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危机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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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命题，旨在廓清文学本质，对文学研究的对象作出明晰界定。就文学性的问题意识来说，探索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厘定文学的本质特征，具有鲜明的本质主义色彩，属于现代范式的逻辑思维方式。就文学性的解决方案而言，俄国形式主义从文本内部的物质构成切入，法国结构主义致力于构建完整可转换的语法关系，将各类要素统一于和谐整体。两者对文学性的挖掘，在立场上皆暗含对理论纯粹性的诉求，在策略上均将文本作为封闭实体，聚焦文本的内在结构，受到了后现代的猛烈冲击。1968年，法国的子夜出版社合集出版《泰凯尔:总体性理论》，宣称:“一直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属于一个已经过时的时代，它已经为新生的书写科学让路。”［1］(P212)何谓新生的书写科学?如何挽救文学性?法国文论家巴特(RolandBarthes)与苏俄塔尔图符号学派代表人物洛特曼(JuriM．Lotman)基于传统文学理论范式困境，从文本多因互动格局入手，以对话产生意义为核心要旨，围绕“作者”挖掘出文本的开放性和生产性，对等级森严、缺乏活力的文学本质观展开批判与重建，促使文本从静态结构转变为跨学科的书写实践，推动了文学性的内涵变迁。

一、巴特的文本观

在《从作品到文本》中，巴特将作品视为牛顿式封闭系统，而文本则是爱因斯坦式开放体系。前者是作者中心论的迷信产物，后者则倡导互文性生产。文本依赖话语运动，不求分类，不讲出身，主客不分。巴特指出:“为了反对一种以所谓的牛顿方式一直进行观照的传统的作品观念，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对象，这一对象通过清除和颠覆先前范畴而获得，这就是文本。”［2］(P156)巴特所言从作品到文本的过程，实际上是以颠覆作者的绝对权威为前提的。文本不再与作者发生关联，作者在文本中不再具有立法者的意义。1968年，巴特发表《作者的死亡》，宣布出现在作品前后，操纵作品，表达自我的神或人的死亡。作者不再是与作品分离的存在实体，不再是作品起源和主宰者，而是与作品同时共存的存在者。作者从神蜕变为编制文本的抄写员。巴特指出，传统作者观念的瓦解是一个历史事实或一种写作行为。传统的作者与作品是按照线性时间构造的，作者先于作品，而现代作者观则认为作者与作品同时产生。作者的功能在于弥合写作中的各种力量。皮斯分析说:“在作者之死的警醒中，巴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定义:话语游戏永远驻足于自我规则之内，而不需要任何被认为是他所进行的写作游戏的动力的作者和读者。”［3］(P107)也就是说，巴特把文本存在视为与作者有关，但又完全脱离作者控制的符号化存在，以此途径消解绝对主体。巴特提出:“流行意义上的文本是什么呢?它是文学作品的现象表面;它是用来构造作品、用来以某种方式构造稳固的和尽可能单一意义的词语构造物。”［4］(P32)此种文本源于19世纪及其以前古典科学思想为基本特征的认知模式。形式服从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仅具有透明的中介意义。巴特直言其文本观受益于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的著作。正是前人将文学归为语言学，故可借助于符号学进行文学话语分析。同时，也正是语言学暴露出的弊端，导致文本的诞生。巴特指出，语言学分析仅停留于句子分析，一旦超越句子，此种方法便无法施展其魅力。故“文学符号学需要文本概念，需要高于或内在于句子又在结构上与之不同的话语单位”［4］(P34)。《文本理论》中的重要命题是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之间的空间关系。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由此主体摆脱我思，服从差异逻辑。巴特称:写作不停地设定意义，是为了不停地将其驱散。文学正是以这种方式，展开一种反神学活动。这活动是真正革命性的，因为它拒绝固定意义，拒绝上帝及其共谋:理性、科学、法则。［5］(P308)后期巴特认为，文本是内在矛盾的有机整体、立体空间，充斥差异和混乱。如其拆解后的《萨拉辛》，561个阅读单位，发出5种声音:经验的、个人的、科学的、真相的、象征的声音。不同声音代表不同符码:布局、意素、文化、阐释、象征［6］(P84)。巴特《批评与真理》、《叙述结构的分析引言》(1966年)到《S/Z》(1970年)的变迁，充分演绎了语言覆灭、话语诞生的历程。巴特认为，结构主义时期的他求助于从多到一，从零散文本归纳总体结构，但在《S/Z》中，他拒绝之前的做法，颠倒视角，承认每一部文本的特殊性。巴特称:“假定每一部文本都有其自身的某种模式，易言之，每一部文本都必须区别对待，‘区别’在这里完全应作尼采式或德里达式的理解。”［7］(P355)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本永远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被代码切割剖析，然而它又并不是某一代码的产物(例如叙述代码的产物)，它并不是一种叙述语言(langue)的言语(parole)。”［7］(P355)巴特以字典为例，说明所指在能指下的不断滑动。字典使得一个能指指向另一个能指，另一个能指再指向下一个能指。如此推演，能指的海洋使得意义不断延迟。逻各斯中心主义将本质、存在、上帝、主体、人等放置于理论体系的中心，成为理论体系的目的以及出发点。但由于中心位置，这些符号不接受任何质询，不证自明。而文学的本质不再成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因为它只是人对文学活动的抽象建构，是一个所指不断滑动的能指。所谓文学的本质，只能是一个由滑动所指组成的集合，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可见，巴特已与前期强调文本的自足性、注重静态封闭研究不同。秉持开放的文本理念，强调文本与他文本、历史文本、潜文本对话，更为关注动态、开放的语义空间，重视来自各种力量的对立冲突。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纳入历史诗学、文化诗学视野。

