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与时代政治同步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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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是与新中国同生的国家级文学刊物，但创刊至今，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66年爆发后，刊物被迫停刊检查。1976年1月重新复刊，复刊当年的《人民文学》继续受政治干预，为政治权利服务。可以说，此时的《人民文学》是一面反映当时时代政治的“镜子”，是一种表达政治思想走向的工具。而其文学特征表现甚微，成为辅助政治的手段。下面就《人民文学》1976年一年的期刊为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复刊当年《人民文学》的期刊状况。

一、《人民文学》的复刊背景

虽然《人民文学》复刊于1976年，但在1972年，复刊工作就已经开始启动。这年夏天，由于和的鼓励，有关部门开始准备《人民文学》刊物的复刊工作，原《人民文学》副主编李季从湖北咸宁调回北京，主持筹划复刊工作，但当时“”对其工作万般刁难，不予以批准通过。最终，这次复刊工作被搁浅起来。《人民文学》复刊的重议是到了1975年间，此时的文艺领域，早已不是“百花齐放”时代，各种文学形式不见踪影，革命样板戏充斥着整个文坛，当时的文坛一片沉寂。面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严厉批评。1975年，在对电影《创业》审批时，明确提出了“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一批示促进并影响了全国文艺政策的重新调整，指明了文学前进的正确方向，无疑给当时的文艺界带来一股和煦的春风。的这次批示，立即得到了当时文化主管部门的回应，并迅速提出了调整文艺政策的措施。自此，《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再次提上日程，并于1976年1月正式复刊。

二、复刊后《人民文学》的期刊内容

复刊后1976年的《人民文学》共出刊9期，上半年为双月刊，出刊3期，下半年为月刊，出刊6期。在首期扉页上有在创刊号的题词:“希望有更好的作品出世”，表达了对文艺领域寄予的美好期望。而纵观这9期期刊，几乎篇篇文章或作品都是以文学形式来传达政治走向的。《人民文学》从第三期开始刊登重要的政治文件，如第三期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一切职务的决议》，第四期全文转载两报一刊社论《在斗争中建党》，第八期转载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等重要文件、决议共计14篇。同时，《人民文学》开设了许多紧跟时代的专栏，如“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愤怒声讨党内走资派”“领导伟大的党”等专栏。还有“抗震救灾”“纪念鲁迅诞辰”及“庆祝粉碎‘’”等众多主题。从这些专栏及主题中，可以看出刊物与政治事件是遥相呼应的，与政治生活是密切关联的。此时的《人民文学》已不再是表现文学的刊物，而是对社会动荡及政治话语演变的抒写，成为传达国家政治声音的载体。1976年《人民文学》跟随国家文艺政策调整的方向，其发表的作品形式也丰富起来，大体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评论等四类。作者组成不仅有老一辈作家茅盾、冰心、郭沫若等，还有在新时期成为主力军的蒋子龙、陈忠实、陈建功等人，大量的工农兵作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创作原则基本紧跟当时的政治走向，发表了一系列应时代要求的作品。

(1)小说类文章共计36篇，其中转载各地作品4篇，革命故事小说7篇，儿童文学作品2篇。在第二期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明确指明了当时的写作方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反映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努力反映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把反映无产阶级专政下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作为创作课题”［1］。随后《人民文学》相继发表了反映这一文艺政策的众多小说作品，如第二期的《严峻的考验》，第三期的《无畏》《暴风雨》，第四期的《铁锨传》、第五期的《占领》等。虽然这些小说内容各异，但在叙述“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观念中基本是统一的模式，即新旧两大阵营的斗争。例如在《严峻的考验》中，明显出现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年轻人许长山和局党委书记张朴为代表的新阵营，一个是以副书记李福章和机动科组长董志平为代表的旧阵营。在斗争刚开始，一直是旧阵营占上风，最终经过许长山不断努力斗争以及张朴的帮助，革命斗争获得胜利。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基本都有一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例如《无畏》中敢于造反、年轻无畏的公社党委书记杜乐，《机电局长的一天》［2］中坚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局长霍大道，《暴风雨》中带领广大群众，向走资派和专修主义路线发起猛烈攻击的青年工人王海鹰等。这些主人公都是阶级斗争的中坚力量，正是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使斗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2)诗歌类共计69篇，但这众多诗歌几乎没有一篇完全表达自我感情，大都是对政治态度的表达和政治事件的叙述，作者大都是工农兵。由于首期刊发了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篇，并组织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文艺界随即将这两篇诗词看成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反修防修的思想武器。诗歌虽然众多，但表现内容、形式较为单一，大都以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战歌与歌颂党和、社会主义及当时时代的颂歌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上海工人组织赛诗会，表达了“一首诗歌一门炮，万炮齐轰走资派”［3］的强烈感情;大寨农民表达了“铲除资产阶级旧基地，保卫无产阶级新天下”［4］的决心。除此之外，还有歌颂共产党“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前赴后继无阻挡”［5］;歌颂“与日月同光，永远照耀着我们的锦绣大地，与山河并存，永远培育着无产阶级的万代儿女”［6］等。这些诗歌运用“民歌体”形式和大量的口头语言组织诗句，语句简单凝练，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掌握和流传。

