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苏轼文学创作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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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轼在徐州期间的生存环境及心路历程

北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调任徐州知府，进入了他的“徐州时期”，林语堂先生称之为“黄楼时期”。这一年，苏轼开始了他的“真正的生活”。熙宁四年（1071）六月，夹在新旧党争旋涡中的苏轼乞补外任，离开了危机四伏的汴京。年轻气盛的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做地方长官的副手，这多少限制了他的才华施展。熙宁七年（1074）六月，苏轼改差知密州，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此地贫穷而偏远，也不是他施展行政才能最好的舞台。三年后，另一所城市———徐州，与苏轼相遇，并成就了这位文化巨人生命的丰富和绚烂。一年零十一个月的“苏徐州”，于元丰三年（1080）才得以“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地走向他的“黄州时期”，去实现其文化人格的再一次升华。北宋时的徐州，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城市，为南北之襟要，京东之门户，而且物产丰富，出产黄冈岩、煤、铁，“地宜菽麦，一熟而数岁饱”。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列为古九州“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一，风物秀美，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民风淳朴。入徐作官，进则经世济民，退则休养性情，徐州的一切在苏轼眼中都充满着魅力。密州卸任后，苏轼先差知河中府，后又接改知徐州，受命后他欣然前往。此身无用且东来，赖有江山慰不才。旧尹未嫌衰废久，清尊犹许再三开。满城遗爱知谁继，极目扁舟挽不回。归去青云还记否？交游胜绝古城隈。（《诗送交代仲达少卿》）这是苏轼抵徐后所作的第一首诗。熙宁十年（1077）春，原徐州知州傅尧俞因“失察”而被罢官，由徐州通判江仲达署理知州，他向新任知州苏轼移交公务后即调离徐州。苏轼赠诗送行，给予江仲达极高的评价，这其中难免官场上的礼节和文人间的客套，但仔细品读，诗中也浸润着苏轼对这座城市天生的喜爱和施政为民的期待。密州任内忧国忧民的无限惆怅和踌躇满志的无以施展，已然在徐州找寻到行动的空间、情感宣泄的载体。“极目扁舟挽不回”，这既是苏轼对江仲达的赞颂，也是为自己立下了未来行动的标杆。徐州任上的苏轼，奋发有为，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他的天性中有自由放达的诗人气质，却并不防碍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他干练、果敢、乐观、亲民，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实干家；他喜游览，性不羁，“冈头醉卧石作床”，引起“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给人奔放和热情；他才情横溢，胸有成竹，随物赋形，笔带风雷，留下了大量令人激赏的诗文；他深谋远虑，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徐州上皇帝书》尽显了战略家的风采和思想家的洞悉力。“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才子秦观一语道破了苏轼在徐州展现出的种种魅力。苏轼注重养炼，善于吸纳，具有极高的心智，儒、释、道三家互补，挥洒出熠熠的人格光芒。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学习和接受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儒家思想是他一生立身处世的根本；面对佛道思想，他则经历了从顺其自然而习之，到积极主动地批判吸收，促成儒、释、道三者融合的最终实现。苏轼在徐州期间，其思想发生了从以儒为主到儒道兼善的转变。其实，儒、释、道思想纵贯苏轼的一生，只是在特定的时间段中，他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而已。入徐以后，受到地域文化氛围、人生遭遇的多种影响，苏轼思想更加成熟圆融，对儒道的思考和认识达到了更高程度的融合。

