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证与文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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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我们在与他人或群体的复杂交往中，很自然地会关注“我是谁”，“我身在何处”等涉及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认同（identity）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并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认同”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而身份认同则是指“人们在个人或集体这两个角度，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以及这种认识是如何由文化建构而成的”。[2]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和青睐，身份认同也由单纯的哲学角度进入到了当今广阔的社会现实领域，与民族、种族、族裔散居、文化、性别和政治等概念相结合，衍生出了民族认同、种族认同、族裔散居混合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和认同政治等概念。身份认同不但在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凸显出来，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领域，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身份认同为什么在当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是古已有之，还是仅仅是当代人的困惑呢？身份认同的出现不在当代，然而它成为一个问题却是在当代。身份认同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处于危机之中。保罗•吉尔罗伊（PaulGilroy)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性的世界里。既作为一个理论上的观念，又作为当代政治生活中备受争议的事实，它显示出重大意义。”[3]乔治•莱瑞论述道“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

身份认同问题的不确定性与以下语境有密切相关：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了西方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及个体的身份感，身份认同本身产生裂变，从一种固定的身份，裂变为多种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其次，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巨变和随后苏联的解体削弱了已经被认可的身份。已经认可的身份和由联盟崩溃造成的身份困惑构成身份认同变化新的驱动力；再次，各种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知识分子选择的自我放逐和迁徙，使他们集中到环境相对自由的世界性大都市之中，如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等，形成了20世纪特有的全球“散居”现象，并由此带来了突出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和认同危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巨大变化使主体对世界的把握变得越来越难，个体在时空变化中迷失了方向，动摇了人们对身份认同的传统理解，整体的、同质的自我被多样的、异质的身份所取代，抽象、普遍的同一性被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所更迭。可以说，身份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是以身份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的丧失为前提。

二、身份认同概念梳理和主要问题

身份和认同这两个概念在英文中是以identity一词来表示的。从词源上看，英文中的identity源自晚期拉丁语identitas和古法语identite，受到晚期拉丁词essentitas（即essence，本质）的影响。英文中identity一词的词根是idem，意为“同一”。故identity的基本含义是指物质、实体在存在上的同一性质或状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同一性”概念，在英文中也是用identity来表示的，用来说明思维和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中既包含着思维与存在的本质，也包含着差异。总的来说，identity一词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界定，纵向，它侧重个体的差异；横向，它侧重群体的同一。在当代文化研究语境中，由于受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对identity一词的翻译和使用还存在着比较混乱的局面，交替使用“认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词汇。显然，在理论上对identity一词在汉语语境中的翻译和使用进行规范就显得很有必要。我们应该首先要把哲学上使用的identity区分开来。在哲学上，identity的翻译可以统一使用“同一性”，在某些语境中与sameness（“同一”）、oneness（“一”）这两个概念相当。而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中，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和语境，分别使用“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5]当然，我们应当明白的是，identity这个词语所具有的“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是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划出明显界限。本文主要从强调整体概念出发，故将该词所蕴含的两个概念一起表述为“身份认同”。有关身份认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在差异无所不在的语境中，如何看待个体的身份认同？其实质就是身份本身的规定性，即身份是固定不变的、本质论的，是意义的核心，先于并超越文化和政治，可以通过理性把握的，还是流动的、开放的、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人为地为了特定利益和目的被建构出来的。学界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研究》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观。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以“同一性”为前提，认为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可以通过个人意志获得，个人和群体身份都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总体性的，强调相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如“加勒比性”和“黑人性”就是这种身份观的产物。霍尔认为，传统的身份认同是整体性、本源性和统一的，其核心就是一种本质主义倾向，为了反对这种倾向，他提出了第二种身份观，主张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模式，也就是差异的身份观。这种观点强调差异、断裂、非连续性，认为“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不是本质而是定位”。

身份认同从未是单一的、稳定的，它始终处在建构的过程之中。身份认同的未完成性、过程性、开放性和可塑性是其最大特点。当今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处于流动之中，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不断变迁的观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研究了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的作用后指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7]霍尔则认为，应该把身份认同视为一种生产，永远处于过程之中，是在话语实践中出现的，经由话语实践，（或具体说，是经由表意实践）内部而不是外部构成的再现。可见，把身份看成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变化的观点，强调差异、断裂、迁移，挑战和质疑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流。

