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游文学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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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在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精神是大多数人共同的人生目标，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人们的共同心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成为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熏陶的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儒家精神是群体的、社会的哲学，是刚性的精神食粮。它宣扬仁义道德，教导人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治世、救世的理想。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山水文学开启了华夏万里江山的雄丽画卷，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风貌、精神品格、生活情趣、审美理想，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精神特征。山水文学植根于儒道佛三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土壤，“儒主山水——人世——人格审美观，充实了山水诗的思想内容，饶多阳刚之美，堪称山水诗之骨；道主山水——道——仙境审美观，激活了山水诗的生命精神，阳刚与阴柔之美兼而有之，允为山水诗之气；佛主山水——涅槃——佛士审美观，美化了山水诗的艺术精神，偏得阴柔之美，可谓山水诗之神。当然儒道佛的影响又是互相参合的，就具体诗人而言，这些影响更是互相渗透又多元统一，交织着个性化的种种参合、变异与创获”。［1］（P25-26）正是儒道佛整合互补的广泛深刻的影响，使中国山水文学的思想崇尚、精神旨趣、格调气韵同中多异，各标风韵，异彩纷呈。旅游文学是旅游过程中主体旅游者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反映所作的文学描绘，即旅游者以文学形式吟咏、记述旅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着重描绘壮美河山、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等方面的内容。［2］（P32）它的种类甚多，有诗、词、曲、散文、赋、楹联、碑帖铭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族风情等等。旅游文学是人的心灵与客观景物沟通的符号结晶，是客观对象与人的内在情感契合的载体，是再现和传播美的方式，是展示文化精神的心灵符号。旅游文学寄蕴着人类的深邃的美学意蕴。旅游文学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旅游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积淀并升华出博大的传统文化精神。它通过艺术地表现山水美景，反映了人生多方面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如赏美遣兴、求新好奇、历险刺激、扩大视野、增加知识、排解忧郁、展示才华、体悟事理等。旅游文学中的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美景与心灵共振、乐生励志、求知悟理、开拓胸襟等意旨，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旅游文学的诗意在本质上则是对尺度的把持，是一种对苦难的记忆和见证、对现实的担当和洞察，它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并且给予极大的人文关怀。儒家对山水的喜好，对自然的欣赏，并未停留在对自然山水的外部形象的审美上，而是从其神态中发掘出合乎社会道德在内的精神特质，获得“德、仁、义、智、勇、正、善”等品德上的启迪。旅游文学充分表现出儒家精神。

一、人格精神

在儒家看来，山可以使草木生长，鸟兽繁衍，给人们带来利益而自己无所求；水滋润万物，所到之处给大地以生机，水有深浅，浅可流行，深不可测，蕴涵着智慧。人们之所以喜欢观山、赏水，就是因为山与水体现着仁者、智者的美好品德。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从修身开始，中经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以个人道德实践为基础，以实行德治为核心，它从小到大，由近及远，与广大人民的生活相贴近，与中国人传统的伦理文化心理相契合，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社会实践中推广实施。旅游文学深深地注入了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创了儒家人本主义的“比德说”旅游观。“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志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水也。”“夫山者，万民之所以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极焉，四方益取予焉。出云道风，从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人类的品德来自山水，人对自然天理人伦的道德认同是出于人的本性，自然山水正与人的本性相通。同时山水也带给人以艺术美，所以钱穆说：“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表而出之，则为艺术。”将山水与不同思想修养、气质特征、个性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长寿的目的。儒家对山水的审美主要侧重于山水的道德象征性。儒家的“君子比德”说是一种君子人格呈现的方式，“所谓比德，是指以自然物（山、水、松、竹等）的某些特点使人联想起人的道德属性，借为人的道德品格、情操的象征，因之赋予自然物以道德意义”。［3］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君子比德”观对后世用自然事物的特性来象征主体品质和人格的描述手法有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外在世界是和我们的生活世界一样的，是一个伦理化、道德化的世界，即从伦理品格的角度去观照自然万物，把自然物的某些“异质同构”的特质和人的品德、人格勾连起来。道德主体通过“比德”，达成了与自然物的直接对话和交流，继而以自然物为范型、作寄托来进行人格理想的构建和人格形象的塑造。“比德”所孕育的审美人生境界，使主体自我意识升华到超然脱俗的诗化境界，给人一种至善至美的感受。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描绘了一个幽静寒冷的艺术意境，呈现了这样一幅图画：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孤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的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诗中老人应该钓的是一种孤独，钓的是一种寂寞，钓的是一种孤傲的心境，钓的是一种理想和愿望，钓的是即将来临的整个春天。