二、“吾生如寄耳”的人生思索

抵徐之后，苏轼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了新的思索和总结。在苏轼的诗集中，先后有九处用了“吾生如寄耳”一句，显然，“寄寓”思想是苏轼对人生的基本判断。按时间顺序，他首次提出这一思想是其在徐州创作的《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一诗中“：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与此同时，他在徐州创作的《宝绘堂记》中也明确提出君子当寓意于物的思想。苏轼在徐州期间所提出的“寄寓”思想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庄子把人看作是自然造化的产物，在天地时空的无限变化中，人只能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内。“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苏轼继承了庄子的思想，认为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一段“寄寓”生活，这也是苏轼在徐州期间文学创作思想的体现。日渐恶化的政治形势、自请外放的生活经历和与日俱增的自我反思，都推动了苏轼对人生价值、艺术创作的不断思索。“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苏轼在这首作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徐州的诗作《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中，首次使用了“吾生如寄耳”的句子，其后诗作中又八次使用这个句子，以作年排列如下：元丰二年《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之一》：“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元丰三年《过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元元年《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元五年《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元七年《送芝上人游庐山》：“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元八年《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绍召四年《和陶拟古九首之三》：“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靖中建国元年《郁孤台》：“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直到客死常州的那一年———靖中建国元年，苏轼还在感叹“吾生如寄耳”。由此可见，人生如寄的思想在苏轼心中的根深蒂固，这也必然会影响到苏轼的文学创作。苏轼的“寄寓”思想源自庄子，又与其有迥异之处。苏轼的“吾生如寄”是指生命外在形式———身体的短暂性和生命内在要素———性灵的永恒性的统一。由于人身存在的有限性，所以性灵在此不能长居，只能“寄寓”罢了。性灵是与“形”所对立的“神”，即苏轼哲学思想中的“性”，与其所言之“道”都具有本体意义，都是永恒的。人身虽不能长存，但人的存在是合理的，这是天道使然。因此，人是可以认识到“道”的规律，这种认识的能力就是“性”的存在依据。作为人对“道”认识的“性”，当然是永恒的。在此条件下，才能把人身视为“性”所“寄寓”的场所，而人生也是一段“寄寓”的旅程。

这里有个如何看待人身的问题。有身即有私欲，私欲是背道的。如执著于人身，为其短暂而悲哀，此是不达道之故；若追求及时行乐，也是私欲满足之乐，非是真乐，同样不达道。大患分明有此身，除去私欲才能显见天道。那么，“寄寓”是没有价值的了。庄子就把人身看作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它是“大块”运作中偶然的产物，还要返回“大块”中去的，“人”只是短暂的存在形式，所以没有意义，人应该放弃属“人”的一切，还归于属“天”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认为，人而合于“天”，即成“真人”，可以长生，永远地保持其形体不坏。苏轼也曾有炼气养生方面的追求，但他还不至于真的相信长生之可能性，“吾生如寄”的思想表明他清楚地认知了人身存在的有限性。不过，他决不把人身的存在看得没有价值，因为有性“寄寓”在此中，怎能说没有价值呢？他也不否定“寄寓”而要求“性”返归天道。严格地说，“性”虽与“道”为一，毕竟有区别，“性”是人性，在各种人情的总体上显现出来，其理为“道”，其迹为“人”。也就是说，“性”必然地“寄寓”在人身。苏轼与庄子的不同在于：庄子以否定“寄寓”来肯定天道，苏轼却以肯定“寄寓”来肯定“性”与天道。而一旦肯定“寄寓”，也就不会放弃儒家的人生追求了。故苏轼的“寄寓”思想，正是统一了儒、道两家的人生态度。肯定“寄寓”当然不是执著身欲，而是在把人生的本质理解为“寄寓”的同时，要求把“寄寓”作为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就是将真正的人“性”体现于人所能做的各种事情中，不本着私欲来做事。也就是人和各种事物之间，不是功利的关系，而是审美的关系，合道合理，自由快乐，毫无扭曲牵强的状态。所以，“寄寓”思想的深层含义，乃是审美的人生态度。有此态度，便处处有可乐，“如寄”的人生于是转悲为喜。在上面列举的苏诗“吾生如寄耳”中，也可以看出诗人从悲哀中解脱的过程。这是一种洋溢着诗意的人生哲学，“寄寓”的人生，实是人“性”的审美游历，即所谓“游戏人间”。苏门学士秦观评论苏轼：“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其所谓的性命自得，正是对他的“寄寓”美学思想的另一种注释。苏轼评论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便是苏轼为我们描绘出的主体在文学创作中体验到的生命的自由境界。文学创作的自由境界，首先源于创作主体的精神自由。

创作主体的精神自由又来自对客体世界规律的认识和对自我限制的超越，苏轼由此提出了他的“寄寓”的美学思想。苏轼在《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认为，人的生命稍纵即逝，自然天地万世永存，以生命的短暂对应天地的长久，人是受限制的、不自由的。只有以生命的体悟超越这种局限，才能获得自由的境界。寓意于物，以物遣性，人超越物外，心灵是自由的；留意于物，为物所役，精神是束缚的。寓意于物，主体始终保持着与客体之间既联结又超越的关系，深谙客体的变化发展规律，而又超越客体对主体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