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崎藤村与创造社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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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纵观国内文学研究领域，有关岛崎藤村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国外研究范畴以及对中日近代文学进行比较的角度来开展的。其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翻译和介绍岛崎藤村及其作品。这个方面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比如1920年徐祖正对岛崎藤村《新生》的翻译；20世纪八十年代内再次出现翻译热潮。第二类则是运用各种理论解读岛崎藤村的创作思想和单部作品的比较，或将之与某位中国现代作家加以比较研究，例如邱岭的《巴金的〈家〉与岛崎藤村的〈家〉》，肖霞的《论岛崎藤村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刘晓芳的《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等。遗憾的是，作为深受日本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风格影响的创造社作家群像在这些已有成果基本都没有涉及和体现。

二、文化之桥———创造社作家群体对岛崎作品的翻译和引进

1872年2月17日，岛崎藤村出生在长野县的一个名门望族。1891年，毕业于明治学院，开始作为老师在明治女子学院教授英文。明治26年受到北村透谷等人的影响，与其创立了杂志《文学界》。明治30年独自创作了诗集《若菜集》，从此蜚声日本文坛。明治39年发表小说代表作《破戒》，并一举确立了他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上的代表地位。诚如鼎堂先生在《桌子的跳舞》中说：“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1］结合当下学界对岛崎的研究成果来看，第一个将岛崎藤村的小说作品翻译成中文并引入中国的也是一名留日作家———创造社早期成员徐祖正。徐祖正早年与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创造社，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对于岛崎藤村极为推崇，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分别于1928年和1932年翻译了岛崎藤村的小说《新生》（北新书局）和《春》（原稿存人民文学出版社，未出版），第一次以完整的小说形式，将岛崎的小说作品引入中国。陶晶孙在《给日本的遗书》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徐祖正翻译《新生》的过程，说“想到藤村时，自然会想到他”，并指出“这位徐祖正氏便是将藤村介绍到中国的人”［2］。然而由于历史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直到1954年和1958年岛崎藤村最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破戒》才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并成为目前中国大陆最早的中文译本。在1955年国内又出现了两个翻译的版本，分别是上海文艺和平明出版社翻译的版本。应该说，徐祖正先生对于岛崎作品的翻译和引进，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而从创造社另一位创始人张资平的早期作品中，我们也很容易就会找到岛崎藤村及其作品的影子。例如他在留日时期创作的《木马》、《银踯躅》、《一班冗员的生活》；回国后创作的《一群鹅》、《寒风之夜》、《明珠与黑炭》等等，无论是创作思路还是描写方法上，都照搬、模仿岛崎的小说作品，有些可以说就是岛崎藤村小说的中文版，很多研究者都将张的《梅岭之春》与岛崎的《新生》相提并论。在《梅岭之春》中，女主人公方保瑛向往梅岭外的世界，不满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村野农妇，在教会学堂读书的时候与远房表叔吉叔之间萌生了一段不伦的“叔侄恋”，并在吉叔被学校解职后完成了两人的“灵与肉”结合。然而，在强大、落后的宗法势力眼中，这种有悖伦常的“自然之爱”是万万不能饶恕的，最终两人都带着巨大的身心创伤回归了封建家法既定的社会关系框架。从小说表现的悲剧中，读者可以看到，童养媳和叔侄的名分本身，便在保瑛与吉叔之间构成巨大的障碍，这种理想的从萌芽的开始便已经决定了痛苦、悲剧的必然结局。在当时以封建礼法作为社会、伦常第一要义的中国社会里，自然的情感、与欲望的需求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的。可以说，从对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的群体道德的冲突构成上，这篇作品显然具有模仿岛崎小说《新生》的痕迹。

三、岛崎藤村与前期创造社作家的“新浪漫主义”特色

在创造社未成立之时，对于以何种文学思想立社，郭沫若在回答友人陶炽的这个问题时，指出要用“新罗曼主义”［3］。前期创造社侧重于反对封建思想，主张个性张扬和自我表现，以文学创作应该忠实于作家自身的“内心的要求”为其文艺思想的核心，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而对于郭所言的“新罗曼主义”，及新浪漫主义则需要在这里进行深入诠释。

（一）新浪漫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在五四时期的定位

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明治二十年代）：这个时期，以《文学界》杂志为主要阵地，主要通过刊载文学评论（主要以北村透谷为代表）、诗歌（主要以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为代表）、小说（主要以樋口一叶为代表）等文学体裁作为主要体现；中晚期（明治三十年代）：以《明星》杂志为核心，主要代表为蒲原有明、山川登美子、石川啄木等人；晚期（明治四十年代）：主要肇事型事件为《晶》这份杂志的创刊，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为代表。而日本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之风主要流行于晚期，以上田敏和高山槽牛作为理论代表，强调艺术至上，同时采用感官主义、本能主义和象征主义等众多西方文学思潮。在对日本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上，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观点比较统一，认为新浪漫主义主要包括唯美派和象征主义，郁达夫曾说：“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4］而成仿吾对于唯美文学的提出则更具有具代表性：“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Perfee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我们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5］可以看出，在创造社的早期，作家们对唯美主义具有高度的意识认同的，并不惜被扣上“颓废”“、享乐”等标签。而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对新浪漫主义的认识的共识是将其等同于早期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另外此时也有人认为新浪漫主义就是后期的浪漫主义，有人则认为新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关系密切，当然，像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等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本身也是早期浪漫主义的主要成员，与新浪漫主义的本身具有密切的关系。总的说来，在五四时期新浪漫主义是被作为一种比自然主义或浪漫主义更先进的文学思潮来认知的。

