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与当代文学二元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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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化保守是一种思潮，学衡派将文化保守主义贯穿于其创作活动中，同时这种认知态度和文学创作态度也是其在民族大义上的反映。

一、对“学衡派”的误读

由于受主流价值意识形态“激进———保守”二元对立思维观的影响，对于“学衡派”的历史价值作出了与其不相符的评价。学衡派一直被视为开历史倒车的“复古派”。而实际上，学衡派与林纾等守旧人物有着重要的不同。李怡就指出“要在‘学衡派’和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其他几大新文学‘逆流’之间划出界线其实并不困难。”“首先，与康有为、林纾、章炳麟不同，‘学衡派’中的主要成员都接受过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学教育……其次，与孔教会和“甲寅派”相比，“学衡派”显然缺少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欲望和政治色彩……第三，全面审视《学衡》言论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学衡派’诸人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态度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最后提出“‘学衡派’与其说是同各类国粹主义、同‘甲寅派’沆瀣一气，还不如说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有更多的对话的可能。”“学衡派”从1922年《学衡》创刊起，一直被视为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直到80年代末才得以“平反”，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学衡派”的反对者中以鲁迅的《估<学衡>》影响最大，由于鲁迅在建国后的巨大影响，所以在后来的文学史编写中都延续了这条思想评判，“《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对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总结，对以后影响很大。郑振铎在导言中把学衡派和林纾、章世钊并称为复古派,以胡先骕、梅光迪为代表。以后的文学史几乎都延续了这些观点,而且研究者们多以《大系》收入的几篇论文作为原始资料,根本不屑于看《学衡》的原文,因此在观点上也就难有突破。”从“”期间到80年代初的文学史都强化学衡派的“反动”政治立场，认为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文化上的代言人”，这种批评的态度在左倾的大背景下更加被强化，当然这也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分不开，所以“学衡派”的历史价值一直被忽视，直到80年代，它才又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而重新被我们认识，“学衡派之所以在80年代末开始受到关注，既与近年来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有关，又是当代研究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学衡派对文化改革的稳健态度、对世界文化共通性的思考和坚持都得到肯定。”

二“、学衡派”的文化观以及文学观

我们可以看出“学衡派”的文化观是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来源，以“打通中西、融贯古今”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并进而对于新文化主义者的激烈反传统提出不同的声音。“学衡派坚持以文化为体，以文学为用的基本立场，它并非纯文学团体，其文学观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的。”但是其与激进主义并不是完全彼此不相容的，在思想深处，仍有共通的地方。正如余英时指出的“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胡适等人宣称“白话文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比用之利器。”并且试图借助政治力量来达到学术目的的做法,易峻批评胡适“学术上运动之不足,更是假政治权力来实行专制。”针对性文化倡导者的文学新旧对立观念，吴芳吉认为“真正之文学乃存在于新旧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者，非妄即讹也”。其实“学衡派”是不赞成新文学倡导者的语言革新主张，但是他们并不是反对白话文，梅光迪曾经提出“文学革命四大纲”：“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四曰选择白话中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其实“学衡派”的很多对于语言文字观点也值得思考，“文学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其次是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学衡派不赞同新文学倡导者将文学以“新”和“旧”区别对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初，新文学倡导者以“重新估量一切价值”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由此，新文学倡导者提出了“弃旧图新”、“破旧立新”的文化主张，试图以“新文学”来代替“旧文学”，并以西方现代文明标准来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吴宓认为东西文化并“无东西之界限，但别真伪”。学衡派诸人认为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无论是新兴文化还是旧有文化，只要它是能够“篇时救弊”的真文化，就可以大胆地引进，并且为我国所用。

总而言之，学衡派诸人在坚持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并不反对新文学倡导者引进西方新学的做法，只是在引进西方文化时，学衡派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梅光迪在《现今西洋人文主义》中认为介绍西洋文化必须要符合下几个标准:

(一)所介绍者，必其本体有正当之价值。

(二)中国也有自己的“历史民性”，所以他认为在引进西方文化时必须考虑到“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当以适用于吾国为断”。也只有符合以上两条标准的西方文化，才能够“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质。”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学衡派”的思想主张，不要放大其与新文化运动者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发现学衡派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他们所希望的是“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们在文化倾向上是相近的，即双方都在思考着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都认为只有寻求建立“新文化”。

三“、学衡派”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近十年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表明，五四实际是一个多元的、各种现代思潮互相冲突的启蒙运动。”所以我们在承认的主流是激进主义的前提下，我们应该也对保守主义给与足够的重视和重新理解。有人从对待传统文化的姿态出发区别了“学衡派”和“五四新文化派”，很明显，前者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传统的肯定和颂扬，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却对传统提出了更多的批评。然而，这只是最表面的现象，像吴宓这样的“学衡派”灵魂人物其实也对文学运动中的反传统形成了较客观的认识:“一国之文学枯燥平淡无生气久之必来解放发扬之运动。其弊则流于粗犷散乱紊乱无归，于此而整理收束之运动又不得不起。”

在此，我个人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学衡派”是爱国的，他们的主张是将个人、团体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其次将“学衡派”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补充者”是比较恰当的，我们固然不能低估新文化运动者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在今天应该冷静反思“五四”的负面影响，在思考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学衡派”通过中西、古今的视角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评估，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偏激之处的有力补充和纠偏。或许正如沈卫威先生所说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自觉地理论，是以三位一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者三者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现。”足见“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