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虚构与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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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文学界出现非虚构作品的写作，这在当下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许多文学作品不管其情节如何离奇，相比现实世界的光怪陆离，都难以望尘。即使是这样，语言表现范围的现实世界，也仅仅是人类主观世界的一种外化和延伸，它无法企及人类主体在思想、想象、幻想的描述中所达到的高度，也无法覆盖人类主体的抒情与理想。文学和其他艺术应该越来越与人类本质的自尊、自证有关，与人类主观世界之外的纷乱现象却越来越远。这种轨迹在文学已有历史中是逐渐清晰起来的。

文学既包含虚构的成分也包含非虚构的成分，但是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无疑是以虚构为主的，所以古代是以诗歌为文学的主要文体，近现代则以诗歌与小说等文体共同标志文学的主要构架。诗歌的想象、抒情与小说的故事、细节离开了虚构的性质，就不可能发生。文学表现之所以能够极尽辉煌，与其虚构写法的系统运用有极大关系。虚构可以使文学的表述或叙述达到可能的极限，可以未经历全部而表现全部，但是非虚构的写实却不是这样，摹写中的现实无论多么复杂，写实只能就事论事，它的表现只能是某一个侧面、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部分，不可能是整体与全部，更不可能像虚构那样达到描写的极致从而指向无限。因此就文学所达到的高度来说，非虚构只能停留在审美或欣赏的此岸世界，而要通向审美与欣赏的彼岸世界，必须要有虚构的参加。可能审美中最为现实的情况是，既要立足此岸世界，又要走向彼岸世界，后者是文学的理想状态。传统文学以虚构的表现为其主要属性，而以非虚构为倾向的文学形式可能专指“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的产生与革命（包括巴黎革命、俄苏十月革命等）有极大的关系，就其文本的单一属性来看，它没有诗歌、小说在审美方面那样纯粹，它有极强的功利性，为鼓舞革命的斗志，它可以在事件的基础上有导向地夸张、抒情甚至推理和想象，与鼓动有关，但在真实与欣赏方面都损失太大。准确地说，既有失纪实的准确，又影响文学的审美。从这个名词诞生起，这个名词本身就包含了悖论。革命胜利以后，社会需要稳定，人们在对待社会事件的反映中需要法律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也需要文学作品具有纯粹的美感价值，而“报告文学”显然变成了文体中的一个病症，因而人们对“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存在开始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就在这种质疑的浪潮中，有理论家干脆将“报告文学”名称偷换为“非虚构文学”，并宣称“虚构文学”已经过时，而“非虚构文学”应该有所作为，大有以“非虚构文学”代替“虚构文学”的趋势。根据我的观察“，报告文学”在内容上一般喜欢追逐重大事件，而“非虚构文学”根据其倡导来看偏重于个人或群体的日常生活，都是试图纪实，但非虚构的标榜者又在暗中依然像“报告文学”的践行者那样使用文学中虚构的手法，所以这两个词依然类同；其次在英文虚构（fiction）、非虚构（non-fiction）二词的使用中，这两个词只是指文学的两种写作属性而已，准确地说应为虚构性与非虚构性，基本上不离开方法论的范畴，但在现代汉语中，这种原本是翻译而来的词其含义却悄悄发生了变异，由写作的属性扩大到独立文体的存在，有了“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的创造。虚构文学是存在的，但是纯粹的非虚构文学却是很难存在的。非虚构依然只能以方法论的状态存在于语言的表现之中。

