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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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画像石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很多专家、学者已多角度、多层次地对汉代画像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阐述。笔者不揣学识浅陋，仅从汉画中的历史故事的分类、内涵、艺术风格以及汉画故事与儒学的关系等方面，作一粗浅探讨。

一、汉画故事解析

历史故事在汉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故事内容大多为圣贤、豪杰、贤妻、良母、贤子等，可分为忠君图、孝子图、刺客图、贞妇图等。表现忠君思想的画面有:周公辅成王图、完璧归赵图、伍子胥画像、二桃杀三士等，汉画中这些表现忠的内容是教育人们要像周公、蔺相如、伍子胥、晏婴等人那样忠心耿耿，保卫刘汉天下，不惜代价，为主人效劳，直至献出生命。表现孝子思想的画面有:丁兰供木人、老莱子娱亲、闵子骞失棰、邢渠哺父、韩伯榆受笞、董永卖身侍父等。贞妇图有贞妇、贤妇、七女为父报仇等。孝子和贞妇图像主要见于嘉祥武氏石祠、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和汉代乐浪郡(今朝鲜境内)出土的漆器上。这些图像教育人们要像孝子、贞妇一样孝亲，由此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周公辅成王图见于山东嘉祥满硐乡宋山画像石墓［1］，画面自上而下分四层，第二层刻周公辅成王图，画面刻七人，正中站立小人物当为成王，即“成叔武”。他头戴山字形王冠，脚踏几案形金座，接受诸臣的拜谒。左一人为其打着华盖，右一跪拜者当为周公，即周公旦。其余四人执笏躬立，以表示孝忠。嘉祥武氏祠亦有此图。周公辅成王故事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其上云:“周公旦也，周武王弟也”，“及武王即位，且常辅翼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对于周公辅成王的业绩，司马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夫天下称颂周公”，“尊后稷也”。完璧归赵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19。画面刻三人，中一人为秦王，戴冠、着长袍、佩剑，一手扬起，呈接璧状，其中有“秦王”隶书题记。其后一人执笏，呈拜谒状。右一人为蔺相如，戴冠、着长袍，一手扬起，一手持和氏璧呈欲碎之状。画面中刻“蔺相如赵臣也奉璧于秦”题记。《史记•蔺相如列传》云，赵惠文王时，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和氏璧。蔺相如以“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使秦。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相如度秦王负约，使其从者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画面所表现的当为“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之场面。二桃杀三士图出土于河南省原南阳县［3］。画面中刻一高足盘，盘中置二桃，公孙接、田开疆二人执剑取桃，在一旁的古冶子怒不可遏，欲拔剑决斗。《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云:“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三勇士果因计功而争桃，终自杀身亡”。《梁甫吟》云:“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荆轲刺秦王图见于山东嘉祥武氏祠［2］26，南阳画像石中也有此类画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说的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画面中刻一柱，柱左怒发冲冠者为荆轲，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抓起匕首，猛地向秦王刺去，柱右第一人为秦王。在那千钧一发之时，他使劲一转身，绕到了柱子后面，荆轲紧紧逼着，两个人像走马灯似的团团直转。荆轲身后为秦舞阳，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秦王身后的卫士虽然带有武器，因没有命令不准上殿，另一卫士似被撞倒在地，柱下方盒里放着志士樊於期的首级。

