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价值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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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世界

价值，在马克思说来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是同人们的需要相联系的，它普遍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范畴。但从哲学的角度，所谓的价值以主体为尺度，关注的是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以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尺度为根据，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其根本特征在于“属人性”或“主体性”。这种“价值”既不是有形的、具体的存在所构成的实体，也不是客观对象对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的超越指向。高清海也言道:“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人本身也就是价值本身，人的存在就是价值存在，人的价值就在于把自己创造为真正的人。”［2］马斯洛也指出:“人或人性的完满定义因而必须包括内在价值，作为人性的一部分。”［3］主体正是通过这样一次一次不断的价值创造，才造就了不断提升自己，日益走向自由与全面发展之境的可能。为此，本文的“价值”主要是指主体人生观的重要部分，即人生价值。同样，当主体的“价值”在导向自我认知及行为的时候，就形成了能使主体不断提升自己，日益走向自由与全面发展之境的“价值取向”。所谓“价值取向”也就导向着主体对自身的生存方式、生存发展及生存意义。因为人的客观社会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带有一定的方向性，虽说影响人活动方向的因素很多，但根本的还是活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是它形成人们关于自己生存意义的观念，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实践途径。并且主体也总是从自己出发，按自己的能力、方式、需要和尺度去理解客体、改造客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对客体、事物的理解和理论概括都不可能脱离主体性因素而孤立达到。

二、价值取向

作为高级的生命形式———人，内在精神层面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始终贯穿协调人实践认识活动中，不断地追求如何与客观世界融合，追问物质层面及社会层面同人的内心心灵世界的方向性、目的性相一致。从而这种“价值取向”成为主体之所以为主体在探寻世界意义时的根本追求，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超越性力量。“价值”根植于主体，督导主体如何变革世界、批判世界，追求对于现存世界的超越、否定，努力致力于建设理想的、应然的、合乎自我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那么汉末文人在面对经学的式微、政治昏暗的现实，饱尝忠而见疑、信而遭谤的痛苦，身经战乱饥荒、流落他乡、自然灾害的苦难，主体如何以“价值取向”最终实现、丰富、完善自身。人置于世界，汉末文人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中，如何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完善。首先表现出积极的用世精神，经过二次党锢之祸、功名无望的沉重打击，痛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开始意识到对现实的关怀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性命，从而把价值由社会、国家、民族转向了自我、个人。在此转向过程中又展示出了他们复归人性、忧患人生、企图改变现实人生的情感意向，迸发出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自我实现、求得个体价值的实现。

三、建安文学:个性中的“大我”价值

建安文学虽说个人抒情成分很多，但较之之前有很大不同:首先，建安文人各自地位不同、遭遇相应也不一: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家境富裕，二十岁举孝廉，踏入政界;曹丕、曹植均是曹操之子，后曹丕继承权位，曹植被放逐追杀;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本身也是东汉末年三大名士之一，在士族中享有极高声望;王粲出身士族官僚家庭，汉代三公、大将军之后;应瑒是著名的“汝南应氏”公子;刘祯出自于累世官宦之家;陈琳、阮瑀也是世家大族，还有蔡琰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等都处在汉末动乱中，出身不同、自然对生活、生命的感受，会带着不同个人的烙印。其二，在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汉末大背景下，建安诸子不仅亲眼目睹硝烟四起，白骨遍野的惨烈景象，而且亲自卷入其中，是身体力行的直接参与者，有的习武学兵、有的参加征战，又有随军出征，是经过血和火的洗礼，因而对国家、社会及自身的感情自然有别。其三，同样是离乱的社会，置身其中的建安诗人有着各自独特的生命感受:曹操《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铺写当时关东将士正兴兵讨伐董卓，由于袁绍兄弟等军阀各怀鬼胎，大搞分裂，从拥兵观望到自相残杀，一发不可收拾。开场就展开了一幅烽烟不息、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社会画面及百姓死亡悲惨的局面，诗人用“义士”和“群凶”爱憎分明的字眼来表明对时局的立场，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灵涂炭的局面来表明对万民生命的愤怒，用“念之断人肠”的时代悲剧来表明诗人的忧患意识。曹丕《黎阳作•其一》中“朝发邺城，夕宿韩陵。霖雨载涂，舆人困穷。载驰载驱，沐雨栉风。

舍我高殿，何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殷殷其雷，蒙蒙其雨。我徒我车，涉此艰阻。遵彼洹湄，言刈其楚。班之中路，涂潦是御。辚辚大车，载低载昂。嗷嗷仆夫，载仆载僵。蒙涂冒雨，沾衣濡裳”《黎阳作•其二》，作者以“嗷嗷仆夫”“舆人困穷?”征夫戍卒在风雨泥泞中艰难跋涉及“载仆载僵”的悲惨情形，来触发自己的深切同情，从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动乱不已、征戍频繁及民不聊生的社会面貌以及处在动乱中的人民的苦难与不幸。同曹操在《苦寒行》中写道路难行“北风声正悲”“雪落何霏霏”，曹植用“霖雨载涂”“沐雨栉风”“蒙蒙其雨”;曹操写军马“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话屈，车轮为之摧”，曹植用“班之中路，涂潦是御”;曹操表达军旅生活的艰难“行行日己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曹植用“霖雨载涂，舆人困穷”“傲傲仆夫，载仆载僵”，其情调之慷慨悲凉亦不在曹操之下。曹丕在《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用前半部分描绘宴饮游乐，后半部分道出“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来体现诗人在欢宴之际，感叹时光易逝，盛年难再，并在领悟到生死的哲理时发出“知命不忧”的感慨，表露出了要与亲友共同建立功业的愿望。还有如王粲《七哀诗》用“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饥妇忍痛弃子的典型事件来集中概括出当时千百万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用“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饥妇内心矛盾、痛苦来饱含广大人民的血和泪，这种以点带面展示社会惨相，无不是诗人在离乱中个人的切身感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用筑长城的历史来看劳役兵徭给百姓带来的苦难。阮瑀《驾出郭门行》“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躇，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嗷嗷有悲啼。

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描写孤儿受继母恶虐，这在封建社会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但从诗意看来，却是作者亲见的事实，孤儿的哀诉，触发出对弱小者的同情，揭露并控诉封建宗法制度产生的不合理现象等等。诗人们能结合自身，感受到现实带来的残酷和疾苦，从中可以看出，建安文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跳出了自己的情感圈子，视野看到的不再是自己或者某个人的痛苦，抨击与针砭的是关乎国家、民族兴亡的体制弊端和制度的阙如，鞭挞的是水深火热的征战徭役，人性的善恶与优劣……诗人的情感所至，无不是对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悲悯，扩展到忧天下、忧沧桑。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乱积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如果说建安文人有别于其他文人的情感，那么悲凉慷慨中的“天下”之情就是其中之一。最后引用别林斯基的论断:“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或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只有渺小的诗人们才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喜或忧。”［4］正因如此，汉末知识分子，将诸多感情交织在一起，对人生进行了立体的深层次思考，将宇宙、历史、现实呈现于一体，重视物我之间的感应及相互关照，使其得到鲜活的体现。同时人类个体在生命运行的过程中，不仅拷问生命的意义，而且反映出生命的意义，为此，要达到自我生命价值的澄明，生命价值的追问，则就成为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