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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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汉书》虽然承袭《史记》不少篇章，但并非毫无选择地全录，而是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或者调整标题，或者改动字句，或者增加内容，主动舍弃《史记》雄奇疏朗的风格，追求严谨、密实、典雅、更富学术性的风格特征。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郭预衡在其著作《中国散文史》中指出:“这两部书毕竟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思想倾向和文章风格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两部书文风之不同，正体现了汉代史传文章的发展变化之趋势。”［1］324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语言特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一、《史记》语言晓畅，《汉书》语言典雅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汉书》则古雅严整，规范整饬，刘知几评论《汉书》的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82《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大体看来，《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记》多用俗字，《汉书》刻意仿古。郑鹤声言:“《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俗字多则阅者易识，古字多则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传到汉代，其中有许多古奥难懂之词句，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4］53，为了表情达意，不避俗语口语，对于先秦已有的文献资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语言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下面试举两例:《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鸠布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史记•五帝本纪》: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由上面几段文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史记》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时，意思上虽然保持原文特色，语言上则多加润饰，将原本古奥难懂之文变成浅显通俗的今文。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也指出:“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莫不代奇词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5］10可见，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马迁常用当代语言翻译古文这一文学事实。与司马迁翻译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的“慨”改为“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记•自序》:‘小子何敢让焉’，而《汉书》‘让’做‘攘’。《汉书•艺文志》亦云:‘尧之克攘’，今《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此晋人所改。”［6］239对于《汉书》好用古字的情况，安作璋在《班固〈汉书〉评述》中作过简单的总结:“《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7］《汉书》之好用古字，导致它一问世，即被公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书，需口耳相传才能明其义，《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就读。”［8］818《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二)《史记》多引人物口语，保持原汁原味，《汉书》多用书面化语言。《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述语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0］1960《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1］1795《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写作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表明是原来本国史料身份的残存。《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刘知几曾批评班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一生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历甚广，注重吸收民间文化营养，早年的漫游经历不仅为他写《史记》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也为书中语言增添了许多民间色彩。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善用虚词，《汉书》崇尚实词。在1987年黑龙江省教委主持的鉴定会上，根据微机统计，《史记》全书单字4974个，“之”字13659个，句子116567个，最长的句子有43个字，可知《史记》多用虚词。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略，然文法自是未备。孔子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唯子长集其大成。”［12］8《汉书》崇尚实词的运用，较少使用虚词。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六中言:“孟坚于《史记》虚助之字往往节去。”［13］431指出《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的虚词。当然，有些删改是必要的，如《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项籍传》改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去掉一个“也”字，干净利落，语势增强。前人多以富赡形容《汉书》，《汉书》中词汇不断变换，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词表达，如《傅常郑甘陈段传赞》:“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11］3032“称”、“著”、“显”三个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实词的变化反映出班固语言的丰赡。

二、《史记》用字不避繁复，《汉书》力求简洁

对于《史记》、《汉书》用字之繁简，历来学者都有所论述，班彪认为《史记》“尚有盈辞，多不齐一”［8］，《汉书》中欲使文字整饬，删削了许多所谓的“盈辞”。牛运震言:“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史记评注》卷一)所谓“复”，即指司马迁喜欢反复使用相同的句子或词语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如:《匈奴列传》赞语: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0］2919《太史公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10］3300叠句的使用有增强文势的效果。重复陈词，使作者之胸臆与悲慨尽显纸上。班固为追求谨严，多所删削，往往把叠句删改为一句，如将《太史公自序》中这段话改为“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两相比较，《汉书》语势大减，情感也平淡许多。除了这种句子的直接重复，《史记》中还有许多字词呈间隔重复，如《史记•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时云: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10］307三个“无不”连用，楚军之英勇无畏、项羽之威名赫赫、各诸侯军诚惶诚恐之态都跃然纸上。而到《汉书•项籍传》中，却删除了后面两个“无不”，神理顿失，句子语势减损。钱钟书引前人语评价:《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倘病其冗复而削去“无不”，则三叠减一，声势随杀;苟删“人人”而存“无不”，以保三叠，则它两句皆六字，此句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将覆悚，别须拆补之词，仍著涂附之迹。宁留小眚，以全大体……《汉书•项籍传》作“诸侯军人人惴恐”、“膝行而前”;盖知删一“无不”，即坏却累叠之势，何若径删两“不有”，勿复示此形之为愈矣。［14］272肯定《史记》中叠字的运用，对《汉书》删削叠字表示不满。我们在体会《史记》中叠字叠句的精妙时，还应看到《史记》确实存在繁冗的毛病，如《汉书•袁盎晁错传》“从史盗盎侍儿”比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尝有从史尝盗盎侍儿”要简洁。刘知几曾举例批评《史记》之繁琐: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2］457—458对《史记》行文之繁琐非常不满。刘知几《史通•点烦》中史传文当“除字”的十四个例子中，《史记》占了九例，可见刘知几对《史记》的繁冗很不满意。《汉书》力求简洁，对《史记》多有省略，但有些省略并非必要。宋赵彦卫云:“《史记•高帝纪》云:‘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班固删去一‘观’字，失多少意思。”［10］19安作璋也说:“班固又好省字，如《李广传》、《窦田灌韩传》、《酷吏传》等，大多袭用《史记》原文，‘所争只在二三字，却失语气之重。’有时甚至文理不通。如《史记•宁成传》:‘操下如束湿薪’。《汉书》则作‘操下急如束湿’。增一‘急’字去一‘薪’字，则不知所束为何物。《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则文义不明。”［7］总而言之，《史记》语言恣肆，不拘一格，多用虚字，不避叠字叠句，常有一气呵成之感。《汉书》对《史记》多所删改，力求雅正，有时反失《史记》之气势和生动，胡应麟说:“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16］129繁简都是相对的，当详则详，当简则简，一味求简，反失却原书意趣，可谓得不偿失。