二、洛特曼的文本观

洛特曼指出，文本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发生的一场永恒战斗。他将视线放在“作者—读者”交叉地带，强调文本的交际功能，重视信息两端发送方与接受方，即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往行为。通过揭示文本、读者、作者、世界，几方力量互补妥协、彼此制衡的关系，扩展文学性的内涵和外延。其一，保留作者选择权洛特曼并未全然抹杀作者。文本中主角有意背离规范，引起不可避免的、或然的“分散”。洛特曼认为:“分散自身的数量是作家艺术方法的标志之一。”［8］(P353)从民间故事或中世纪文本，延伸至荒诞派戏剧中不可预言性。主角的行为不可预料，洛特曼将之归为作者的精心摆布。“作者有意识地力求使他们(人物)明确起来，在他们身上体现一种与五彩缤纷的生活的对立。”［8］(P360)洛特曼归纳了作者的几大权限:在可供选择的切分部分作出取舍;在可供选择的组织之间作出挑选;在语言中的相同因素之间作出选择;在不同艺术语言之间作出权衡［8］(P415)。他以普希金为例，指出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语义效果。其二，引入读者维度洛特曼将文本设定为意义发生器，意义的具体生成依赖读者。读者参与意义的创造，是文本内的功能性要素。他指出:“语言和信息的情报价值，是随着读者的代码结构、需要和期待而不断变化的。”［8］(P27)此类文本属于无中心控制、非有机整体向着差异游戏无限开放的文本。不仅强调读者的能动性对规则的反叛改造，而且强调规则的制约作用，避免阅读上的极端倾向。洛特曼在《文本的类型学课题》中指出文本功能的改变，赋予文本新的语义，他说:“文本是在一定的功能—形态范畴中被创造者领会的，是在另一些范畴中被感知者领会的。”［9］(P11)洛特曼还强调:“必须使‘艺术’和‘非艺术’文本的区分进入感知者的意识之中，但它进入创作者的意识之中却不是必须的。”［9］(P13)换言之，洛特曼引入读者，以期缓解文学性危机。他将读者参与文本的行为，形容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生物体。信息的每一连续部分都能随着反复阅读而被吸收。正是读者的介入，方能保存文本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他说:“文本为读者的意识所接受;每一种新的意识代码都会给我们带来文本中新的语义层。”［8］(P98)洛特曼指出，读者对待文本有三种方式:作者—读者文本的形态分类一致;读者将文本纳入自己的系统，不关心作者系统中的功能质;读者不掌握作者的分类系统;在反馈系统中，开始掌握作者系统［9］(P11－12)。他专门绘制图表，描绘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正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衍生无数关系，产生无穷意义。其三，“读者—文本—作者”呈对话关系洛特曼指出，读者、作者、文本、世界多个维度同时存在，推举互文性的复调结构。他引入视角主义，推动单一主体向复数主体的转变。如同克里斯蒂娃在《如何谈论文学》中指出，不是狭义的“我”在阅读，而是人们在阅读［7］(P374)。视角问题将一种动态因素引入文本:每一个视角都追求真实性，并且在与相反的视角的斗争中力图表明自己的正确。但是假如它在斗争中消灭了对手，它就破坏了它自身的艺术影响。比如，当浪漫主义消亡时，对它的攻击就不再作为艺术视角而存在了。［8］(P389)视角主义带来的效果是各种力量的斗争。谁占有真理?读者还是作者?洛特曼强调文本的多语性复调特征。如《当代英雄》中，不同视角转移，展现出真理的不同面向，如毕巧林的性格由作者的眼光、马克西姆的眼光、毕巧林自己的眼光以及其他人的眼光体现出来。每个人的视阈都受到限制，同时每个人的判断都内含真理。洛特曼通过具有联系性质的结构，反对将单个主体视为意义本源，驳斥唯一的主体是抽象的、人际构成物，重视主体与主体之间对话的复调性。由此合理有度地解决了局部与整体、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超越了形式主义美学，拓展了文化视野下形式文论的生存空间。