与身份认同研究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自我”、“我们”）与“他”（“他者”、“他们”）的关系问题。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始终与建构者和被建构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对“我”与“他”问题的关注，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进行，如男人与女人、主体与他者、主人与奴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白人与黑人等等。因此，身份认同往往成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关注重心。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者追溯“我”与“他”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试图通过文化研究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以此去颠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陈规与偏见。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他断言，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把文化与身份认同合为一体，其危险的结果就是“使人们相信他们只是，主要是，只能是白人、黑人后西方人、东方人”。[8]萨义德认为，身份是“集体经验”的聚会，身份可以通过建构对立面和他者来确立。他倡导一种类似于音乐中的“对位法”来分析身份的建构问题。霍米•芭芭在研究“他者”问题时提出：“在他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固定性’概念的依赖。”“为了理解殖民权力的生产力，必须建构其它的‘真理’王国，而不是使它的表现服从于一种规范化的判断。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殖民话语客体‘生产性’的矛盾心理，即‘他性’：既是一种欲望的客体，又是一种被贬低的客体，是在对起源和身份的幻想限度内对差异的一种表达。”[9]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试图寻找一种方式重现殖民地人民的经验、体验和思想，建立一种让“属下”能说话的话语策略，她同样反对把身份认同本质化和固定化，关注受压迫群体的身份建构，突出被殖民化的属下主体的异质性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强调二元而非一元，强调建构而非本质，强调参照系的变化而非固定陈规已经成为当今身份认同研究的主导趋势。

三、身份认同与文学研究

通过对身份认同概念的梳理和主要问题的考量，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结论。一方面，认同是一个动态、未完成和发展的过程，具有建构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又是在话语实践中进行的，文学作为一种表意实践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第一个结论出发，可知身份认同是从当下出发以指向未来为特点。从第二个结论出发，可以认为文学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话语实践。从身份认同与文学的关系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文学如何重现或表征“我们”；第二是文学如何影响和塑造身份认同。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则成为霍尔所说的“我们会成为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第二个问题是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论争。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也是文艺理论中的基本命题。总的来说，身份认同问题在文艺理论中，存在着一个由隐到显，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诉求过程，存在着由浅入深，逐步扩展和深化的过程。身份认同研究学者发现，象征身份认同的渠道有很多，安德森论述了节庆仪式、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在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节日、各种仪式聚会、博物馆无疑在强化国人的身份认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与这些形式相比，文学则是更常见和持久的身份认同性话语实践，再加上如戏剧、影视、广播等“泛文学”形式的影响，这类话语对身份认同影响则显得更加广泛、深入和持久。从中小学的语文课本到各类文学作品，阅读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形式，语言形成“我们是谁”观念的重要途径。那么，文学究竟是如何建构身份认同的呢？文学的身份认同建构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首先是民族起源的神话。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关于本民族起源的神话，这些神话在建构一个民族的根源方面意义重大。这种神话包括起源的空间、时间、始祖人物及其传说，它们是形成一个民族一种共享的象征符合的关键。中国文学史不乏这种范例，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到三皇五帝的传说，至于蒙、藏少数民族，也都有关于本民族的长篇史诗。其次是历史地形成的文学经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史，尽管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千差万别，但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自己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是长时段中重复性最高的文本，通过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一代一代的人被建构成一个复杂的“想象共同体”，许多共享的观念和体验也在阅读经典中形成。再次，在这些经典文本中，会形成一些典范性的人物形象，这些典型人物通常具有“人格样板”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对后代子孙具有样板性的人格塑造力量。中国文学史中这类典型人物俯拾皆是，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到《三国演义》中的诸多文学形象，再到文天祥、包公等不计其数。这些典型人物在塑造积极的身份认同建构中作用不可低估。同样，文学中的反面否定形象在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复杂作用也值得探讨，如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等。最后是文学中呈现的家园空间及其生活方式，尤其是具有象征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长江、黄河和黄土高原等。家园感是一种熟悉亲近的感觉，它不断强化着人们对家园的眷恋和热爱，始终昭示和提醒着人们自己的文化身份。

