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书馆与中国文学英文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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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60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开设的美华书馆(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印刷、出版机构之一。其刊行的几十种关于自然科学的中文书籍，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已为学界所认可。［1］同时，书馆还出版了大量中国主题的英文著述。这些出版物使美华书馆成为继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之后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

一、美华书馆的沿革及其英文出版物概况

1844年2月23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澳门设立“澳门美国长老会印刷所华英校书房”(Macao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次年7月迁往宁波，9月1日开业，改称“华花圣经书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icBookEstablish-ment)。1860年，时任书房负责人的姜别利(W．Gamble，1858－1869在任)“认识到上海作为商业中心和福音派新教会活动中心而具有重要地位”，“本能地期望事半功倍地在中国的心脏播种福音”。［2］(P177)再由于上海之于宁波还拥有购买印刷所需原材料以及向各地寄发书籍和小册子的便利，便在年底将书房迁入上海，易名美华书馆。①随后，由于美华书馆在印刷技术上应用了姜别利的两项杰出发明———用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及元宝式排字架，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和效率，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先进的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印刷机构，并取代了墨海书馆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机构，在上海出版界长期居于垄断地位。除中文出版物外，据笔者统计，美华书馆曾出版了407种英文书籍(包括修订本和重印本)，②其中与中国相关者达390种之多。这390种书籍，大致可分为4类:1.宗教及教务类，有113种，包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教会所属机构的报告、传教情况的统计及传教士的传记等，如伟烈亚力的《在华新教传教士:著作与生平》(A．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nariestotheChi-n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cations，andobituarynoticesofthedeceased，1867)。2.语言类，有161种，包括汉语教材和各种词典，不仅有官话，还涉及众多方言，如艾约瑟的《上海话语法》(J．Ed-kins，AGrammaroftheShanghaiDialect，1868)、狄考文的《官话类编》(C．W．Mateer，ACourseofMandarinLessons，BasedonIdiom，1892)。3.文化类，有101种，基本是西方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对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的研究著作，如麦克开拉启的《易经》(T．McClatchie，ATranslationoftheConfucianYihKingorthe“ClassicofChange，”1876)、麦嘉温的《中国史》(J．Macgowan，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4.杂类，有15种，主要是一些售书书目、政治文件的译文等。图1反映了美华书馆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西文书籍的内容构成比例:此外，美华书馆还为各宣教会、教育机构或其他组织出版了不下10种英文刊物，最著名者当属《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从这些英文出版物可以看出，美华书馆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亦从事着把中国文化向西方输出的事业。而其中涉及中国文学的著述与其他在华刊行的英文出版物相比，从编撰体例到论述视角尤具特色，具体体现在汉语读本的编撰、辞典中的中国文学条目以及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小说的评价上。

