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先秦两汉宗教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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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不存在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宗教与政治的附属品。要谈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文学，必须先对该时期的宗教形态进行梳理。与后世成熟的宗教派别不同，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还处于幼稚期。这些原始质朴的宗教形态成就了中国唯一一个本土宗教———道教。自古以来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与战国至秦汉时期盛行的神仙方术之风相结合，在经过汉儒的理论充实之后，产生了天人感应、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谶纬学说等宗教形态与宗教思想。它们的主体思想被道教吸收、改造成为道教教义的核心内容与思想渊源，为道教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应，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记忆以多种方式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得以了解先秦两汉时期宗教的存在方式，同时又能体味这些文献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因此，要探寻道教文学的本源，揭示道教文学的本质，必然要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形态、宗教思想进行研究，梳理此时期宗教文学的发展历程。先秦两汉时期原始宗教的范畴十分宽泛，受其影响的文学形式也非常多，既有主于抒情的诗歌、楚辞，也有重在叙事的史书、小说;既有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的神话，也有进行哲理思辨的诸子学说，不同文体的宗教表达各有特点。

一、实用与审美:宗教韵文文学之风格

先秦两汉时期，用韵文形式反映宗教内容的文体呈现了实用与审美两种风格。从上古歌谣到《诗经》中的“颂”诗，再到汉代郊庙歌辞，其宗教表达皆以实用为目的。上古歌谣与古代巫祝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一些上古歌谣本身就是祝词或咒语。如《礼记》中的《蜡祝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1］，即是神农氏命令自然事物各归其位而发出的咒辞。这些简朴原始的上古歌谣，是先民为提升其生存能力与生存空间而作，具有鲜明的功用性。《诗经》风、雅、颂三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原始宗教活动。如《小雅•鹿鸣之什•天保》第四章就是对宗庙祭祀的记载，其文曰:“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2］412这是对先公先王祭祀，祈求赐福的祝颂诗，表现了先民们的祖灵崇拜情结。又如《大雅•生民》:“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豋，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2］531该诗对祭祀后稷的情景，从人们怎样准备祭祀的食品到祭祀时的仪式进行了详细描述。而《诗经》中的颂诗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例如，《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其中《清庙之什》祭祀、歌颂周王室祖先的功德。《噫嘻》是春夏之际，周康王向周成王祈求五谷丰登的颂诗。而《丰年》则是秋冬之际，周人祭祀先祖及众神的乐歌。《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是祭祀商族祖先的乐歌。这些祭祀乐歌，记载了众多的上古祭祀仪式，是原始宗教形态的诗化呈现，是先民们祈望得到祖灵庇荫、获得丰收、衣食无忧的现实诉求。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宗教乐歌，传承至汉代以国家大典的方式得以全新演绎。汉代郊庙歌辞如《练时日》、《帝临》、《日出入》、《天门》、《后皇》、《五神》等，是汉代祭祀神灵与先祖时演奏的乐章，是原始神仙信仰与祖先崇拜的遗留、演化。由于祭祀活动在汉代已演变为国家大典的一部分，故郊庙歌辞也粗具规模，并对后世影响深远。郭茂倩《乐府诗集》对郊庙歌辞的发展历史、职能功用有详细说明，他说:“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以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禝之乐。社禝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礼记》曰‘乐施于金石，越于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徳，而郊祀同用汉歌……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3］可知用于郊庙祭祀、国家大典中的歌辞，主要用于“接人神之欢”，是娱神、祭神之歌曲。其内容既可反映帝王们的功业治乱，也是自古以来风俗礼仪之体现。而到了汉代，祭祀仪式更趋繁复，郊庙歌辞也日渐程式化、系统化，并为汉以后的统治者所继承、效仿。更重要的是，汉代统治者举行的郊祀与庙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也是建立与维护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社稷行为。而郊庙歌辞的创制，体现了汉代人的政教与乐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对稳定汉代社会政治结构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先秦两汉韵文文体中，还存在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如楚辞与游仙诗。屈原作品中的神仙思想，呈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作者以审美的眼光来塑造各类神灵。在《离骚》中，屈原的神仙思想迥然异于普通的神灵崇拜。他不是祈求神灵的庇护，而是融入了屈原的个人情绪。作者或对这些神灵进行质疑与批评，或命令、驾驭神灵为自己服务。在《天问》中，屈原对自古以来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质疑与考问。屈原对原始宗教、天命论的怀疑与批判，使得他作品中的神灵形象充满了屈原自己的思想因子，呈现出独特的文艺特色。再如屈原的《九歌》，《九歌》本是沅湘一带民间用来礼神娱神的乐歌，兼歌、乐、舞于一体。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认为，屈原的《九歌》是一出原始歌舞剧，《东皇太一》和《礼魂》是这出歌舞剧的序曲和尾声，称之为《迎神曲》与《送神曲》。也有学者认为“《九歌》是古傩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傩戏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4］。屈原对之进行了改造，既保持了《九歌》的巫歌本色，又渗透了屈原的个人情感因素与语言风格。然而，屈原对《九歌》的改造，不是出于祭神祈福的实际需求，而是借祭神的巫歌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愫。例如《国殇》，是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而唱的祭歌，作者在文中歌颂了将士们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与爱国情怀，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哀伤。在《东君》、《少司命》中，屈原对东君、少司命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可见，屈原作品中的神灵形象是其个人审美观念的投射，是屈原按照自己的审美需求而塑造的，带有鲜明的自主创作意识。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还体现在以游仙为主题的诗赋作品。屈原的《远游》将古老仙话传说诗歌化，已初具游仙诗的雏形。汉代游仙诗的创作较多，如汉乐府中的《吟叹曲•王子乔》、《平调曲•长歌行》。这些作品不是为寻求神灵的庇佑而作，而是企羡神灵的生存状态，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美好归宿而加以歌颂。再如汉赋中的神仙意象，也使一些汉赋带有游仙性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所谓“大人”即是轻举远游的“仙人”。司马相如对“大人”遨游天际的恢弘气势进行了渲染，以至汉武帝阅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正是文艺审美的效果。可见，这些作品中的宗教表达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是附着了作者的个性情结，具有文艺上的唯美特色。