此外，从老人孤独的垂钓中，读者看到的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一种深刻的哲理品味，一次诗人自我的内心的袒露，一种人格的闪光，一个超脱的身影。诗人那种在逆境中的倔强的态度、宁静超脱的心境和孤傲狷介的个性，成为后代志士仁人追求的榜样。把个人刻苦的自我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历史使命相结合，成就一种具有光辉色彩的崇高的儒家伦理人格，这就是自然山水在儒家精神个人修养中的重要意义。荀子说:“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埠下，据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切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山水具有人的品德，故人类常用自然来比喻人的精神，也常从亲历自然中去感受天地的精神。儒家精神境界论有两个内涵：一个是它的终极至上性，即与天道相联系的“圣”的境界；另一个是它的经世致用性，即与人道相联系的“凡”的现实。道德的内在性，即“内收”，特别把天道、神性与人的德性相贯通，把圣人与凡人相联系，根本上使得君子的政治行为、社会活动、教育师道、道德勇气有了天命、天道等超越理据的支撑，尤其是此超越神性意义的天就在人心人性之中，无疑增强了儒者的担当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如：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词中描绘了一位奋力搏击风浪的白发老翁的形象。他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搏击，其实是儒家精神的表现，也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刚直不阿，坦然自适，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于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词句豪纵酣畅，气势磅礴，出没风涛的白头翁形象，犹如百川汇海，含蓄地点明全篇主旨，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全词描写了浩阔雄壮、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又贯注了一种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展现出词人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精神特色。“比德”是儒家诗性的重要形式，它以自然物隐喻道德人格，化景物为情思而陶冶人格，具有直指人心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比德说”以山水的自然属性比喻人的道德品质，以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去看待自然事物，使自然景观人文化，在发掘自然山水的内在气质之美中寄托人们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可以说中国古代人旅游审美的焦点不是集中于山水本身的自然美，而是集中于山水所附载的人文美。正如柳宗元所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山水亦是如此。汉代刘向在《说苑》中也说:“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下之，其似有礼者。不清以入，鲜活而出，其似善化者。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者所以乐水也。”山水的本真性体现了人的品性，人们常常在山水中发掘生命的真谛，以引导人们和谐健康发展。儒家人生不是“静观的人生”，是“行动的人生”，儒家精神是以成就人格精神为主的学说。一方面以创建兼备道德精神（仁、礼）与艺术精神（乐）的“文化中国”为社会理想；一方面又特别重视个体的精神自由，以培育与弘扬个体人格美为人生理想。儒家倡导的“为己之学”、“心性之学”，体验到人人涵有一棵生生不已、休惕恻隐的仁心，强调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注意到人有价值自觉的潜力与能力，确立了人格的尊严与个性的自由观念，主张“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以这种“自本自根”的人生价值论启迪人们自觉地、主动地、创造地成就自我的人格，内在地超越，由有限体证无限，由自然通往自由，达到一种安心立命的境界，这是儒家精神始终以人格美的培育为中心的原由。［4］钱穆说：“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更要在德性修养上。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向外之所获得，而更要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要之，艺术属于全人生，而为各个人品第高低之准则所在。”儒家生命人格超越的愿望在于通过修身、正心、诚意之自我超越的“内圣”功夫，为自我在此岸世界建构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因此，生命的超越终归还是价值的超越。