二、汉语读本的编撰

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西人对汉语的热情于明清之际和晚清形成两次高潮，［3］并编撰了许多汉语词典和读本。前一阶段以早期耶稣会士为代表，多注重书面文言。19世纪以来，出于外交和通商需要，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汉语教学和研究对象也从书面文言逐步转向口语白话。入选汉语读本的范文也逐渐以小说戏曲为主。这时的汉语读本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双语对照本，不仅有翻译，还用当时通行的白话对中文原文进行改写。这类读本以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C．Hillier)所编的《华英文义津逮》第二卷(TheChineseLanguage:howtolearnit，1914)为代表。在这册读本中，禧在明将《聊斋志异》中《种梨》、《促织》、《骂鸭》等12篇小说改写为北方口语。为了让汉语初学者能更好地理解文义，亦将原来小说中的“异史氏曰”全部删去，然后根据故事情节用更为生动的口语大幅扩充容量，如增加心理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绘等。此外，禧在明还时时模仿说书人的口吻，对故事中的人和事进行评论。通过各种语言手段的运用，使这几则故事的整体风格由书面文言变成了自然流畅的白话，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③第二种类型是英文注释本，其正文是中文原文，没有经过改写或仅删除了一些枝蔓情节，也没有英文译文，编者的工作是对文中的难字难词在注释中给出英译并解释。美华书馆出版的两种汉语读本《好逑传》(HaoCh’iuChuan，FortunateU-nion，1904)与《第一才子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The43rdChapteroftheThreeKingdomNovel“TheLogomachy”，1905)即属于此种类型。《好逑传》的编者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F．W．Baller)在该书修订版的序言中对其编撰目的解释道:吾也细览华文之《好逑传》，撮其中之精要者，而辑为一书，无他志也，欲待后日之来中国者，学习华文，得以由阶而升，不至望而却步矣。虽然，犹恐字样所限，令人难明，故于此书中，兼写华英之文字，如画人着眉，画龙点睛，以示后人之阅此书者，一目而了然，心领而神会。《第一才子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三回》的编撰目的与《好逑传》相似，是“为了给刚学习汉字不久的人提供一个简单的课本”。该读本有《三国志演义》的总体介绍、三国时期的历史概况、本回的大致情节，并附中国历史朝代表、东汉末年皇帝表、人物索引、单字表和汉字部首表。每页内容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中文原文，有句读;下部为英文注释，解释文中字词的语法特征与意义。兹以本回第一句话为例:却1说鲁肃2孔明辞了3玄德4刘琦5登舟望6柴桑郡7来8。编撰者对这一句文字的注释为:1.“却说”，表示叙述再次开始，“现在我们继续讲……”2.“鲁肃孔明”，并列的人名，和下两条一样，中文里这种情况无需系动词，但在翻译中必须加上。3.“了”跟在“辞”后表示动词的完成时态。4.“玄德”，见“人物索引”第6条。5.“刘琦”，见“人物索引”第5条。6.“望”，面朝……7.“柴桑郡”，吴国城市，孙权的总部。8.“来”，叙述者在孙权一边。有了如此“大量的充分的”注释，即使没有译文，也能“指导初学者阅读最困难的部分”。④就以上两种形式的汉语读本来看，虽然针对的读者是西方人，但汉语部分仍然用的是传统的句读，并没有参照英文而使用新式标点。这固然与当时中国尚未推行新式标点有关，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新形式的文本，否则，这些汉语读本的意义将不止于此。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新式标点本的产生，仍然要等到1920年汪原放编辑的“亚东本”《水浒传》的出版。

三、辞典中的中国文学条目

辞典的编撰建立在资料搜集之上，既是对现有成果的总结，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美华书馆曾出版了两种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辞典，分别是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Wylie)的《汉籍解题》(NotesonChineseLiter-ature，1867)和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F．May-ers)的《中国辞汇》(TheChineseReader’sManual，1874)。前一种是中国典籍的目录及简介，后一种是对中国历史人物和文化典故的释义。以翻译西书著称的汉学家伟烈亚力感到学习中文的西方人“在一开始时，都会经常被阅读中遇到的人名、征引所阻碍，对于这些，学生们找不到任何头绪，除非得到中国学者的帮助”。此时，尚无相关工具书可查阅。尽管这种困难几乎不可能克服，但他仍愿意“提供一些减轻这种困难的方法”。⑤伟烈亚力共著录了1745种中国文献，按四部分类，并对每种文献进行简要介绍，其中著录中国文学作品的是子部和集部。以《汉籍解题》“子部”第十二类“小说家”为例，据其考察，“‘小说家’包括的作家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内容包含各种叙述、对奇迹的记录和与之相关的言论”。⑥其下大致按时间顺序著录《穆天子传》等笔记小说101种。值得注意的是，在笔记小说后，又列《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通俗小说15种。正是对这些通俗小说的归类，凸显了不同的学术传统造成的分类方法的巨大差异。伟烈亚力在论述小说的总体情况时，已经发现中国正统学术体系中根本没有通俗小说的位置。对此，他不无遗憾地表示:“即使优秀的小说，中国人也不承认是他们国家文学的一部分。然而，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欧洲思想的人则认为，小说或是传奇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能忽视的。小说能为我们提供许多知识，比如各个时代的风俗习惯、不断变化的语言的某一时段的特征，是一大部分人获得历史知识的唯一渠道，并由于其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虽然中国的学者们对小说仍抱有偏见，但是，小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⑦当时西人面对这样的冲突，主要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印象式的，即完全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来对中国文献进行分类，不借鉴西方的学术分类体系。运用这种方法要求论者必须大量仔细地阅读、分析中国文献。而事实证明，限于时间和精力，这样的要求对大多数西人来说很难达到。上海文汇印书馆(ShanghaiMercuryOffice)曾出版秀耀春的《中国文献》(F．H．James，ChineseLiterature，1899)一书。作为京师大学堂西文教习的秀耀春，仅凭过目的几十种书籍，便主观地将中国文献分为经典、美文、小说、寓言和故事、警句、谚语和报章，其偏颇之处显而易见。另一种是尊重中国的四部分类。伟烈亚力遵照的即是这种办法。而且，要在两种文艺观念相互冲突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之中，以西方文艺观念容纳更多中国文学作品，必须对中国传统分类作一些修正和调整。于是，通俗小说被列入“子部小说家”类。类似地，戏曲作品被列入“集部词曲”类。这种做法，在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W．Williams)那里已有先例。卫氏在《中国总论》(TheMiddleKingdom，1847)第十二章“中国的雅文学”中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来介绍中国传统文献，在论述到“子部小说家”时，却全文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种梨》和《骂鸭》两篇，并介绍了《红楼梦》，而1883年的修订版更又补充介绍了《水浒传》和《列国志》两部“历史小说”。这种“嫁接”的方法，越过了中西文学观念巨大差异的鸿沟，在迁就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情况下“不露声色地”杂入了西方的学术体系。

