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忏悔心态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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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随着佛教兴起，忏悔思想开始盛行，成为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史籍记载当时“家家斋戒，人人忏礼”，贵族文人热衷于佛教忏悔活动，相应地忏悔精神也体现在当时文人的思想、心态、文学之中，本文以期从忏悔精神这个较为独特的视角来关注南朝文人的精神世界与生命情怀。

陈寅恪先生曾言：“中土忏悔实出自西方。”〔1〕中国的忏悔思想来源于佛教，“忏悔”一词本身就是结合了梵语“忏摩”与汉语之“悔”而造出的。中国本土的智者大师最早对忏悔作出解释：“夫忏悔者，忏名忏谢三宝及一切众生，悔名惭愧改过求哀……举要言之，若能知法虚妄，永息恶业，修行善道，是名忏悔。”〔2〕佛教经典都说明忏悔为消除罪业的最好途径，功用非凡，为佛教中最与众生方便的修行法门。佛教传入之前，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亦不乏相关精神，梁启超就曾说：“佛教曰‘忏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实质大有相通之处。先秦儒家思想重自省、重改过，孔子提出“内自讼”，曾子强调要“一日三省吾身”，要求的是以“不自欺”的自觉精神来“反身而诚”，达到“慎独”，依靠的是内心的力量而缺失神明的监督。孔子要求“言寡尤，行寡悔”，荀子曾言“大儒”的一个标准就是“举事无悔”，少过失而寡悔才是儒家君子修身的较高目标，儒家的自省无需向神告白，而佛教“忏”的本意即为“自陈过也”，〔3〕鼓励公开自身的过失，佛教这样的理论正是南朝文人不避讳自陈罪过的思想基础。传统思想的积淀与外来思想的冲击共同造就了南朝忏悔思想的盛行。南朝忏悔精神之盛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当时文人对生命之苦的体认，乱世生命的脆弱和渺小，使文人普遍从关注彼世的佛教中寻找心理安慰。第二个原因是佛教宣传的地狱之恐怖和天堂净土之诱惑，沈约《忏悔文》中也说明“彼恶加我，皆由我昔加人。不灭此重缘，则来恶弥遘”。南朝文人往往因为因果报应的影响而忏悔。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皇室贵族的重视与推动，尤其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梁武帝萧衍，二人非常重视忏悔与戒律，影响很大。萧子良所作《净住子净行法门》与在梁武帝主导下编写的《慈悲道场忏法》是南朝最为成熟的忏法著作。

忏法是讲忏悔修行的具体方法、记录与忏悔过程相关的思想、仪式等的文献，在隋代比较成熟的《法华三昧忏仪》之前，南朝的忏法发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与南朝文人忏悔思想相关的具有忏法形式的文献是《净住子净行法门》（以下简称《净住子》）和《梁皇宝忏》（正式名为《慈悲道场忏法》，本文称《梁皇忏》），借助于对这两部文献的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的文人心态和精神状态。萧子良非常重视忏悔在修行中的作用，认为“灭苦之要，莫过忏悔”，且多采用儒家思想解释比附佛教思想，行文多采用“经书互映”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儒家与佛教思想的一致：“内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意殊名异。”这也是符合了当时内外兼习，道俗同听的社会风尚。当时结合传统儒家理论来说明佛教忏悔之理的也较普遍，中土帝王之所以重视礼忏仪式，在于看重忏悔对于社稷民生的多方位作用：“或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飨鬼神，或祭龙王，诸所祈求帝必亲览。指事祠祷讫多感灵，所以五十年间，兆民荷赖缘斯力也。”〔4〕佛教的忏悔俨然取代原来中国本土的祭祀或一些宗教活动，中国的特色日益彰显。《净住子》与《梁皇忏》中的蔬食与孝道内容，就更好地与儒家的仁和孝观念联系了起来。“慈悲”当时的意义本来就与戒杀与素食有关，沈约的《究竟慈悲论》就说：“释氏之教，义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为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中直接用儒家“五常”来比附佛教“五戒”，说“仁者，不杀之禁也”。《梁皇忏》中关于因杀生食肉的忏悔就更多，这与梁武帝大力倡导蔬食有关，在《净业赋序》中宣称的原因也是为了尽孝道。《净住子》“十种忏悔门”就要求将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构成忏悔修行的动力之一，《梁皇忏》有“奉为父母礼佛”的内容，其中的因果故事中，因为不孝而遭受果报的故事仅次于杀生。成功地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也可以说是南朝忏悔在中土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