众所周知，随着批评视野的拓宽，文学再也不是一块封闭的领地，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著名的结构性框架，即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在分析文学书写和文学接受中由于没有触及文学书写的文本环境、文本传播，更没有涉及到文本的表征作用和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因而在对文本研究时方法显得单一而变得乏力。因为文学文本并非是一个与历史、社会、文化无涉的独立净土，文学已经溢出自己原有的边界和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学作品的生产受制于历史时段中的观念系统和社会文化语法系统的制约。文学经典不断地被结构和重构，文学批评也不再囿于作家作品，它囊括了文学边界之外的许多问题，如文学与文化、文学文本与表征的意识形态机制、文学生产与权力机制，文学、作者、出版商与读者大众的关系，性别、种族、身份认同等等。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化与制度批判，身份认同不仅没有脱离文学批评，而且在女权主义、后殖民文学批评中凸显出来，日益成为其批评的主要内容，它竭力从文化、意识形态、权力等外部视角对文学和相关问题进行重新阐释。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身份认同入手，重新解读文学文本，让文本中被压抑和扭曲的种族经验，各种边缘的身份问题彰显出来并得到足够的关注？我国学者陶家俊认为，萨义德的对位阅读和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能从两方面给我们以启示。萨义德的对位阅读认为：“对位阅读必须考虑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抵制”，另外，他要求“必须将文本内容与作者排斥在外的内容统一起来”。[11]萨义德非常强调把这种对位二元关系作为研究的大框架体系，用来考察殖民与被殖民、“我”与“他”的建构和相互塑造的关系。这种对位阅读法能使读者发现：18世纪的英国小说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再现了殖民主义扩张精神和征服意志。早期的游记、传说、日志、严肃文学作品中也充满异域风情的描述，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与欧洲中心意识能到了强化。例如，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夏洛克、悲剧《奥赛罗》中的黑人主角奥塞罗，皆可被视为族裔散居状态下混合身份认同的文学原型。这些文学叙事生动描写了殖民遭遇、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症候阅读指的是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所提出批评实践。症候阅读分为两个层次，其一，阿尔都塞认为，对《资本论》的创作中马克思对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采用了症候阅读。其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也使用了症候阅读。阿尔都塞认为，文本的清晰话语背后还潜藏着一层“沉默话语”，恰如意识之下潜藏着无意识。以此为依据，阅读也可相应分为两类：一是在作者精神引导下做出的浅层阅读；二是刻意找出文本中存在的失误、歪曲、空白与沉默，将它们与明晰文字加以对比，进行深入发掘式的症候阅读。[12]利用症候阅读方法，可以重新发掘和审读西方文学史上被人遗忘的大量非经典或者反经典作品。英国作家劳伦斯•斯多恩作《项狄传》，以变戏法方式地颠倒时序，打破传统的作者、人物与读者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得以在斯多恩手中得到了超前实践。歌特式小说则极力渲染恐怖、阴森、鬼怪和暴力。18、19世纪欧洲文艺对创作规则大胆逾越和反叛不啻为时代症候的种种表征和体现。对位阅读和症候阅读这两种方法无疑为我们揭橥文本中被压抑和掩藏的边缘群体的种族经验、身份认同提供了具体手段和入口。在当今的文化研究语境下，通过阅读文学文本来研究身份认同，必须要具有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将重点聚焦于后殖民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后殖民文学批评研究领域，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从当代后殖民理论出发，重读历史上的以殖民地为题材的老作品，如英国文学中的鲁德亚特•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等，以及美国文学中的赛珍珠、汤亭亭和谭恩美等，发掘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直接考察当代的后殖民地，如一些非洲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文学文本，寻找宗主国文学的影响痕迹以此来窥见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的民族文化的抵制特征，凸显文化的“混杂性”。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身份认同中呈现了两大发展方向：一是“破”，这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主攻方向，有演变成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趋势。从文化角度来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挑战父权制文化和价值观，质疑传统的二元对立方式，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从文艺本身来说，首先抨击传统文学史对女性作家的遮蔽，其次是抨击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偏见和歧视，再次是抨击传统文学批评标准对女性作家的刁难和苛责。二是“立”，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的研究重心，其目的是建构新型的话语体系。具体而言，首先是挖掘被传统文学史遗忘的女作家及其作品，探讨女性作家之间的渊源，致力于重写包含女性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史；其次是阐发女性文学中独特的母题、结构、意向和象征；再次是阐述女性写作的特点，寻找女性独有的反映对象和反映方式；最后是以女性阅读经验为基础，提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从文学文本的身份认同着手，我们可以在当代学术的跨学科性和跨文化性的视野下探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论争与对话。文化全球化的对立面是文化本土化，许多欧洲学者之所以倡导身份认同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欧洲的本土化立场，对文化全球化进行制约。欧洲文学可以看作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有着悠久灿烂的遗产和传统，欧洲学者不希望自己的文学经典被文化研究的大潮所席卷，但面对文化研究的冲击，他们由不得思考相应的策略。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对立物出现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华人居住区，以新儒家思想来统领21世纪世纪文化的尝试，也在不断出现。对跨中西文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而言，研究身份认同既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域，也可以为文学与文化的沟通和对话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