二、说理与叙事:散文文体的宗教表达

先秦两汉散文中的宗教表达主要有说理与叙事两种方式。用理论阐释宗教理念的作品有诸子散文与道教经典。先秦散文如《老子》、《庄子》等诸子作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为后世道教所吸收。此类作品既是宗教文学之本体，也是宗教思想之载体。《老子》、《庄子》作为道家著作，其哲学思想对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道教创立之初，道徒们就把老子奉为教主，将《老子》称为《道德经》。两汉以来，不断有道教徒对《老子》进行宗教性阐释。《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正是道徒利用章句、注释的方式改造《老子》中的哲学思想，使其成为宗教教义。非唯如此，在对《老子》哲学思想进行改造的同时，道教徒们也把老子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神化，认为“道”“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5］，这样老子与哲学术语“道”合二为一，演变成了道教的开山圣祖。唐天宝元年，庄子也被道教徒尊为南华真人，《庄子》易名为《南华真经》而成为道教经典。《庄子》论神仙与养生，强调出世、避世的人生态度，符合道教徒的心理需求。其言鬼神之实有、谈浮生若梦、论修炼长生，皆为道教所吸纳并成为道教教义的理论依据。而且，《庄子》对神人、真人的服饰、行为、生活环境进行了描述。其文想象奇特，辞藻优美，表达出神人超凡脱俗的意境，成为道教徒建构神仙世界的先声。如《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6］塑造了一位冰清玉洁、高蹈避世、逍遥自在的神人形象，因其语言优美，想象奇巧，意境瑰玮奇幻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庄子》运用大量寓言，构建了奇特的神人世界，在展现道家思想，为道教徒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因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7］的艺术魅力，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东汉时期出现了两部道教经典理论著作:《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太平经》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形成，是早期道教纲领性的著作。《太平经》的核心内容以“奉天地、顺五行”［8］1081为本，“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强调“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9］《太平经》是以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为基础扩展而成，并非成于一人一时一地。故而《太平经》的思想驳杂，既上承先秦原始宗教、老庄哲学之遗教，又受当世阴阳图谶、神仙方术之影响。《太平经》在文体发展方面的价值较高。《太平经》主要是对话体、语录体形式的散文。除了语录体散文形式外，《太平经》中还出现了许多口诀、歌谣、谚语等。这与《太平经》的宗教性质有关。《太平经》中有许多修炼方法，因为早期道徒们的文化水准较低，师徒间的传授方式为口耳相传，故而将那些复杂的修炼方法编撰成顺口溜性质的口诀或诗歌，更便于道教徒记忆，并有利于扩大其影响。这种传教性质的作品在诗歌美学上的价值不高，但其促进了诗体的发展。例如《太平经》中的《师策文》、《道毕成诫》可算是中国最早的“七言诗”。