（二）创造社作家们的“新浪漫主义特色”

五四前后，一大批抱着富国强兵梦想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前往日本求学，在他们中有很多人由于良好的文学素养和共同的文学创作兴趣，仿效日本《文学界》杂志，走到了一起创办刊物并结成了许多各有侧重的文学追求的中国现代文学团体，这其中创造社是执牛耳者。1921年7月，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创造社，前期创造社侧重于反对封建思想，主张个性张扬和自我表现，以文学创作应该忠实于作家自身的“内心的要求”为其文艺思想的核心，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在创造社的形成时期，是日本的大正年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学界将个人的创造价值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普遍追求价值，对伸张自我、解放人性和个性张扬极大地重视。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创作活动也难以避免地裹挟在这种价值浪潮中，受到了日本私小说影响的驱使，基于“表白内心忧伤和痛苦”的浪漫主义进行创作［6］，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主张，诞生了一系列早期的新浪漫主义作品，代表性的如郭沫若的《残春》、《行路难》；郁达夫的《怀乡病者》、《南迁》；张资平的《银踯躅》、《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这些作品有相似的共性，以自传叙述为表达方式，以弱国学子漂泊他国求学的经历和生活为内容，期间阐发出归国后的惶惑和迷茫，作品中充满了独特的“苦闷、感伤”基调，展示了平面描写、破理显实、露骨描写、感伤情绪的日本“私小说”风格。甚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诗集《女神》，也是他们学习岛崎藤村等日本“新浪漫派”作家的创新之作。正是郭沫若在日期间接受了岛崎藤村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且融合了“口语诗”这一当时流行的文学体裁，创作了《女神》等浪漫主义风格的现代诗。应该说，岛崎藤村对近代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特别是郁达夫创作风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四、“自我”的呐喊———岛崎藤村对初期创造社作家集体性格形成的影响

纵观日本近代文坛，岛崎藤村的影响是重要而深刻的，尤其是他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以及“私小说”的形成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和作用，作为影响日本自然主义确立及其性格形成的三位重要作家，岛崎藤村的小说作品不仅影响了日本更通过中日两国文化、文学的交流，对于五四前后中国文坛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藤村的小说切实发展和构成了日本文学传统的“哀美”精神，与创造社这些中国最初的浪漫主义倡导者用友情将苦闷和热情奉献于中国国民的精神如出一辙。

（一）岛崎的抗争意识影响了创造社作家对祖国的扶救之心。

藤村不是社会改革家，他虽然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亲身组织社会活动，但是他却以小说将人生本身作为一个大战场，声称自己“是人生战场上的一名随军记者”。在1906年日俄战争期间，他以极深刻的语言撰写了小说《破戒》，小说以广阔的封建社会为背景，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封建等级制度和各种宗法势力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束缚，揭露日本社会中部落民受歧视这一悲惨现实，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争意识。作为《破戒》创作十余年后留学的创造社作家们，相对于岛崎藤村，他们对于日本，虽然只是匆匆的几个异国过客，但是他们在留学之初，对在日本所看、所听、所学、所感，都充满了艳羡和仰慕之情。在他们心中，如日中天、积极向上的日本，与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故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充满了羡慕并有志于借鉴和学习来帮助祖国发展，希望中国某一天能够像日本一样成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这在他们的作品中时有体现，例如，郭沫若在创作《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自叙性小说时就强调要“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映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映出全人类的苦闷来，”初期创造社作家们将他们的时代称之为“呐喊的时代”，他们的告白不仅是呻吟，更是诅咒与喊叫，通过自我抒发社会不平，体现了深刻的爱国忧民之哀痛，将各自不同的文学艺术融入了五四新文学天空之中，为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学的革命吹奏着一支斗志昂扬的新曲。