二、进取精神

作者将山水的游观写成山水作品，其间蕴含知识的认知，人生、事理的感悟，才情的激发，才性的展露。他们通过山水景物的内蕴、状貌、结构、规模、变迁等，经由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心理功能作用，获得盛衰、大小、兴废、修短、寿夭、古今、名实、穷通、得失、生死、荣辱等方面的感悟，从而启发人生，实现自我的超越。旅游文学通过对自然的感悟、对自然生机的感应，充分表现出儒家对人生、对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儒家以有所“立”为不朽。所谓“立”，就是对国家对他人有所贡献，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衡量人的价值，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集体、社会的服从，蕴涵着“集体主义”的理念。把人的基本价值看作是“类”（集体）的价值，以对“类”（集体）有所“立”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标准，这是儒家价值观的最大特点。孔子很注重求不朽，并教人努力有所立以求不朽。当一个人身修、家齐之后，就要积极入世，投身于仕途，辅弼君主，竭忠尽智，披肝沥胆，特别是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尤应注重人事，兼济天下，为社会建立功业，留传后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上阕写景，描绘了万里长江及其壮美的景象。下阕怀古，追忆了功业非凡的英俊豪杰，抒发了热爱祖国山河、羡慕古代英杰、感慨自己未能建立功业的思想感情。通过对赤壁的雄奇景色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三国的周瑜谈笑破敌的英雄业绩的向往，抒发了诗人凭吊古迹而引起的自己功业无成而白发已生的感慨。这首词，描写壮丽的景物，追叙英雄的人物，抒发激昂的感情，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从个人人生观的角度说，个人生活的目的应当是邦国和人民的安定、兴盛。做到了这一点，就达到“仁”的境界，甚至成为圣人。作者希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外，还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探索与思考，这种思考既有哲理上的又有艺术上的，然而把人生、社会、时间、空间的哲理思考与艺术形象紧密结合从而表现作者深邃神秘的宇宙意识与艺术意境。儒家之道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在安百姓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流露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精神风貌连同平治天下之举本身就是一曲雄壮的号角。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词作借用典故抒发作者空怀满腔热血而壮志成空、碌碌无为的悲愤与苦闷，盘郁顿挫，字字挚情。但这种悲愤并不是绝望，作者那绝不甘沉沦的雄心，那愈挫愈奋的豪气，跃然纸上。词作充分地表现了儒家的刚健、有为、进取、入世的精神，体现出儒家直面现实社会，力求探索一条改造客观世界的道路，即便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最终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儒家从自然山水的勃勃生机中获取生命的活力，并保持一种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和奋发有为的志向追求。高山流水，代表着一种自强不息、奋斗不已、坚毅不拔、积极入世的精神。具有儒家精神的作者都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向往建立功业。旅游文学展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以人为本的道德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构想，和而不同的兼容气度，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躬行践履的实干作风，格致诚正的精微体验，修齐治平的博大胸怀，克己安人的自律仪范，重义轻利的仁侠风徽。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儒家效法天刚健之德、流水日进之象，确立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君子处世，应当效法有源之水，有本而后进，学而优则仕，修身而后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有“自任以天下之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儒家是把对社会公共事业的关切看作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这种把民族、国家的命运与自身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肯定的价值取向受到世代人们的赞许，因而发展为历代仁人志士的普遍心态，形成代代相传的士风。

三、忧患意识

旅游文学精神植根于儒家思想，诗人徜徉山水时念念不忘自己大济苍生的抱负，游山玩水之行、模山范水之作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国家、对人民的忧患精神。旅游文学表现了作者爱美、爱山川、爱自己、爱亲人、爱朋友、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自然山水激励了诗人的博大怀抱和雄伟情怀。最为儒家倡导的是忧患精神。报国安民是忧患精神的最大价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千古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和博大情怀。“忧国忧民”是一种忧患意识，是一种爱国爱民和以匡世济民为己任的精神。“忧患”一词较早出现于《孟子》:“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离娄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忧患意识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忧思，对人生的关注上，处于对社会环境进行审视的角度。儒家推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毅，对世界对人生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乐群贵和和以社会集体为重的心理定势，使儒家特别看重群体的利益和幸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与完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经世纬国，德济苍生，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对国家的关爱、对民生的关怀以及道德之传承的自觉使命，成为儒家培养逆境美德的积极力量。对现实的忧思、苦恼、愤懑，促使文人们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怀着忧国忧民之情，喊出撕心裂肺之音、唱出千古报国之志，抒发为民造福之心。忧国忧民是中国文学的主导精神。徐复观先生对“忧患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的学术思想起源于“忧患意识”，中国社会的发展立足于“忧患意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忧患意识”，中西文化之不同、中西文化精神之差异都可以由此找到答案。［6］（P141，199）忧患，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精神动力，是一种“进取”意识。有了忧患，便有了对民生疾苦的哀怨与同情，有了对国运前途的担忧与焦虑；有了忧患，就有了避免和消除忧患的理想，就有了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动力。如：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语抒写了一种怀古思今、孤寂思乡之情，这种情感本是人所共有的，作者将个人的情绪感受与人类共同的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表达出一种世事无常，游子无定止的人生感叹，所以特别容易使人产生共鸣。作品所负载的“人生短暂，宇宙无穷”的文化内涵，使这首诗成为千古绝唱。儒家这种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焕发出人们强烈的入世精神，催生出“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激起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无穷热情。《易传》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居安思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任何时代都最为清醒和最具战略思维的精神。作为潜移默化地指引和扶助人一生的精神食粮，旅游文学应该对人类的道德进步有所助益。作为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文学家除了个人的自我关注、浅唱低吟，除了热情洋溢的盛世礼赞，还应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巨大的心灵震撼和高度的警世责任。