《汉籍解题》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典籍打开了一扇门，但仍不能解决其阅读中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典故和引证出现在中国书面语的各个角落”的窘境。出于“为上述的错综复杂性提供一种线索，并同时从各种材料中提炼出每个学习中文的学生都需要的关于中国历史或人物的简要知识”⑧的目的，梅辉立编撰了《中国辞汇》。该辞典收录了关于历史人物和文化典故的974个词条，都是“学习中文的最大难点”。⑨人物类条目下列姓名、字号、生卒年、生平经历等，其中明确提到为文学家或进行具体文学活动的有32人。如:崔颢:公元755年去世。唐代著名诗人。据说李白曾细细品读了他题写在汉阳城黄鹤楼上的同名诗歌，对其大加赞扬，并表示自己不再创作以黄鹤楼为题的诗歌。典故类的条目则交代其出处、内容及历史演变等，其中与文学相关者有21条。如:崔莺莺:传奇故事中的著名女主人公，一部14世纪的戏剧《西厢记》详细叙述了她的命运，而这部戏剧是根据400年前的一篇短篇小说《会真记》而创作的。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都讲了崔莺莺和一个名叫张君瑞的年轻书生偷情的故事。这位女主人公的侍婢红娘属于中国小说中常见的调皮淘气的中间人一类。梅辉立使用了20多种原始材料来编撰这部辞典，⑩一举成为该领域收录最丰的著作，为西方人查阅、了解中国重要的人名地名、传说故事及进入思维体系的意象提供了极大便利。辜鸿铭曾评价道:“它当然不能被说成是完善的东西，但确实是一部大著，在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它要算是最严谨、认真而不装模作样的了。并且它的实际效用，也仅次于威妥玛的那部《自迩集》。”［4］(P119)而且，梅辉立的工作还直接启发了英国汉学巨擘翟理斯(H．A．Giles)的《古今姓氏族谱》(AChineseBiographicalDictionary，1898)的编撰工作。这部曾获得法兰西学院(FrenchAcademy)颁发的“儒莲奖”(PrixStanislasJulien)的巨著是一本专门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共收录2579个条目，既有历史人物，也有神话人物。在这些人物中，以文学成就著名者增至155人。在著录方式上，翟理斯也继承了《中国辞汇》征引广博、选择得当的优点，并改正了梅辉立大多不列人物代表著作的缺陷，显得更为周详。

四、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小说的评价

美华书馆出版的《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是在华基督教会办刊时间最长的英文期刊，也是当时在华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刊物，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与见识。《教务杂志》虽为新教传教士的信息媒介，却也刊发了不少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的文章，包括一系列译介和评论中国文学的文字，其中通俗小说最为新教传教士关注。《教务杂志》鲜有对小说的译介，却刊载了对小说的评论15篇，既有专论，也有对小说译本或汉语读本的书评，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态度和看法。总体来看，这15篇评论基本都不是从文学鉴赏的角角考量，而主要把小说当作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样本;并在传教学的框架内讨论中国小说如何具有实际的传教意义。前一点集中体现在对《好逑传》的评价上。鲍康宁在汉语读本《好逑传》出版后曾撰文指出该小说的道德教化意义:我认为这部小说表现了不信上帝的中国人的一个信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像小说中描绘铁公的父亲一样，官员廉洁的崇高理想也为古代中国的道德感增添了光彩。瑏瑢以从事教育活动著称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潘慎文(A．P．Parker)同样认为《好逑传》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描绘:虽然故事背景发生在明代，但其中的礼仪和风俗却从六百年前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是一个道德上纯洁的故事，可以说，和其他小说都不一样。……这个故事充满着优秀、健康的道德教化，书中对人物和事物的谴责也满足了人们要求公正平等的心理。瑏瑣以英美人为主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小说中道德状况的褒扬与他们的前辈有着巨大差异。18世纪，当“中国热”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风行得如火如荼时，当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和戏曲中的道德因素被启蒙知识分子“用来讽谏欧洲社会道德凋敝的现状”，［5］(P212)作为“反对教会权威和宗教蒙昧的思想武器”时，海峡对岸的英国除了对中国园林等物质文明产生兴趣外，在文人中却“长期弥漫着一股对中国怀疑、贬斥和讥讽的风气”。

