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扬雄辞赋看蜀人艺术想象与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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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后期著名的思想家和辞赋家，是继司马相如和王褒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蜀中文人。他少而好学，博览群书。“为人简易佚荡，默而好深湛之思。”［1］成帝时至长安，献《甘泉》、《羽猎》等赋，被任命为郎官，给事黄门。王莽篡汉，“以耆老久次转为太中大夫。”年七十一卒。他一生著述颇多，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方言》、《训纂》。而一生最有成就是在辞赋方面，除上引《甘泉》、《羽猎》等赋之外，还有《河东赋》、《长杨赋》、《反离骚》、《解嘲》、《解难》、《逐贫赋》等十多篇（《汉书•艺文志》称十二篇）。纵观其辞赋作品，既有模仿借鉴司马相如以铺陈为主，意在展示大汉帝国恢宏气象的大赋作品，又有以抒情言志为主的短篇。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大汉帝国宏伟的气象，与司马相如、张衡、班固等大家之作共同开启了一代恢宏富丽的美学范式，同时也显示了蜀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折射出汉代蜀籍文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生存智慧，成为蜀人人格的经典喻示和蜀地悠久文化的载体。

一、从扬雄辞赋看蜀人艺术想象

司马相如非常善于展开文学想象，他曾在《与友人盛览书》中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2］所谓“赋家之心”，就是建立在奇特的想象基础之上的创作思绪，创作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宇宙万物，人间风云，皆奔涌于作者的脑海，呈现于作者的笔底。扬雄是司马相如的崇拜者，对司马相如宏博绝丽的赋作非常倾慕。曾曰“长卿赋不似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3］对司马相如出神入化的想象力赞赏有加。他本人“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其《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杨赋》皆因事而作，以司马相如赋为范，相与放依，踵事而华，搜选诡丽，竭才以钻思。其作品相对于前辈司马相如赋来说，艺术创新或许并不突出，但他笔下那皇帝出猎的威赫仪仗，那惊动环宇的气势，那“似紫宫之峥嵘”般崇殿华阙的甘泉宫等诸多描写，却刻意渗入了较多的主观想象，使赋作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显示了相当高的才华，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与司马相如赋中那“架虚行危”的奇特想象如出一辙。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所云：“相如凭风，诡滥愈盛。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倒于鬼神。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饟屈原”。〔4〕扬雄的想象驰骋源于蜀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扬雄与司马相如一样濡染于蜀文化深厚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想象的文化基因化为发肤血脉，自然而然，其作品表现出的浓郁想象特质便是蜀人多浪漫少拘束、多想象少理性的文化个性的体现。蜀地文化发源久远，积千百年之沉淀，显示出独特的历史面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蜀地独特的地理历史赋予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性格，而丰富想象力和浪漫品格又正是造就艺术人才的文化基因。

二、从扬雄辞赋看蜀人的生存智慧

蜀地山川秀美，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其于文化“多斑采文章”；其于品格，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5］。这些说法恰恰道出了蜀人的生存智慧。而这种生存智慧历史悠久，在扬雄的辞赋作品中也多有表现。如前所述，扬雄的辞赋作品分两部分，一部为体物大赋，一部为抒情言志的短篇小赋。客观而言，扬雄的大赋作品追步前人的痕迹比较明显，铺张扬厉，词多夸饰，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6］更多地展示出蜀人的奇妙想象与恢宏气度；又加之那些作品属于上奏给皇帝看的，表现其政治观点与积极用世之心更为明显，所谓“劝百讽一”、“曲终而奏雅”，其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就难以表现得充分。与大赋的这一侧重点不同，他的一些短篇小赋却能够真切传达出其深层的内心世界，显示出独特的生存智慧。关于扬雄的人品，虽然古人对其“出仕新莽”有不少微词，但总的来说是肯定的。如《汉书》本传曰：“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7］肯定了他自甘寂寞、不徼富贵的一面。然而这不等于说他就没有政治抱负。汉代文人比起战国士人来说，虽然少了国家四分五裂、争城以战争地以战的血腥，却也少了朝秦暮楚、来去自由的舒畅与适意。伴随着国家统一的实现，思想意识上的统治日益加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文人的现实出路是要么出仕，成为为朝廷粉饰太平的工具，要么默默无闻，终老天年。从扬雄一生的行事与言论来看，他确实能甘于寂寞，不汲汲于富贵名利，可一旦有机会他又会希望一试身手，而最终却又落得一切成空，无什么实在的事功建树，从而出现摇摆不定、内心彷徨的心理焦虑。那么如何排解这种焦虑？如何顽强生存下去呢？在扬雄辞赋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嬉笑怒骂式的宣泄挞伐

