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异化逻辑及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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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作家玛丽•雪莱曾于1818年创作的经典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描绘了一个疯狂的同名科学家：他用人工创造出一个“科学怪人”，并用闪电将其激活；这个丑陋怪物开始还对人类满怀善意和感激，但在遭遇人类的歧视之后，它便伺机报复一切。最终，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不得不与自己一手创造的怪物同归于尽。这部作品充分表达了玛丽•雪莱的创作意图：人具有善与恶的双重性格，科学同样有造福与毁灭的双重作用———事实上，这正是工业革命初期人对“科技异化”前奏的恐惧。两百年前，工业时代的人们尚且认识到科技巨大创造性背后难以估量的毁灭性，两百年后的我们面对科技异化的拷问又应何去何从———这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科技异化之内涵分析

“科学”和“技术”并称“科技”，是人们对世界的经验认识和实践的观念总结。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趋向一体化的视域内，“科技”常被作为人类实践意识和价值观的总称。“异化”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在马克思那里，它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变成了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而丧失能动性，使人的个性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1](P131)。根据上述界定，笔者对“科技异化”做出如下定义：所谓“科技异化”，就是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对象物，不但不能对实践主体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压抑和束缚了主体的本质力量，从而让科技的性质从“为我”蜕变为“反我”。不可否认，科技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优秀成果体系，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有力的助推器，但在异化的时代，科技已演变为一种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的存在，科技进步的成就背后，负效应的阴影也逐渐显现。爱因斯坦曾经作出这样的寓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

二、科技异化的内在机理

1.自身异化———关于“我是谁”的拷问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物质生存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又成为社会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但在科技异化的背景下，科技开始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产生侵害，进而改变人类自身的生理特性，支配并威胁人类的发展。故而，科技异化的第一步便是人类自身的异化，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科技驱动对人生理机能的“改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寿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长，生命质量也有了极大提高。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诸多问题：克隆技术让低级的无性繁殖介入有性繁殖过程，这种发展阶段上由高等向低等的倒退威胁到“人之为人”的本质；转基因技术将人工修饰过的基因进入生物基因组中，引起生物体乃至人体性状的改变，动摇了“人是自然产物”的固有观念；人工智能将某些人类特有的智力活动在人脑之外的环境模拟出来，引发了对“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质疑[3](P228)……当人由“万物之灵”的至高地位逐步沦为技术的工具性产物之时，人的本质也将受到严峻挑战，人类的生命伦理观和人道主义原则也将遭到冲击，最终损害人的价值与尊严。第二，科技引启人类生物性状的蜕变。人类智力和体力的解放无疑是科技进步的福祉，但人类主体发展的限制和对物化工具的依赖也因科技而起：数字技术使信息传输和处理更加深入和高效，同时也威胁到接触信息的人的独立思考能力，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脑批判创造功能的销靡[4]；高技术器械和现代工具的出现，让人的肌体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导致了人肌肉组织的萎缩；各种人工合成的补品和营养元素逐渐介入人类的饮食文化，丰富人们餐桌的潜在后果是人类消化功能的退化；高科技面料和空调设备让人们在严寒气候中得以生存，同时造成人体自身调节能力衰退。由此可见，科技力量固然带来人类生活的便捷高效，但由此产生的人体机能下降、记忆衰退及精神荒芜问题却是高科技无法规避的负面效应———凡此种种，无不是科技异化进程中科技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分裂、科技与人本原则的背离的外显形态。如果说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人类因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而无法正确区分出自身与外在世界而导致异化现象，那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之中，高度理性的人仍因不能分辨自我与外在而受到科技改造，这不能不引启我们的深思。

2.环境异化———生存危机之痛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具有自然和社会两大属性。也就是说，科技不仅要依赖于对物质世界的充分认识，而且必然要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然而，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科技活动日益彰显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力量，其迅猛发展速度加深了科技和自然界的矛盾，加剧了人类社会遭受科技掌控的危险。一方面，科技异化直接诱发自然环境的恶化。对人类来说，自然就是包括大气、水、土地和矿藏等自然因素的生存环境，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的繁衍活动，是人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已经逐步将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和生活实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资源，但现代科技日益与资本相结合的发展势头，也使科技日益趋近功利化和非理性化：由于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和滥垦滥伐行为，直接导致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和荒漠化现象日益严重；由于工业产业的振兴和不断推进，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等气候异常现象频繁发生；由于人类对生态平衡的不断挑战，物种灭绝、资源匮乏和能源危机此起彼伏。恩格斯曾预见性地提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P519)如若人类无休止地假借科技名义对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掠夺，则势必会把人类自身推往万劫不复的深渊。另一方面，科技异化间接改变社会环境的原貌。当今时代，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塑造出科技理念指导下的全新社会：数字化、标准化的经济模式消解了差异和个性，形成生产效率迅速膨胀与人性价值快速萎缩的鲜明对比；科技理性取代了个性和感性因素，社会政治变成由规范化制度和法律章程操纵的理性模型；社会生活中个体的人成为了科技体系的附属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受机器体系阻隔的纯粹的物质关系，间接导致人性冷漠和人际疏远。无怪当代哲学家舒尔曼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疑将被现代技术控制和决定。”[6](P1)长此以往，人类改造社会的主体地位将逐渐被科技取代。