帕西(T．Percy)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761年，他在伦敦出版了《好逑传》的英译本。在卷首的《献词》中，帕西说:“这部小说显示了中国作家对道德和礼仪的高度重视，但中国人在现实中却根本不按照这些高尚的信条去施行。”这句话清楚地表明，帕西认为本书所体现的道德仅是理论上的;相反，他在译文注释中对小说主人公和中国人道德的评价都很低。比如在谈到中国人的“诡计多端”时，他说:“尽管中国人自诩道德纯洁，但他们的道德却明显不及基督徒。他们根本不懂如何既做到真诚坦率，又显得足智多谋，并且避免一切狡诈的行为。而这些都是我们做人的崇高原则。在这点上，中国人不值得我们尊重和仿效。”［8］(P129)而当新教传教士大规模来华时，西方人对中国及其子民已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不再纠结于耶稣会士、商人和冒险家描绘的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瑏瑤在阅读中国文献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中国小说作者经常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大多有强烈的劝善惩恶的意味。于是，他们在中国小说中的道德训诫色彩与传教士的布道、宣教活动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因此，新教传教士看《好逑传》，便得出了与帕西等人大异其趣的结论。在实际的传教意义上，首先，他们将中国小说作为汉语习得的工具和指南。隶属于英国内地会和中国圣教书会的窦乐安(J．Darroch)认为，《好逑传》在传教工作中起到的两点重要作用是“它用官话写作，和其他著作相比，它提供了一种写作风格的标准，我们在汉语的出版物中也要使用这个标准”;而且，“我们从本书中可以获得简洁而优雅的汉语词汇”。其次，认识中国人的传统信仰。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甘路德(J．C．Garritt)认为，传教士有责任去阅读《封神演义》这类小说，因为它们“揭示了中国人的思想，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也让我们认识并与其迷信活动作斗争”。尽管中国人“有高度的文明，对现实生活中很多事物也都相当了解，但他们对永恒和精神上的真理的认识仍笼罩在死寂的黑暗中，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生命和不朽”。再次，将小说情节作为宣教时上帝福音的见证。比如窦乐安就将中国小说在布道中用作注解、争论或劝诫的材料，认为小说中的故事都具有暗示、隐喻的性质，正好可以配合宗教宣讲。瑏瑧与天主教传教士相比，新教传教士将更多目光和精力投射于研读和评价中国小说上，体现了两者不同的传教策略。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奉行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主要和上层文人打交道，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方豪对此有精准的评价:“明清间来华教士几无不研读中国经籍，实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惟教士所重者在经籍中之宗教思想……纯粹之文学作品，教士多不注意，甚或有不屑一顾者。观早期教士中无一翻译中国文学名著，可知也。”相比之下，新教传教士的眼光不仅仅集中在中国传统所认可的“正统”范围内，小说、戏曲乃至其他民间文艺形式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但其兴趣所在，终究是为了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然后传播基督教义，最终“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以及与信仰相关联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6］(P4)只是他们比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更为灵活主动的策略来适应中国本土文化。

综上所述，作为一家有宗教背景的出版机构，美华书馆“意在以出版之物推广圣教，假印刷之工阐扬福音”。［10］(P236)由于新教传教士大多奉行“以学辅教”的传教政策，以传播文化为己任，在向中国传播西学的同时也关注中学，而中国文学亦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虽然编撰这些著述的出发点大多出于实用目的，但客观上有助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正是这些英文出版物，使上海美华书馆超越了教会出版机构的局限，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中都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