扬雄虽然为人口吃，不擅言说，但心中的不平与不满却可借如椽之笔以发之。《解嘲》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从时运之遇与不遇着眼，对比古今之士的不同遭遇，揭露当时上层统治者的腐朽和内部斗争的剧烈。他写到：“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湿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鸱袅而笑凤凰，执蝘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8］《汉书•扬雄传》云：“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9］这自然是扬雄作此赋的动机，但他还就眼前的现象伸发开来，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命运作了深刻的思索，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文中入木三分地描写了当时士人的种种丑态与自以为是：“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10］意思是说当下的所谓士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投，都干着钻营的勾当；都以为自己很有本事，个个都把自己看作是稷、契、皋陶、阿衡（即商汤时的伊尹）、晏婴、夷吾（即管仲）一样的大贤人。但是世事难料，有一些人成功了，立登青云，有一些人失败了，沦为匹夫。说白了，他们不过是像江海湖泊中的崖岸、岛屿、大雁、野鸭一样，有它们不多，没它们不少。通观全文，这较之一般性发发牢骚，在思想感情方面显得更有份量，不仅“有驰骋自得之妙”，而且命意奇伟，俳谐滑稽，在嬉笑怒骂之间，表现了一个正直文人不满足于“类于俳优”处境的心路历程。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说《答客难》、《解嘲》“旨在排遣抑郁”，确为定评。其他如《酒赋》讽刺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欲，《逐贫赋》揭露统治者“流酒为池，积肉为崤”的荒淫残暴，都表现出扬雄的骨气与胆识，呈现出扬雄也有嫉恶如仇，不吐不快的个性。

（二）戏谑自嘲式的黑色幽默

在专制的时代，文人少有轻松的幽默，但却不乏冷嘲与反讽。《逐贫赋》描述了作者欲逃离尘俗，离群独居，却遇“贫儿”如影随行，不离不弃，无可奈何，“呼贫与语”的一段对话。“扬子”认为自己现实的辛酸处境就是“贫儿”造成的：“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飧。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槃。徒行负笈，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沾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所以“扬子”想尽早离他而去：“舍尔远窜，昆仑之巅；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11］可是“扬子”跑到昆仑之巅，贫儿却跟着飞上了天；“扬子”躲到山崖窟穴，贫儿也跟着来到山崖窟穴；“扬子”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子”走，贫儿也走，“扬子”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子”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自己，一刻也不能耽搁。那“贫儿”又如何作答？贫儿却说：我的祖先也是有德有则之人呀！可是后来一些人变质了，“纵其昏惑”，变成了“饕餮之群”，纵观古往，审视自己，现在是“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闭，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简直就是长寿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光顾自己，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自己却敢在露天下睡觉，别人提心吊胆地生活，自己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是何等的自在幸运！最后“扬子”幡然醒悟，决定“长与汝居，终无厌极”，与“贫儿”一起悠游止息，毫无倦怠。整篇文章笔调轻松幽默，“贫儿”是“扬子”，“扬子”即“贫儿”，一而二，二是一，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的美感。

（三）超凡脱俗式的自适自足

在历史上扬雄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仿《周易》作《太玄》、自甘寂寞、不慕富贵的超脱形象，是那个一反众议，竟然对大诗人屈原发出责难之声的扬雄。《反离骚》一文除开篇一段尚有对屈原蒙受毁谤的命运表示同情和不平外，其主要篇幅是对屈原作为的不解与责难。如“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不蚤睹。”“知众妇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累既攀夫傅说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鹈鴂之将鸣兮，顾先百草为不芳。”［12］集中于一点，就是责难屈原没有看清形势明哲保身。“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言下之意是说看到形势不对了，就沉默好了，何必出头立异，更何必自沉而死呢？圣人哲人尚且有不遇的时候，这本来就是时耶、运耶、命耶，何苦自寻短见？为什么不学许由、老聃，而步彭咸之后尘？对扬雄的此处议论，与其像朱熹一样骂扬雄为《离骚》之谗贼，不如说这是扬雄借题发挥，表达出他看透浊世之后的玩世不恭与面对乱世的无可奈何。尽管扬雄的这一态度有些消极，但这种不彼不此、全身远祸的思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扬雄辞赋中表现出的不平则鸣、戏谑式的幽默与自适自足的生活态度，看来似乎矛盾，实则相通相关，说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众所周知，西汉末期统治集团已经开始腐化，朝廷大官吏与地方豪强竞相压榨百姓，他们本身又为争夺政治经济的权利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在汉昭帝的盐铁会议上已现端倪，到元帝、成帝以后，外戚擅权，与刘氏集团互相倾轧，政局动荡，这一斗争虽以王莽篡汉掌权在表面上结束，但暗中仍在进行。而这一时期的文人，仕路被阻断，天下一统，士无所用于当世，亦无可识其优劣，赋家不过是类于俳优之辈，扬雄出身低微，“世世以农桑为业”，在朝廷上是无任何奥援的。因此，他的不平则鸣恰恰是那个充满着矛盾的末世产物，他的戏谑自嘲又恰恰准确传递出他内心深深不安与矛盾彷徨的精神状况。透过他的这些作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两汉更替之际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加之他对《周易》中所讲的盈虚消长之道浸润较深，“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所以他就在历史上留下了甘于寂寞、不汲汲于名利的印象了。

嬉笑怒骂的笔调抒发的是内心不平，谐谑嘲讽的口吻掩盖不了内心伤痛，貌似超然的背后是深重的人生悲哀，悲哀之中又透露出狡黠的智慧之光。扬雄的这一种生存智慧，与蜀人的“精敏”“鬼黠”的品格相关。正因为“精敏”，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才会深刻透辟、入木三分，才能敏锐感受社会积弊之所在，一针见血。正因为“鬼黠”，他们就善于以艺术性的方式披露锢疾、针砭时弊，善于以艺术性的手法排解苦闷、超脱苦难，以实现自我的保全与超越。综上所述，扬雄辞赋那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充分展示了蜀人的艺术个性，而这种奇妙的艺术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又转化为他们自己的艺术人生，从而在其艺术人生中累积起丰富多彩的人生智慧。这种生存智慧，即使在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也能引发人们某种程度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