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文学自然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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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7世纪欧洲第一批移民到达美洲新大陆时，他们所看到的景象与欧洲的迥然不同。在这块欧洲冒险者认为是终极机遇之地的地方，有着数不尽的自然资源。最主要的当然是大量的土地，这在欧洲是极为稀缺的。这里一半以上的土地由茂盛的森林覆盖，森林中有大量的自然生物。这块陌生的荒野充满着无限的生机，让美国作家倾注了无限情感，也为他们提供了肥沃的文学想象土壤。正如史密斯所言：“能对美利坚帝国的特征下定义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影响，不是某个文化传统，也不是它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1]192。”

一、自然中的宗教

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宗教因素占据了很大成分，这时对自然的描述和冥想也多是基于宗教思考。布雷兹特里特(AnneBradstreet)的长诗《沉思录》(Contemplations)被称作美国第一首自然诗。在这首具有高度宗教意味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如何巧妙地将自然、人性、神性相结合，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当听到蝈蝈和蛐蛐鸣叫时，诗人很自然地想到世间的一切，认为蝈蝈和蛐蛐都是上帝的造物、上帝的象征，它们的举止都是对上帝恩惠的颂扬。诗人虽然关注大自然，但并没有停留在对自然之美的赞扬上，而是转向大自然的造物主，并对其进行深层的思索，认为自然之美是上帝威力的再现，诗人歌颂大自然就是歌颂上帝的伟大。像诗人弥尔顿一样，她终生试图阐释上帝对人类的各种方式。她曾说道：“我并非要展示我的写作技能，而是要表明真理；并非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2]。”浪漫主义诗人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上一阶段诗人的自然观。布莱恩特(WilliamCullenBryant)的自然也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对于布莱恩特来说，上帝创造了一切，并且时刻显示着自己的力量。在诗篇《飓风》(TheHurricane)中，诗人充满激情地呼号：上帝“展开长袍，带来了飓风”，“我”的每根血脉都在颤抖，“等待着飓风的到来”[3]110。飓风在这里成了上帝的象征。在《护佑悲伤的人》(“BlessedareTheythatMourn”)中，布莱恩特劝慰人们应该平和地去接受每件事，“因为上帝已经标记了每一个受难的日子/记住了每一滴隐秘的眼泪/而且天堂里无尽的幸福应能够赔偿/上帝的孩子们在人间所受的苦难”[3]34。在《森林颂》(AForestHymn)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布莱恩特坚定相信上帝是创造者的角色。他写到，“圣父，你确曾俯瞰毫无遮蔽的大地/然后用你的双手/养育了这些庄严的圆柱/编织了翠绿的屋顶/排成了这美丽的森林”[3]72。在布莱恩特的眼里，自然就是无处不在的上帝的显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显示出上帝的无所不在。正如布莱恩特所说，树木抽出新枝象征着“上帝的精神，以及他无处不在的力量/以及无法触及的庄严”[3]72。而且，在布莱恩特看来，自然不仅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城市、村庄等非天然的景观，这一切都是上帝精神的体现。自然可以说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思想的核心与基础。他在《论自然》和其他作品中详尽地论述了自然及其要义，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体系，对美国文学的独立贡献很大。宗教是爱默生自然思想的一个重要元素。这里所指的宗教更多偏向于精神性。在爱默生看来，上帝是精神性的普遍存在，而世界(包括灵魂和自然)是精神性的普遍存在(上帝)的流溢，是对最高的普遍存在的反映。也就是说，自然是上帝精神的象征，人与自然的交流，就是与上帝在沟通，自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爱默生的自然包含着深层的宗教元素。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主要来自爱默生。他没有爱默生那样系统的哲学论述，他的自然思想更多地体现在众多的自然作品和笔记中。此外，梭罗的自然观还受到印度教思想和印第安人思想的影响。他从爱默生那里接触了印度教及其他东方宗教的典籍，在《瓦尔登湖》等著作中多次提及印度教的人物和思想。印度教认为万物都是梵天的一部分，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不可分的，人类只要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可以和这个精神世界沟通。印第安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论的，他们认为自然中处处都存在神灵，因而对自然充满敬畏。