3.何去何从的未来之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科技的发展“代表着一条抽象思维能力迅速进步的指示线，它已导致具有最高完善性的纯粹理论结构”[7](P9-10)。同样，作为人类理论的思维基本形态，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为人类社会创造了高度的文明。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不平衡态势，科技的发展日渐成为推动哲学的进步的力量。科技的日益强大的进程使人类对其产生了非理性崇拜而置人文思维于不顾；科技开始与道德疏离，科学逻辑也逐渐和价值分裂[8](P25)。如同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所言：“科学以‘表述’方式陈述经验事实，艺术以‘表达’的方式表现情感。若哲学履行科学的表述职能，那么它给予的只是幻象而并不给予任何知识；若哲学履行艺术的表达职能，那它既不像艺术一样震撼心灵，又无任何真理意义。那么，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9](P223)如果说哲学使人对自身反思和总结，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那么科技则使哲学淹没在科学逻辑的权威之中，人类也就走下了自封的神坛，成为科技意志塑造下的存在物。“科技把人变得更像技术，人把技术变得更像人时，人就是技术或技术就是人之间的纠缠，使得技术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之间产生出本质上的混淆。”[10](P222)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另一种意识形态，使人类主体逐渐“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11](P9)：这种社会意识给人类带来不安和焦虑，使人沦为没有自由、没有幸福的“单向度的人”。久而久之，人类将质疑自身理性思维而盲目依赖科学精神，人类固有的哲学逻辑也必定被科技逻辑所代替；摒弃了“人之为人”的哲学根本，人类将不再具有独立思想性和批判性，人类共同体终将在科技异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三、科技异化的消解路径

认清科技异化的表现形式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科技异化影响，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科技不是永恒真理，也不是万能钥匙，科技的最终目标是要服从并服务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故而，科技异化不可能依靠科技自身解决，而是需要人这一实践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消除科技异化的负面影响。

1.人本至上：从“凌驾于人”到“服务于人”人既是科技的发明者，也是科技存在的根本目的。因而改变科技异化的失当现状，必须坚持合乎人类主观目的的实践原则。一方面，要把科技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让科技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活动，从而使科技复归人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要把科技与人的主体实践目的、实践方式相结合，让人类通过科技创新的方式丰富自身文化生活，创造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操作层面上，首先要弄清发展目的和发展方式的问题，从源头上明确方向，避免走入科技异化的困境；其次，兼顾人的自身特性，让科技进步与人的身心健康同时推进；再次，要以人的道德和文化为准绳，防止任何形式的科技异化人文精神的现象出现。总之，只有坚持人本原则，科技才能克服凌驾于人类的状态，真正成为“人”的科技。

2.生态为先：从“粗放索取”到“理性维护”“生态”是生物的生活状态，即生物的生存状况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之中，人与自然无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相互依赖、辩证统一的关系，才能规避当前生态危机的风险，同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貌。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之下，利用自然的过程也考虑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摆正科技这一工具的位置，抛弃原有的“科技中心论”和“唯科技论”的错误认识，把索取自然、破坏自然的消极行为变成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积极行动，以求科技的长期繁荣和人类的持久进步；此外，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还要不失时机地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大力开发生态技术产业，将科技转变为造福人类、优化环境的有利工具，以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3.制度求变：从“价值中立”到“价值负载”在社会逻辑服从技术逻辑的环境下，科技价值将是判断目标和行为合理性的唯一根据。但科技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价值中立”活动，更不是重构人类社会的工具性产物———它的目的应是来源于社会且服务于社会的。因而，革新社会法律与道德规范以保障科技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消解科技异化的必由之路。在具体措施方面，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经济生活要杜绝资本利益对科技成果的异化状态，消除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滥用科技工具的行为，构建科技发展在经济上的合目的性；政治活动要发挥政府消解科技异化的领导作用，制定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法规，用法律和道德双重手段保障其贯彻实施；社会管理方面要建立相应的技术运行机制，加强对科技的监管，消除科技异化的社会条件[12]。4.辩证互系：从“压制束缚”到“和谐共生”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主体中自由才能得到实现，因为主体是自由的实现的真实的材料。”[13](P111)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归宿是人，一切社会的组织形式都是人内在质的表现，其发展也应是人自身质的发展。“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看，实现科技与人协调发展，让科技造福人类，就必须以人类主体性为原则，逐步让科技从异化走向人化：要立足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从技术长远性和社会性的效应出发，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准确定位；要在实践过程中既保障科技经济效益，又兼顾人的身心发展需要，避免科技对人的压制和束缚；要在强调人类主体性的同时对人主体性进行辩证否定，规避人的片面、唯我独尊式的发展情态，强调人与科技的和谐共生。玛丽•雪莱通过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因侵犯了“上帝创造生命的特权”而遭到科技报应的悲剧故事，表达了她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以及对科技异化的深切担忧。随着当代科技的社会功能愈益强大，人们只有重新认识科技的工具性，摆正人类在自然社会中的地位，重申人文关怀和伦理责任，才能避免科学技术过分张扬和人文精神不断陨落的现状，真正发挥科技造福人类的社会使命和人伦义务，最终将让科学技术从“科技异化”的歧途返回“科技兴国”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