三、《史记》多散句，《汉书》多骈偶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语言都有它的特色，张新科曾论及史传语言的发展变化:“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语言由《尚书》的诘屈聱牙逐渐变得生动形象，长短句结合，参差不齐，适合于刻画人物。从《汉书》开始，史传语言已向着整齐方向发展，出现骈偶倾向，但总体上还是以散为主。”［17］92《史记》和《汉书》分别作为西汉和东汉的散文代表作，他们既是时代语言影响的产物，同时又推进了文学语言的进一步发展。钱基博曾从两书渊源上论述《史记》和《汉书》的语言风格:“《尚书》之文，奇偶相生，音韵克谐，而《左传》亦整齐多偶句，《国语》则《左传》草稿，文亦如之，盖皆散中带骈者也。惟《国策》之文，句不限于长短，而气多出于纵横。班氏之文，衍《尚书》、《左氏》，寓偶于奇，而史公则出《国策》，化堆砌为烟云，变整密为疏荡者也。”［18］448认为《史记》渊源《战国策》的疏荡文风，《汉书》则与《尚书》、《左传》相类，追求整齐骈偶。《史记》最常见的是长短句交替使用。如: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於是始通於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10］1448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10］2231长短句的交错使用使文章错落有致，有一种疏散自然的美。《汉书》的行文，从其对《史记》的袭用情况来看，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袭用《史记》部分，另一类是班固新创部分。袭用部分主要采用散句，但有意识地整齐原文，倾向骈偶;新创部分则明显偏于骈偶。《汉书》在袭用《史记》时，往往整齐原文，力求骈偶，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赞:“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10］2726《汉书》改为:“语曰‘庙堂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11］2131两处引文意思相同，《汉书》去掉虚字，语言更加骈偶化，将原句的“台榭之榱”、“三代之际”改为“庙堂之材”、“帝王之功”，语言更为典雅。《史记》中赋法运用还不多见，班固则多用赋法，《汉书》之序、赞与骈赋已没有多大区别。如《外戚传》赵氏姐妹得宠后的宫饰描写:“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姊弟颛宠十余年，卒皆无子。”［11］3989描摹宫殿器物与赋相似，极尽铺陈。《汉书•西域传》赞:“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两国，结党南羌，乃表沙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1］3928赞中以四言为主，三言、六言为辅，形同后世骈文。刘师培在论及两汉文风时曾说:“西汉之时……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诏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俪之词;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辨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19］116指出文章从西汉到东汉由散体向骈偶的渐渐过渡，而这种过渡在西汉散文代表《史记》和东汉散文代表《汉书》两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两书的文风差异直接投射出两汉时代文风的不同。

综上，《史记》行文多用散体，不避口语俗语，这使得《史记》中的语言既有文人语言的精炼流畅，又有民间语言的丰富生动;班固身为汉赋大家，《汉书》多排偶骈俪，崇尚藻饰，行文中注重语言的音韵美，多用古字。两人在语言上的偏好形成了两书截然不同的风格，也反映出从西汉到东汉文学由散体向骈体的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汉书》刻意求古，有时不免以辞害意，这也是东汉以降治《汉书》者多以其通训诂之学的原因，但《汉书》追求的典雅、工整、凝练总体上推动了文字的骈偶化，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文风骈偶化的发展，后世蔡邕、范晔、潘岳、陆机、沈约、任昉，皆以班固为师，沿着《汉书》论赞的体系发展。唐宋八大家则以司马迁为师，沿着《史记》的体系发展，终于演变成为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骈、散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