《周易参同契》是道教丹鼎派的经典著作，作者是道徒魏伯阳。据葛洪《神仙传》记载，魏伯阳乃“高门之子”，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准与文学修养。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运用了比喻、比拟等创作手法阐释道教理论，使干枯的理论显得生动有趣，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该书论述养生及炼丹术，暗示炼丹要领，多用诗体表达。《周易参同契》中有三言、四言、五言诗，还有辞赋。其中以五言诗最多，对五言诗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见，早期道教徒善于利用多种文学手段阐述道教理论。《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的出现，在思想理论与创作手法两方面为道教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先秦两汉的宗教思想还以叙事的方式散见于史书中。《史记》与《汉书》对先秦两汉的宗教思想及其发展历程有详细记载。《史记》中的《封禅书》记载了自古以来帝王祭祀山川之历史;《秦始皇本纪》、《孝武帝本纪》对秦汉时期盛行的神仙方术之风、秦始皇与汉武帝求仙的经历都有细致描述。这些文字不仅让后人了解到秦汉时期的宗教风尚，也体现了司马迁本人的宗教态度。《汉书•五行志》专门记载用阴阳五行学说来推验祸福，指导政治的事件。班固在《五行志》中对创立这种史书体例的理论根据进行了简略的梳理，他说:“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10］1316其《汉书•叙列(下)》也云:“《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实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10］4243可见，班固设立《五行志》的思想源头是儒家经典《周易》与《春秋》。这正是汉儒用阴阳五行学说对《周易》、《春秋》里的灾异之言进行附会并加以改造，形成天人感应学说的实践。《五行志》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记载了大量神奇、怪异、惊悚的画面。这些荒诞无稽，充斥着迷信、宗教色彩的故事，在古代中国承载着历史叙述的功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

