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文学评论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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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沈从文文学作品批评的基本认识

沈从文出生在1902年，原名叫沈岳焕，笔名有很多，譬如甲辰、休芸芸、上官碧、璇若等一些大家比较常见到的，但是沈从文儿时的乳名叫茂林，字崇文，家乡在湖南的凤凰县，是苗族人。沈从文不仅是著名作家，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同样也是一名出色的历史文物研究家。无论是他的人生或者是文学作品，他都想尽力去将丑的东西进行完善，虽然，那些不全都是罪恶，但是，却能够让人感到很愉快，无法让人们预先就知道生命的庄重，并产生的高尚的情操。我只想建造一座希腊小庙……在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而我表现的确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形式”。这种世界大概根本没有，也不妨碍故事的真实。把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放在文学批评史上度量，他的批评是别具一格的，独特和与众不同是他的一贯风格。沈从文在对文学进行艺术创作时很现实地描绘出了他对梦想的渴望与追求，主观创造理论和客观反映现实这两个方面，并且把“生命”的本身性质和内涵融合到了一起。譬如，在《会明》中，就像屠格涅夫所说的“堂吉诃德式”的会明的形象那样，堂吉诃德自身所表达出的就是一种“某种永恒的”真理信念，他全身上下无不透露出他对理想的无限崇拜，为了自己崇高的梦想，他忍受着巨大的困难，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丢掉自己性命的危险。他完全凭借自己的直接感受对作品进行点评，而他诗一般地去揭示国民的每一种弊症，并且积极主动地去发现挖掘并且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法;但是，他主要强调的是通过人性美来实现对民族与国家的重建。沈从文的人性美的核心理念主要是通过真实美好的人性美来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公来表达的，对民族的品格进行重塑，并且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得到重新恢复。与“人性”相对应，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就是信仰“生命”，这同时又联系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理想，“经典重塑”“工具重塑”，通过文字来重塑民族的灵魂，从而进一步地提高民族竞争力。沈从文先生是一位好的批评家，更是一位好的作家。他用优美的评述传达着个人丰富的人生理想和意境。不但没有遗忘过去的一切，而且还独自创造出了一片“湘西的世界”，始终执著地探寻着人们心中的美好人性，歌颂纯朴而又顽强的人生，是一个具备文化热衷、独立人格的和艺术才情的优秀作家。“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以不变的执著与热忱进行着自己的文学实践。他特别注重作品的独创性。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详细地描述了“生命”的四种基本状态，即:原始的生命形态、自在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以及个体自为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其实就是个体自为的一种升华，就是“时刻把自身的微小力量，应用到整个民族的提升中去”。

二、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形成及个性创作

沈从文在1935年曾经给一位好友———巴金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沈从文连连声称巴金不会把自己的创作弄得太调控，并限制了其个人的情感。并且很明确地指出了“一个伟大的人，必需要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在人事中有种‘调和’的作用，并将哀乐憎恨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且可以不断地去分析并节制它”。沈从文的观点是，“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他要为现代的都市人呈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情。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要展现这种人生的境界，为民族灵魂的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方案。他常常说，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们需注意的是，沈从文所醉心的人性，与五四启蒙主义崇尚的人性是有区别的。沈从文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状态的人性;与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又主要不是心灵的自由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沈从文非常主张创造情感，他认为巴金在生活和创作上浪费了太多不应该浪费的时间。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在1934年创作，通过这些乡土气息的作品把自己的悲悯感从容不迫地渗透到风土人情中去，在对场景、故事情节、人物心理与细节的冷静刻画与分析中，深刻地融入进了属于自己真真切切的爱憎，将浓烈的情感放于淡泊的悠远意境中。沈从文作为读者的益友，他在文学批评时充满了道德感和现实感，以此引领读者认识和体会现代文学作品，在作品中，巴金青年式的热情显然和沈从文的诗意抒情是千差万别的。巴金的创作并不十分注重把握情感表达的“度”，这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念是相互违背的。沈从文的情感表达倾向于周作人的作品并善长对情感加以节制以达到一种和谐美。

三、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剖析

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用非常直接的情感内容对它的情感进行深刻的体验，而这些确实是他在潜意识中的情绪记忆。换句话来说，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很明显地就表现出了个人化的情绪，但也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印记。但中华民族的内倾情感型性格是“含蓄、静思、重了悟、贵感情”;“在审美上看重的则是欣赏幽怨、含蓄、凝重的‘中和之美’悲悯”。沈从文的这种女性化情感性格与东方民族的内倾情感型性格是十分接近的。但是他文学批评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自己的核心批评理论，没有严密的体系，中心不明确。所以，沈从文在文学的鉴赏中，他的作品内涵是东方民族情感同通常就会产生的情感体验。而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和这种民族内倾情感型性格都是相贯通的，都比较看重心灵体验、感悟而轻思辨。相反，这样就符合了内倾性格的沈从文的情感要求。在《论落花生》中，沈从文称赞作者在《空山灵雨》《命命鸟》中用“中国乐器”奏出“东方的，静谧的，略带厌世倾向的，轻柔忧郁的调子”。一个感性的批评家，由兴而起，以情而终，他的批评特色就注定了他的批评文章不可能精于逻辑、体系严密、中心精准。内倾情感型性格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而沈从文和其他作家相比，为什么他会非常的重视人格的塑造与批评的情感因素呢?这除了和他早年接受到的女性启蒙教育有关之外，还与他所受地域文化熏陶有密切联系。在我看来，沈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小学都没有读完，却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总而言之，沈从文将其真挚的情感作为其作品审美的重要因素，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他的情感性批评准确地阐述了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典型作品。

在30年代，这个追求共性、理性和革命性的文学语境中，茅盾“指导人生”的社会历史批评一直都是在适应着现实的需要，以其出色的批评实践“促使文学批评具有的现代性品格”，进而，他的批评已经成为了批评的主流;但是作为审美的批评，沈从文的情感文学批评多多少少会与当代的现实存在一些隔膜，与那个时代所追求的实用理性、工具理性的社会审美心理不适应。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一直将自己圈在一个角落里，把自己所看到的文学遭遇与现象融合到自己的文章中去，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反思。经过历史的沉淀，他的文学批评也向人们展现了他的意义与价值。沈从文情感性批评的重情倾向并不代表着它的批评会丢掉某些理性分析和必要的评判，而他侧重的是将“抒情”来进行“抽象”化，侧重理性思维与审美情感的优化结合。沈从文评论问题最多的是小说，表现出最多的是经验主义色彩，但他坚持的标准始终是创作。他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