三、对话美学: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范式

现代范式的文学性，追求边界意识，捍卫差异。按照卡勒所言，其目的是揭示产生文学效果的潜在系统。文学性类似于语言，即普遍语法。而特定的文学阅读行为相当于个别言语。文学研究在现代知识生产和教育体制内若要占有合法地位，在现代大学体制中必然体现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必须坚持自己的学科特性，强调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从文学与非文学的二元对立出发，以小说、诗歌等文学经验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事物内部寻找本质，无疑人为地缩小了文学领域，掏空了文学内涵。结果是无法获取文学这一具有流变性、多样性、丰富性的对象特质;徒留技巧，悬空结构，掩盖了文学与广阔的社会历史、深邃的精神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后现代范式的文学性，跨越边界，消解差异。其指归在于颠覆形而上学，消解上帝、理性、科学、真理等超验所指，但合理必然的主体也随之消弭。理论范围远远溢出文学范畴，无以为界，一切现象符号化、文本化。文学地盘大肆扩张，外延无限扩展，同时也加速了无边理论的自我毁灭、自我吞没。文学理论终结论本质上代表了人文学科的普遍危机。故布鲁姆大声疾呼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回到文学性来讨论文学作品。

以巴特与洛特曼为代表的对话美学，以对话主义为内核，既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又合理地扩展了文学的外延，具有启示意义。巴特指出写作、读者滋生意义，洛特曼提出编码生成意义。两人皆有意识地引入读者，而能动的读者必然需要确定不确定点，离析含混，澄明隐喻，关联互文。故阅读随之成为富有创造力的活动。由此动态、不确定的活动便卓有成效地一举打破现代范式文论静止封闭的结构，揭示了文本具体化、阅读个体化的历史过程，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和生产性。文本不再具有先验意义，读者的介入使之始终处于当下时态，成为生产意义无穷尽的循环之链。巴特与洛特曼的文本观呈现出作者到读者的范式转移。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解读，作者经历1960年代后，不再作为文本的生产者，而是成为文本作用下的一种“结果”或是一项“功能”［10］(P15)。如何理解作者功能说?从目的而言，在于稀释作者作为作品生产者的权威形象，将现代范式“伟大的”文学作者、创立者转变为诸多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的复调关系。从效用而言，读者为媒介，在现代性与后现代两种诉求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和制约关系。有效规避了结构主义否定主体、抹杀作家造成封闭的文本中心，代之以作家、世界、读者等多角对话关系，互主体模式取代主体论和结构论。破解本体实体论，揭示真理的他者性与意义的生成性。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瓦解总体性，打破结构的同一性和中心化。同时，以调整作者功能为契机，对现代性理性精神、经验主义、主体价值进行合理扬弃，运用辩证法思维的韧性，取消单一主体，突出话语的无限可能性，在系统和主体、主体与主体的矛盾关系上，维护整体，重视局部，着眼共性，保护个性，大力弘扬了人的对话性存在———多种声音平等对话。在现代性之维中开启后现代场域，在差异中求共识，在多元中求汇通。

巴特与洛特曼的对话美学在学理构架上摆脱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在比照中确定性质，在关系中谋求平衡。在未完全抛弃结构普遍性的前提下，沿着文学性轨道，注重社会语境的再生性，宣告审美活动本质就是审美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关系。不仅使文学的知识范式跳出语言学牢笼，挣脱形式主义美学束缚，圆融作品、读者、作者、世界四端，形成“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促成文学性至文本性、文本性至互文性的转变，构建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型理论研究范式。在价值取向上，提倡兼容互动、和谐共生的复调格局，以此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逻辑困境。其标示的第三条路，既批判现代性的极权主义，又反对后现代的虚无主义，既抽取现代性的理性力量，又皈依后现代的多元立场，双向借鉴形成其对话气象，达成差异与同一互补型视阈融合，代表的是肯定和具有创建性的思维路向。在当下反思现代性、回归文学性的背景下，具备当下可及的理论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