医官夏无且拿起药包对准荆轲打击，秦王借机拔剑砍伤荆轲的左腿，荆轲随手持匕首朝秦王投击，秦王一闪身，匕首从耳边擦过，打在铜柱上，画面给人留下火星四溅之感觉，秦王又冲上去，结果了荆轲的性命。此即《史记•刺客列传》所云，荆轲“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的一刹那。老莱子娱亲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37。画面帷幔下刻三人，左二坐于床榻上者当为莱子的父母，其上有“莱子父母”题记。右一长跪者为幼时老莱子，他一手似持一老人的鸠杖，一手似拍一鞞状物，双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其右上刻有“老莱子”题记。老莱子，春秋时楚国贤人。《史记•老子列传》云:“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他位高至尊，但对父母十分孝敬。面对七、八十岁的父母，他每日穿上五彩斑斓的衣服，屈身上堂，跌伏倒地，或唱歌、或跳舞，装出天真顽皮的样子给父母取乐。武氏祠另一幅画像题记云:“老莱子楚人也，事亲至孝，衣服斑连，婴儿之态，令亲有欢，君子嘉之，孝莫大焉”。梁寡高行图见于山东嘉祥武氏祠，是一幅著名的贞妇画像［2］85。画面帷幔下刻四人，中一坐榻者当为梁国的高行。此时，她正持刀欲毁容，其上有题记“梁高行”。其前一跪拜者为梁王派出的求婚使者，上有“奉金者”题记。其右一人为高行的侍者，其左为梁王使者，持节，上有“使者”题记。据《列女传》云，春秋时，高行青年寡居。梁王慕其倾城倾国的美貌，派使者捧着黄金前去求婚。高行坚持女性的节义，持刀割掉自己的鼻子，毁灭了自己的面容，维护了自己不嫁寡居的“尊严”。鲁义姑姊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106。画面右刻一妇人，怀抱一啼儿，同时又抛下一幼子。其旁一人似劝其将所抛之子收留下来。中刻一骑者，左刻一车，车上坐一驭者、一尊者，车后有节饰，车前刻“齐将车”题记。此即鲁义姑舍亲子、抱侄子的故事。据《列女传》载，春秋时，齐屡犯鲁国。难民中一位称鲁姑的妇人，在一次逃难中，被迫将一幼子扔下。当齐将问其是什么人时，鲁姑云，我扔下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怀抱的是兄长的幼儿，这是为人的公义。齐将被妇人的行为所感动，遂掉转车头回齐。

二、汉画故事彰显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驾驭人民的主要思想工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们，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极力神化专制皇权，认为人君受命于天，是代表天的意志统治黎民，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还根据阳尊阴卑的理论，建立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观念。儒生们极力鼓吹天人感应，鼓吹“五常”，使人相信君权神授，相信儒家宣扬的仁、义、礼、智、信是天的意志，从而让人民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此，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他的“仁”的学说、“礼”的说教、“爱”的思想、“忠恕”之道，以及“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任侠”精神，被广泛用来塑造历史人物与编织历史故事。“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墓、祠中刻绘的大量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起到装饰作用，而且也是统治者把绘画作为教化的补充形式的生动体现。各种形式的绘画以圣贤、烈女等来陪衬墓、祠主人的身份和人品，向人们颂扬他们的高贵地位和高尚品德。关于“教化”，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创始人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一》中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之教化而崇起之。教化之明，习欲已成，子孙循之，行兵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之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矣。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董仲舒主行教化，以刑、德比阴、阳，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认为教化之用犹如“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教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由此可见，西汉中晚期以后，墓、祠中大量出现历史人物故事画这种典型的、直白地推行教化的品类就不足为怪了。这种题材集中于山东地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山东是儒家圣地、教化之区。另外，汉制“其德为孝”。西汉提倡孝悌，东汉更甚，厚葬是孝悌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盐铁论•散不足篇》云:“今生不能致其受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孝者可以被举荐为官，孝者，“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孝，可增封、可礼遇、可扌翟升、可留名。《后汉书•济北惠王传》云:“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147年)梁太后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云:“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胔过礼，傅相以闻，桓帝诏使奉牛酒迎王还宫。”《隶续》封丘令王元宾碑云:“察孝廉，郎、谒者、考工苑陵叶封丘令。以母忧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后汉书•桓鸾传》云:“鸾以世浊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年四十余，时太守向苗有名迹，乃举鸾孝廉，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孝，是维系汉代家庭的纽带，是保持社会平稳的基础，也是汉代封建君主选拔官吏的基本条件。封建统治者认为忠、孝紧密相连，不孝就不能忠君，“忠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在汉代，“求忠臣于孝子门”是忠孝观念的真正内涵，因此，汉朝普遍将忠臣孝子图刻画于器物、墓室石壁、墓前石祠或铸造于器物上，模印于建墓使用的墓砖上，教育人们以他们为榜样，努力成为忠臣孝子。