儒家的忧患意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发进取、自强不息，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修身和治国的忧患，成为儒家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儒家忧患精神是为天下的黎民百姓担忧，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如：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诗人发出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飘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诗人凭轩老泪横流，不仅是有感于自己凄苦的身世，更重要的是纵目远眺，遥想北方边境，战乱未平，国家艰危，这才是诗人悲痛的真正原因。这首诗采用以乐写悲的手法，语言质朴自然，意境浑厚深远，感情曲折真挚，发飘零孤寂之悲哀，感战事乱离之不停，一唱三叹，令人扼腕。诗人具有“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无私态度和“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豁达气量，总是将个人忧患置于次要的地位。忧患精神是进取、奋斗的动力。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焕发人们强烈的积极入世精神，激发无数仁人志士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无限热情。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忧患意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发进取、艰苦奋斗，呼唤着全民族永远保持清醒与进取的态势，永远保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奋进意识是忧患意识的实践归宿。儒家积极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卧薪尝胆精神，不失为催人奋进的军号和鼓点。儒家积极的忧患意识唤起人们对国事、家事、天下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激发人民的意志而改造社会、建设强大的国家；倡导人们忧己而奋发图强、自我提高和完善；倡导忧民而使人们思人民之所思、急人民之所急；倡导“位卑未敢忘忧国”而鼓匹夫之志，锐意改革，大胆创新，革新社会、富强国家、振兴民族。因此，忧国忧民意识是数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心潮的汇集，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升华，是驱动中国文化不断演变发展的一股强大的内在力量。在生命忧患意识的基础上，为追求人生价值、精神价值的永恒所做的，包括尽忠为民、为国在内的种种努力，使国家兴亡、人民安康的忧患意识具备了产生的心理根源，而追求精神的不朽，又是中国人对生命忧患意识最精彩的篇章，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心理的反映。儒家注重人伦教化，主张以“礼”协调人际关系，借以维系社会的安宁与群体的稳定；倡导仁义，主张实行德治仁政，宣扬“内圣外王”之道；尊重礼乐文化传统，有浓重的传统意识、文化意识和忧患意识。总之，旅游文学通过自然山水负载传统文化精神，充分展现出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儒家精神是一种道德哲学、伦理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偏重于把人的伦理情感投射到自然物上，根据自然对象与人的品格、精神的某些相似而强调两者间的类比。儒家精神像永不熄灭的火炬，在漫漫的历史进程中引导、鼓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全部的生命力量与热情，去直面人生，参与现实，参与实践，不停地追求，直到心灵的诗意栖居。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君子比德”精神，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则是中国世世代代文人灵魂的核心。这种积极入世精神，一方面通过传统教育，一方面通过负载有这种精神的文学作品的熏陶，浸润、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世界。

儒家精神以“仁”为核心，以“中和”为美，强调人伦与事物之间的和谐。儒家把自然山水融入人伦，比德山水，寄情山水，效行山水，是仁者“美的宣言”，自然山水是人类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家园。方东美先生说：“天地之美，寄予生命，在于盎然生气与灿烂活力，而生命之美形于创造，在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这是中国所有艺术形式的基本原理。”［9］（P32）旅游文学充分展现出儒家对个人在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中作出的价值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