佛教忏悔思想在南朝还体现在传世的文字上，尤其是忏文之中。忏文是记录礼忏仪式或忏悔自身罪过写下的文字，南朝文人因为文化与佛学造诣都很高，故而写作的忏文与后代忏文相比更具有文学价值，颇具个性化色彩。南朝的忏文较集中地收录在《广弘明集》卷28《悔罪篇》中，体现忏悔思想的还有一部分愿文、唱导文、诗文等等。从这些忏文来看，南朝文人贵族不但参与礼忏活动，还亲自撰写忏文礼仪，凭借对佛理的精通和身份地位的影响积极地参与到了当时的佛教忏悔活动之中。就文人写作忏文的目的而言，个人往往为了除障去病，皇帝则为了国泰民安。陈文帝《金光明忏文》中更言忏悔之功德“能与众生快乐，能销变异恶星，能除谷贵饥馑，能遣怖畏能灭忧恼，能却怨敌能愈疾病。”佛教的斋戒忏悔可以造福他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王罪己传统相结合。如《续高僧传》记载梁武帝推行《梁皇忏》的目的：“故文云：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护念国土、怜悯苍生成为南朝帝王忏悔的一大功能。对于这些高高在上的南朝的王公贵族而言，能自我表白批判是很需要勇气的。佛教对待已犯过失的宽容态度很好地鼓励了信众正面自己的罪责，在这样的理念中，南朝文人在忏文中都积极反省自己的过失，但是对自己的过失坦白最为详细也最为真诚的当属沈约之《忏悔文》了。沈约《忏悔文》忏悔了自己整个人生犯下的过失，认为自己“罪业参差，固非词象所算”，接下来反省了自己的食肉之过、杀生之罪、偷盗之罪、邪淫之罪、嗔怒之罪，反省可谓全面而深刻，有些很私密的罪过如年少偷盗、断袖之癖等都进行了坦承，不仅在南朝文人忏文中是反省最深刻最彻底的一篇，在其他时代的文人身上也很难见到这样的忏悔精神。沈约的这种忏悔精神是因为他对佛教虔诚的信仰，也能说明他内心强烈的忏悔情结。其本传评价他“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因为沈约这种小人式的人生观，后人大多对其《忏悔文》不屑一顾。明代张溥评论说：“佛前忏悔，省讼小过，戒及绮语，独讳言佐命，不敢搏腾。〔6〕”王鸣盛说：“约历事齐朝，年至六十余，乃为梁武帝书篡夺之策，又力劝帝杀其故主，其所为如此，忏悔中何不及之，乃自认扑蚊虻、淫僮女诸罪乎！”

皆讥讽沈约在《忏悔文》中“省讼小过”，要知道这并不代表他心中毫无忏悔之意。本传记载，“有妓婢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唯识沈家令’。约伏地流涕，帝亦悲焉，为之罢酒。”沈约怀念起当时与他恩情深厚的文惠太子，想必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忏悔。临死前不久他梦到齐和帝剑断其舌，惊惧之至，可以说明他心中久不能释怀，惊恐之下，他用道教的方式“呼道士奏赤章于天”，以表忏悔。可以说是他们原来的行为与自己心中的道德标准强烈冲突，这是推动南朝文人进行佛教忏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稍早的沈约相比，庾信、颜之推、沈炯等入北文人就遭受了更加铭心刺骨的家国之痛，忏悔之感也更加强烈。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夫有过而自讼，始发蒙于天真”，在《颜氏家训•序致》中自述“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自惭于“一生而三化”、“终荷戟以入秦”，感到“愧无所而容身”，他在《观我生赋》中忏悔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吠亩之人，……尧舜不能荣其朴素，莱封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幻想如果自己没有文才，也就可以“安贫乐贱”，人格就不会被玷污了。这种忏悔的痛苦也使庾信扭转了早期浮靡艳丽的宫体文风，变为“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哀江南赋》）他认为自己“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的贰臣行为就如“苦李无人摘，秋瓜不值钱”（《归田》）、“肮脏之马，无复千金之价”（《拟连珠》二十二），这种忏悔之下的折磨，使庾信常常自比为一棵“生意尽矣”的枯树，一棵半死的梧桐，“虽残生而犹死”（《拟连珠》）。这些文人只有生死的选择，而没有主宰命运的权利，只能生活在终生的忏悔之中。但是最具有忏悔意识的庾信，就把这种宗教式的忏悔带来的灵魂剧烈的冲突和痛苦融入了文字之中，其自我反省的自觉和深度，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他“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文字所蕴含的令人动容的力量，也可以说是他忏悔精神赋予他痛苦之外的礼物。他们的忏悔不是仅仅出自对果报的恐惧和修行往生的需要，而是出自传统儒家观念的浸染，这种深深的苦痛比南朝和平时期的文人忏悔要更加深刻，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的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使这些原本过着优游庸俗生活的文人，晚年作品气贯凌霄，情动江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