（二）岛崎的自然主义风格对创造社作家创作思路的影响。

岛崎的主张主要强调“写实”和“伤感”，即在“盖然的一般性”上反映“他人”、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应该说，创造社作家对于日本文学的摄取是多方面的。张资平就曾经明确提到过自己在熊本五高学习时对岛崎藤村等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推崇与痴迷：“我因为要努力于上英文课时的翻译，便更留心读报章上的日文小说，以便模仿其词句。我在《朝日新闻》上，发现了一篇杰作，那便是岛崎藤村的《新生》。我逐日把这篇小说剪下来，反复细读，因是，对于日本小说更感兴趣了……。”［8］张资平在接受岛崎自然主义文学技巧与手法的同时，也在文学观念上与岛崎有了深度的回应。他通常是以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作为小说的创造的源泉，有时甚至将创作者和小说人物合二为一，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和事作为描写和创作的对象，使得小说人物的命运和作者自身的经历往往似曾相似，以至相互吻合和重叠，表现出鲜明的岛崎“自叙”特点和自我的经验性。而郭沫若则在批评左拉式的自然主义的同时，同样认为“求真”是必需的，但是不能只忠于自然，而不忠于自我、表现自我，而这一观点与岛崎强调的“自我内心世界”观点非常近似。在郭早期的小说《行路难》、《漂流三部曲》、《三诗人之死》中，他的创作思路完全按照“单纯的事实记录”，显然是受到了岛崎等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写实”的影响。另外，另一位创造社作家郑伯奇在其小说《最初之课》中，描写留日学生在京都求学，饱受种族歧视之苦而不示弱，努力抗争的故事。在张资平早期的小说中也不乏岛崎作品的感伤色彩。例如，《木马》描述了日本底层劳动者悲惨生活；《小兄妹》则描写留学法国的博士归国后竟陷于生活的困顿境地，令人感伤。正如郁达夫所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应该说，创造社作者在这一初期的文学主张，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岛崎藤村等作家的文学观念相吻合。［9］另外，尽管创造社的各个骨干成员写作风格迥异，表达方式多样，但还是多多少少地显现出一些与岛崎小说在爱恋描写方面的模仿和相鉴，热衷于抒写乱伦等病态的性刺激，例如，郁达夫在小说《过去》中，描写了主人公对女性双脚的“恋足癖”，郭沫若的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也从肉体的角度表现了一种自我的性陶醉和迷恋。可以看出，初期的创造社作家对病态爱恋的描写与岛崎藤村颇为相似。

（三）岛崎与初期创造社作家作品的“私小说”化。

私小说是产生于日本近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私小说这一特殊的体裁样式是日本现代作家进行自然探寻并最终实现的独特文学方式，也是现代日本作家民族特性的标志。［10］随着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作家留学日本，他们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和创作理念上与日本文学传统碰撞出璀璨的文学火花，他们之中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创造社作家们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上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以岛崎作品为代表的“私小说”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成创造社作家追求“真实”与“自我”。“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革命在创作上将“真实”作为文学的生命，钱理群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一文中写道“：翻阅五四时期的报纸期刊，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五四时期‘人’所特具的个体自由意识与人类（世界、宇宙）意识。”［11］从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到胡适主张的“须言之有物”和陈独秀反对“雕琢的”“、迂晦的”旧文学主张，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创造社作家们，他们学成日本，深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影响，虽然在具体文风上也受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影响，但在小说的基核的认同方面都认为小说贵在“真实”，郁达夫在《小说论》中说：“小说所要求的，是隐在一宗事实背后的真理”“，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上的逼真”，［12］而成仿吾则认为“真的艺术家只是低头于美，他们的信条是美即真即善”［13］，这些主张与岛崎的文艺思想相当接近，都体现了一种对于“真”与“自我”的追求。二是影响了创造社作家对“灵与肉”的描写。创造社作家多是追求文学领域的“柏拉图式”爱恋，除了郁达夫的《沉沦》和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作为例外，可以归类于“肉体压迫”的“私小说”范畴，这些创造社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留学日本时，正值岛崎藤村、田山花袋等作家的“私小说”流行文坛，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里，“性”也通过“私小说”的盛行而合法化，他们在接受日本文学文化浸染的同时，深受《破戒》、《春》等小说描写的影响，将“性解放”和人性独立、个人解放等启蒙思想融合起来，并以小说的形式通过对“性”的渴望但却隐晦地折射出对旧秩序和旧道德的不满。三是使得创造社作家在文艺思想上转向“告白”与“发现自我”。在中日两国的近现代文学史上，关于“自我”的言说层出不穷，而当现实与“自我”遭遇之时，又往往会演变出各种激进的思潮流派，在那些封建、沉闷的年代里，只有“真实”地表达个人欲望，主动“自我”地呼唤和反抗，文学才会表现出它最具生命感和破坏性的力量，而“告白”正是作家表现“自我”最恰当的温床，例如郭沫若的《阳春别》、《行路难》；郁达夫的《沉沦》、《还乡记》；以及成仿吾和陶晶孙的一些早期作品都极富“私小说”风格。在文学史上，岛崎小说《新生》应该说是“私小说”告白小说的开篇之作，在创造社里，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叶灵凤、陶晶孙这些小说家，他们对于旧有体制和时代的“呐喊”“、告白”与岛崎的自然主义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在当时的“五四”文坛上喊出了一种奇异的不和谐之音，强化了国人业已觉醒的“文学意识”。

五、结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其政治、文化、习俗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近代文学与创造社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形成发展的母体和桥梁，在两国文学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学家，他们通过创造社使得自身作品能够引进到中国，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都在文学观点上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通过将岛崎藤村与创造社关系进行比较，正好说明了中日两国文学是相互交融影响、骨肉般的血缘关系，这种文学传统对中国新文学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