实证研究的态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由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他集中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认识、接受、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这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如在1916年先后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巨大启示意义，在国内大力宣传通过革命方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们的主张与梁启超等二十世纪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21年前期梁启超在自己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先后多次发表了以他为首的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社会主义长篇大论，驳斥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社会革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观点，大肆宣扬基尔特式社会主义思想。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说道:“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了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的利害与之相缘。”所以始终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有祈响，然终未敢自信也。”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引起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以陈独秀、李达、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李达在1921年2月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多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5］也在《新青年》杂志上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坚决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指出唯一出路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式的国家政权。在这次论战当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没有直接的对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却在客观上通过争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已经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可以说梁启超在这次论战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足，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论战当中不断地深化、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次论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价值，才可以救济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经历这次论战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在上海成立，而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张也体现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之中。除此之外，这论战还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为下一阶段的新民主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干部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虽没直接参与，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二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期间，因为革命宣传的关系，在这个新式学堂当中第一次见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晚年的对那个时候记忆犹新，他说:“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6］在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中，新民学说对的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缺乏国家、权利、义务、平等、自由的观念，并认为要想取得社会进步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培养新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7］对此也曾经说过“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具新思想”［8］。受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在湖南师范专科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组织，取名“新民学会”，主要目的就在于传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除了新民思想之外，梁启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思想也对产生了重要影响，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在这一段中做了一个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间接指出了依宪治国是社会主义治国方向。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梁启超在1917年前后，多次前往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在当时正是就读于南开大学。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再次来到南开大学讲学，当时作为觉悟社主要成员之一的，仔细旁听了了梁启超的演讲，并且详细记录梁启超这次演讲的内容。当时正好是南开大学校刊《校风》的成员，他的演讲记录最后经过整理，以《梁任公先生演说词》为题登载在1917年2月28日、3月7日出版的《校风》第56、57期。在《校风》报中曾称赞:“吾国现代梁启超，甲午以还，著书立说，可以将著名远东之老大帝国，一奋而筹备宪政，再奋而恢复共和……”。并且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老实着说，活着一天，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也是永远没有足的了。”由此可见梁启超对青年的影响。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对、的影响，最终影响到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并将梁启超的一些思想要求渗透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成为党的纲领性文件内容，间接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结论

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学术界的泰斗，也是将社会主义术语引入到中国的第一人。近代时期，西方文明被引入中国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威胁着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面对着中西文明的撞击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梁启超以贯通古今和执中见西的学术风格，积极探索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挖掘社会主义思想渊源，并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梁启超结合进化历史观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内涵，创设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梁启超挖掘社会主义思想资源，追溯大同思想的演变，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并结合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阐述社会主义的内涵，为中国人们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前提，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认识、接受、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梁启超将社会主义融合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使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国化，同时也为中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扎根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还为中共的创建提供了干部准备。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渗透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中，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乃至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