(3)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类共计75篇，其中，散文49篇、杂文21篇、报告文学5篇。散文的政治特征依旧突出。其中有表达年轻红卫兵对无限崇拜之情的《火红的袖标》;纺织女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幸福车》;洞庭湖畔人民学寨运动、大寨人精神的《洞庭波涌》。除了这些主流题材外，还有赞扬中赞两国在修建铁路时筑起两国友谊之路的《回国之前》以及赞美在戈壁滩上不畏艰险为边疆人民看病的青年女医生的《骆驼背上的医院》等。而从第7期开始，则掀起了颂扬、华主席以及庆祝粉碎“”的散文创作小高潮。此时散文表现出的文学特征较为明显，作者运用了较为优美、舒缓的语句描绘了“滚动着茫茫无际的大地绿海”的内蒙古大草原，“雪白的云朵在山巅飘绕”的黄土高原，这些美丽的景象给读者带来了为之一新的视觉审美享受。杂文部分从第三期开始开设专栏《投枪集》，作者的创作基本保持非正即反的一元论，态度较为偏激、激进。如三、四期中《妖风、台风及其他》《做梦、说梦及其他》等杂文，批判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以及他在经济、教育等各领域的整顿，将其看是“股冷飕飕、阴冷冷、充满杀气”的“妖风”，是“地地道道的右倾翻案风，资本主义的复辟风”［7］。杂文语言锋利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但依旧保持了强烈的语言风格，批判“”的阴谋是“一场群魔乱舞的复辟丑剧收场”;批判是“一个进行了充分表演的风流丑角”将“被永远赶下了历史舞台”［8］。《投枪集》中的杂文篇幅短小精悍，语言尖刻犀利，继承了杂文一贯的特点，但文中所特有的语言风格值得进一步思考。报告文学是以一种文学手法真实反映和评价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共5篇。第一期的《踏上地球之巅》叙述的是1975年5月27日，我国9名登山者克服困难登上珠峰的事迹。第五期的《强震吓不倒英雄汉》和《来自唐山震区的动人报告》，这两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记录了灾后军民救灾的过程。文中虽然有众多政治性话语，但作者以文学形式将真人真事展现给读者，给读者以精神上的鼓励。

(4)评论类文章共计48篇，文艺评论文章内容广泛，样式繁多，总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为当时文艺领域指明创作原则的文章，如《要重视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高唱继续革命的战歌》等;第二类是为迎合当时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批评文章，如《统治阶级为什么有时禁＜水浒＞》《从宋江看现降派》等。第三类是作家的创作体会，如革命现代京剧《磐石湾》剧组创作的《努力歌颂人民战争，塑造民兵英雄形象》。第四类是评论具体诗歌、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的批评文章，如《重读＜暴风雨＞》《革命故事好》《飞吧，英雄的海鹰》等。

三、复刊后《人民文学》的历史评价

1976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而复刊当年的《人民文学》同样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政治气候的敏感变化影响着刊物刊登文章的批判方向，使得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创作方向，创作出众多配合政治权利斗争的文学作品。《人民文学》俨然转变成了一种表述政治话语的辅助性工具。然而，研究《人民文学》的历史，又不能无视其复刊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它毕竟为“”时期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人们带来了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为众多新时期作家提供了创作文学作品的机会。因此，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记忆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为“”后文学走向复苏、新时期文学即将到来提供了展现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