事实上，在现实的文学发展史中，我们也根本难以找到一个纯粹的“非虚构文学”文本。任何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只能说他们的写作倾向以虚构为主，其中非虚构的写作属性最终只能以虚构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在文学表现中作者内心感受的真诚与抒情的真实。比如荷马的著名史诗《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它们既具有广阔的想象，又具有雄伟的历史纪实，这两种东西总是交织着，让阅读者已经很难辨别，也不需要辨别，虚实交织混淆的状态成就了荷马史诗绝顶的高峰。在广阔想象基础上的真实已经超越了现实与写实，也远远超越了非虚构。如果再要返回去，直接从作品中探究哪些是现实的或非虚构的，那已不是欣赏者的事情，而应该属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另外，在纯粹理性判断的角度，就根本不存在一个靠纯粹纪实来创作的文学作品，凡文学作品都离不开细节的铺叙、想象，这就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纪实；另外，仅靠照相复制式的纪实手法所写出的作品也没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因此就没有必要非要生拉硬扯将其背靠在文学这棵大树上。如果说还有一种非虚构类作品存在的话，它更应该是历史学著述或社会学考察报告之类。对这样的文本，学者们最为忌讳的反而就是文学的虚构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作者就曾反对在历史著述中使用虚构的写法。历史学要求历史学著述必须是“非虚构的”、求真的，而对于文学欣赏者来说，审美的可信与事实上的求真可能是两种真实。我国纪传体史书《史记》就是一部让历史尴尬的作品，但是从文学的角度，作为人类古代史上已经留存下来的伟大作品，我们只能从不同的角度表示激赏。它历史记述方面的伟大，根本遮掩不住它文学描写的光辉。司马迁激愤之中的抒情与想象在这部书中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充足。比如他笔下的汉武帝以及汉武帝的大将卫青、霍去病之流，完全不是时下有关汉武大帝简陋传记和电视剧所表现的那种情形，在其文字的深层，这些人事实上都是同性恋者，而在那个时代，同性恋是违背天理人伦的。

与统治集团所背离的降将李陵以及匈奴大单于，却是那样富有同情心而仁义率真。著述者并没有亲历，要描写这类事件都需要细节和想象。这样的描写就有虚构的性质，这种虚构可能是历史著述的遗憾，但对于文学欣赏来说，则是一次伟大的盛宴。因此作为文学，虚构不仅不低于非虚构，而且比非虚构远远重要。但是对于社会纪实或历史著述，必须要断然反对虚构。宽泛意义上的文艺理论中，类似虚构与非虚构的问题，可能是自古至今一直被思索者永恒谈论的话题之一。为了找到走出迷惑的出口，我们不妨再一次回到人类最初的思考。人们早就知道，被人类客观记述的现象世界背面，总是隐藏着一个近似神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就是本质的世界。但是正常的人类感性与理性很难表现这个世界。正如苏格拉底所认为的那样，永远被囚禁（指人类一直持续的现状）的人类，即使走出长期囚禁他们的黑暗洞穴，如果直视真实，其感官不仅不能适应那个真实世界所散放出的像阳光一样巨大光芒的刺激，而且还会变瞎，因此人类必须重返囚禁他们的黑暗洞穴，在真实世界照到洞穴墙壁的影子里也就是从间接的知识中逼近世界的真相，这可能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时比较可行的方式。苏格拉底的洞穴理论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由此形成的知识论近三千年来却一直影响着西方的人文思想，许许多多有关认识与主观表现的理论不可能绕过他的知识论，最终也不可能绕过他重返洞穴的比喻。（参阅柏拉图《理想国》与《斐多》）而苏格拉底关于人类重返洞穴的这种比喻，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揭示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方式并非是直接逼近现实，而是通过现实的影子，现实的影子其实就是对于现实的幻想与想象；其二，这个比喻本身就是一种想象式的虚构，没有这样的虚构，他就无法达到他哲学的高度。看来哲学化的文本中也需要虚构。后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浅近地指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

他认为历史是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诗歌表述可能发生的事，因而历史著述倾向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诗歌倾向于表现世界的本质。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表述难以企及苏格拉底的严密，在我看来，真理的存在可能不仅仅是时态方式的存在，即就是对于过去已经发生事件的表述，单纯的非虚构性记述恐怕难以抵达事件的深层和内部，而单纯的虚构也不一定就能够准确地把握未来从而贴近世界的本质，因为美感让语言的表述常常逾越真理覆盖的范围；况且，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求真与求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继续探索。撇开历史学、社会学或哲学在求真方面的纯粹要求，就人的审美需要来说，真正要达到文学描写的辉煌，虽然虚构所起的技术作用无与伦比，但是终归虚构与非虚构都只是方法而已，我们要追寻的，是用一颗沉静的心灵，仔细地倾听与感知世界，从而能够反观人类自身，洞见以往人类难以洞见的澄明与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