三、汉画故事体现了汉代画家高超的艺术造诣

汉代的绘画、雕塑艺术发展很快，产生了许多名家、名匠，如《西京杂记》所说:杜陵毛延寿善画人物，新丰刘白、龚宽、安陵陈敞善画牛马飞鸟，下杜阳望善于作画、布色，樊育亦善布色，这些人都是汉元帝时期的著名画家。至于文献记载的赵歧、刘褒、蔡邕、张衡、刘旦、杨鲁等画官，尚不能称为士大夫专业画家。汉代还有许多名匠，如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器上，附有纪年和画工名字，如画工长、画工广、画工文、画工丰、画工定、画工恭、画工壶、画工敖、画工潭等。在汉代，描绘具体人物形象的肖像画十分发达，并出现了一批肖像画画工。著名的有前面提到的毛延寿、赵歧等。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赵歧“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汉代画家在绘画人物时，已经知道写生。例如，桓帝召隐士姜肱不至，曾派一个画家去图其形象。姜肱不欲画家图其像，乃卧于幽暗，以被蒙面，画家竟不得画。受汉代人物肖像画的影响，汉代画像石墓、石祠、石阙上到处可以看到人物肖像画。这些画上的人物有老有少，长者七十有余，如孔子;少者“年甫五岁”，如许阿瞿。由于石刻表现的局限性，上述人物的容貌、体形、情态、服饰未必完全写真，但其造型准确、形态生动，揭示了人物的阶级关系、精神特征、时代风尚和画工的思想感情，因此具有明显的肖像画特征和很高的艺术水平。四汉画故事构图充分运用了对立统一的艺术法则艺术实践证明，一块不大的石材，要在上面雕刻出多样的画像来，离不开多样变化与有机统一相结合的法则。只有变化，而无统一，画像就会杂乱无章。只有统一，而无变化，画像就会呆板乏味，要使构图不出现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多样统一的艺术规律是必须遵循的。汉代的画工雕匠在雕治画像石的过程中未必已提出多样统一的画论，但从创作画像石的实践看，汉代的艺术家十分注重这一基本的艺术规律。南阳汉画像石中有幅“荆轲刺秦王”图，荆轲、秦王、秦舞阳三人同处于一个平面上，但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荆轲与秦舞阳处于较上的位置，而秦王则处于较下的位置。三人间的距离也不尽相等，荆轲与秦王之间的距离，大于秦王与秦舞阳之间的距离。另外，人物间的比例也不尽相同，秦王处于天下一帝的位置，位居中间，偏右，形体高大，荆轲为臣，居右，形体小于秦王，秦舞阳尚处于少年阶段居左，自然无足轻重。由于这幅画像在构图上避免了三个人物同处一条水平线和垂直线上，避免了三个人物间的距离与角度的绝对相等，避免了人物体型的偏重或偏轻，使构图达到了多样变化与有机统一的完美结合，使人感到优美而自然。所以，我们说荆轲刺秦王图，在构图方面是一幅符合多样统一的艺术规律的代表作。

汉代艺术家在画像石构图中还十分注意疏密有序的艺术规律。各地艺术家由于生活空间的差异，在构图的表现方式上也有所不同，河南南阳、四川、重庆的画像石的构图以疏为特征，而山东、江苏、陕北的画像石的构图，则以密为主要特征。南阳的艺术家在构图时，对物像的大小、位置、空白构思以疏为出发点，例如二桃杀三士图，突出了高足盘中的二桃和古冶子、田开疆、公孙接三勇士剑拔弩张的瞬间。但是，南阳画像石的构图，并非只有疏而没有密。例如上面提到的二桃杀三士图，以简练的二桃和三位勇士而成为以疏为主的布局方式的代表作，但此图并没有给人以分散的感觉，其主要原因就是三人间并非等距离站立，其中右二人站的很近，即布局比较密，同时又不是安排得很拥挤，故使画面疏密结合，有开有合，既简练、又具体，既有变化、又有统一，特别注意人物关系的经营和突出争桃情节的位置的经营，使错综复杂的画面单纯朴素、主调明朗而不含糊，使人感到富有节奏感，而不是给人以单调呆板的感觉。汉代画像石的人物造型，无论是影形观察，还是线描表达，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皆不拘泥于形似的雕饰，而注重于神韵的传达。例如山东武氏祠的荆轲刺秦王图，画面着重雕刻了与历史事件有关的荆轲、秦王、秦舞阳三个关键性人物，从人物的比例、服饰、环境看，肥胖雍容者为秦王，孩子形象者为秦舞阳，另一人自然为荆轲。对三人的认识与表现，没有停留在人体美的塑造上，而是仅仅抓住“刺”字大做文章，此时的荆轲横眉冷对秦王，一手抓住秦王的袖子，一手将匕首猛地向秦王刺去，秦王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秦舞阳想必脸色苍白，抱头鼠窜。汉代艺术家正是紧紧抓住身姿、手势、动态与“刺”的细节，强调分别主次，有详、有略，详于传情的面部手势，而略于衣冠，详于人物活动及其呼应关系，而略于环境的描写。为了强调“刺”字的分量与感受，对匕首采取了夸张变形的手法，使其变成了长剑。总之，通过足以显现荆轲与秦王内在本质的外形描写，真实地展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提示了画像的主题，达到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