三、从神话到仙话:道教文学之形成

上古神话是先民原始信仰的另类记载。例如《山海经》本为地理书，因其记载了许多古老的神话以及书中浓厚的巫教色彩，反映了先民们的宗教思想，而被认为是巫觋之书。袁珂认为，“《山海经》确可以说是一部巫书，是古代巫师们传留下来，经战国初年至汉代初年楚国或楚地的人们(包括巫师)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袁行霈也认为《山经》是巫觋之书，《海经》是秦汉间的方士之书［12］。正因为《山海经》的巫书性质，其思想内容对后世道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山海经》以神话的形态提出了长生不死的信仰。书中有许多关于“不死之山(《海内经》)”、“不死之国(《大荒南经》)”、“不死之药(《海内西经》)”、“不死民”的记载，这种长生不死的信仰是道教修炼成仙、长生不老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书中记载的西王母，经两汉方士、神仙家的改造，成为道教神仙系统的女仙领袖。《山海经》中的西王母相貌极丑陋，似兽非人，《山海经•西山经》曰:“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13］59而道教小说《汉武帝内传》中的西王母摇身一变成为年轻貌美、地位尊贵、长生不老的女仙。西王母形象的演变，是神话宗教化的结果，深刻体现了道教或神仙家的思想理念，也展现了从神话到仙话的演变历程。《山海经》中的此类神话，为以神仙信仰为核心的道教提供了原始依据。再有同书《大荒西经》记载有“灵山十巫”，袁珂认为“灵山盖山中天梯也。”这十个巫师在灵山“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13］454，虽然采药于灵山，但非普通的巫医。《山海经》记载的神、巫及其超常的能力、神奇的方术，再加上富于瑰奇色彩的神境仙山，既是道教神学的远源，也为道教文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既具有宗教意义，又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淮南子》也记载了许多古老的神话。《淮南子•天文训》“共工与颛顼争为帝”［14］167、“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14］233等是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的神话，对道教教义中的宇宙生成论有较大影响;《览冥训》更是集中记载了众多神奇的故事，如“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风雨暴至，平公癃病，晋国赤地。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14］443“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14］447诸如此类，旨在证明人们如果能“全性保真，不亏其身”，那么在“遭急迫难”时，才能“精通于天”［14］447。这正是汉代天人感应思想观念的体现。而这类神话因其想象的奇特瑰丽，成为宗教文学的精华。淮南王刘安的人生经历也被附会了浓厚的神仙色彩，据说其撰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专“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10］1928。在道教神仙传记中，刘安最终也得以位列仙班。将神话宗教化，体现了道教或神仙家的思想理念，也展现了从神话到仙话的演变历程。故对《山海经》、《淮南子》等作品中的神话进行研究，有利于探讨道教神仙思想、神仙谱系的源头。而中国第一部仙话专著———刘向《列仙传》的出现，则对道教神仙谱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列仙传》记载了自古以来71位仙人及其修炼方法。这些仙人来自各个阶层，既有中原部落的首领，如黄帝;也有地位低贱者，如赤松子“为神农时雨师”、甯封子“为黄帝陶正”、偓佺乃“槐山采药父”、冠先以“钓鱼为业”、陶安公为“六安铸冶师”、汉生是“长安中渭桥下乞儿”等;也有历史人物，如老子。刘向认为潜心向道之人，不论贵贱，只要善于“服食养生”、“导引行气”，皆可修炼成仙［15］。《列仙传》将上古神人、历史人物、民间传说人物改造成修炼得道之仙人，是典型的仙话作品，反映了西汉时期新兴的神仙信仰，开启了仙传的创作模式，对道教神仙谱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列仙传》叙事简洁生动，文字古雅秀丽。文中记载的仙话故事，情节奇特曲折，想象丰富，具有较高的欣赏性。尤其是书中的游仙故事、人神相恋故事如江妃二女、王子乔、萧史等，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创作素材。

将神话改造成仙话以服务于道教的作品，还有以汉武帝求仙活动为主题的系列小说，分别为《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及《海内十洲记》。这些仙话既对神话人物的形象进行了改造，也对神话事件及其精神内核加以附会与渲染。例如《汉武帝内传》对汉武帝夜会西王母的场景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在此基础上，道教徒创造了一个以西王母为核心的神仙系统。如上元夫人、玉女王子登、许飞琼，还有历史人物董仲舒、李少君、东方朔，都是这个神仙谱系里的重要成员。这些仙话的建构，糅合了史传、小说、博物志、神话等要素，以汉武帝的求仙活动为线索组成一个个相对紧凑的叙事文本，是早期道教徒为确立、提升其教派地位而撰写的宣传资料。两汉时期出现的仙传与仙话小说，将自古以来的神话人物、神话故事附会于历史人物，将“神”改造成“仙”，将神话思想改造成符合道教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这正是道教文学得以形成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