二、自然中的道德

在早期美国自然写作中，书写自然不仅只是书写自然本身，更多是抒发作者的某种道德情感。布莱恩特的自然诗歌就充满了道德教诲。《死亡冥想》的开篇便倡导人类与自然的交流，而当痛苦来袭时，也只有走向自然，倾听自然的教诲方能纯净心灵。诗人称：“去开阔的田野吧，去听听/自然的教诲，听听那从四野里——/大地、河川和新鲜的空气中——/传来的静谧而寂寥的声音[4]——”《致水鸟》(ToaWaterfowl)描写了诗人孤寂之时抬头看见一只水鸟独自在空中泰然自若地飞翔，通过一系列的自我追问，诗人悟出了一个道理：你已离去，深邃的天空，吞噬了你的身影；但在我心上，却深深地镌刻下了一个你留下的教益，不会轻易被遗忘。他，无处不在，在无垠的天空指引你的飞行，也会在我独自跋涉的征途上为我正确导航[3]26-27。《黄色的堇香花》(TheYellowViolet)通过描写黄色堇香花在初春时节绽放，默默地把幽香散播在冰雪之上，不与百花争艳。堇香花谦卑地朝向大地，而不是开在高处，令诗人想到了现实。他感叹道：“是啊，变得富起来的人们/忘记了朋友正在受煎熬。/我悔恨，自己步他们后尘，/竟然会模仿他们的倨傲[3]14。”诗人娴熟地从自然中生发出道德评价，给自然涂抹上了一层道德的光环。布莱恩特的这种做法在《写在进入森林》(InscriptionfortheEntrancetoaWood)表现的最为显明。在诗人看来，自然具有给人以快乐和安慰的功能，能够提供道德教诲意义。在《冬日》(AWinterPiece)这首诗里，布莱恩特谈到，当疾病疼痛折磨我的灵魂，当不平静之事扰乱我的心境时，我会走向森林，寻求精神的慰藉。在森林里，小径上散落的阳光就像是我的挚友，陪伴我一路走去。蜿蜒的山川，潺潺的小溪在若隐若现，就像是在邀请我去探胜。诗人指出，森林就是“一个平和的社会/与我交谈，慰藉抚慰我……”，在诗人看来，鸟儿的欢唱、溪流的潺潺，以及清新空气温柔地拂过脸颊“让我忘记/那些打扰我平静的思绪，而我又开始/在山峦的边缘重拾天真”[3]5。爱默生十分重视伦理学和伦理原则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而梭罗则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探讨人的存在问题。爱默生之所以重视伦理学是因为他坚信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向我们昭示道德法则和道德真理。和爱默生一样，梭罗相信自然能增进人的道德，因为自然的简朴、纯洁和美是衡量我们的道德自然的参照，他说:“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5]。”在梭罗看来，在大自然中实践某种新的简朴严肃的生活能够让人的“心灵降入他的肉体内去解救它，并以与日俱增的尊敬之忱去对待自己”[6]566。

三、自然中的社会变革

美国文学的独立是很多因素促成的，其中借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反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早期美国作家们通过书写自然，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各种社会变革，为美国文学独立之路铺平了道路。布雷兹特里特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只关注家庭生活的诗人，她的绝大部分诗作也确实刻画的只是诗人周围的环境。然而，布雷兹特里特为何将诗歌创作定位为家庭，却掺杂着更多的社会因素。随父亲和丈夫来到这个陌生地，她看到的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严苛的宗教文化。哈佛广场有布雷兹特里特的这样一句话，“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这个国家，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风格。”但是这句话其实还有一句，“但是当我确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方式，我顺从了，并加入到了波斯顿的教堂。”相对于初来新大陆的欢欣鼓舞而言，布雷兹特里特所要表达的更多的是无言的抗议。她顺从了当时社会的种种法则，并转向家庭与内心世界。作为纽约《晚邮》的主编，布莱恩特一直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要求改革刑罚、言论自由、保护工人权利、废除奴隶制，而他对社会、宗教的信念始终体现在他对大自然的态度上。借助探讨大自然的意义，布莱恩特抒发了自己的社会理念。在《死亡冥想》这首着墨于死亡的诗篇中，诗人一开始却这样写到：“热爱自然的人与世间万象/有着心神的交流，对他/她可说各种各样的语言[3]10。”在这里，布莱恩特努力与自然建立某种交流，而交流的最终目的是获得一种语言，来表达某种价值体系，或者某种感情模式。布莱恩特借助这种交流，以一种感官的、迅捷的方式获得了与自然谈话的权利。从早期创作开始，布莱恩特就很好地掌控了这种交流权，来诠释“世间万象”，传达个人理想。他将内心世界与外界的有形物体相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并通过这种对话来转化个人思想。诗人通过与自然物体建立对话模式渗透自己的思想，这些经过渗透的自然作为对话的另一方反馈给诗人，从而使得诗人的原初思想摇身一变，转化为可信的、增强了的意义。在诗篇“无邪孩童与雪白花朵”(InnocentChildandSnow-WhiteFlower)中，布莱恩特将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和自然物体相关联，巧妙而不露痕迹地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厌倦的时候将其弃之一旁/将这白色美丽花朵丢到地上/然而，当年华老去/请保有一颗纯净洁白的心”[3]93。凭着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活泼新颖的想象力，他往往能捕捉到大自然中最为细腻的魅力，创作出具有美国民族风格的作品。在他看来，所有诗歌的题材都可以在自己祖国的疆土上找到，诗人要擅于巧妙地运用这些资源来抒写美国。正因如此，布莱恩特在美国文学独立运动中起着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发出变革最强烈声音的无疑要数超验主义作家们了。这些作家从变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入手，抒发了社会变革的决心。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者提倡个性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主张用地道的美国文学来表现美国内容，塑造美国性格，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梭罗复杂的思想中也“具有颠覆社会秩序的革命冲动”[7]，如梭罗曾发表激烈的演讲为判处死刑的约翰•布朗呼吁。他并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思想。在瓦尔登湖的旅居事实上是梭罗的实验，是为了验证自己对社会改革的一些想法。他曾说道：“我从自己的实验中了解到，如果一个人能自信地在他所梦想的方向上前进，争取去过他想象的生活，他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将把一些事抛在后面，超越一个看不见的界限；新的，普遍的，而且更自由的法规将在他周围和内心自行建立起来；或者旧的法律得到扩大，以更自由的意义作出对他有利的解释，他可以在生命的更高级的秩序中生活[6]652。”

总之，自然的意义产生于阐释者及其立场，因而在不同的社会情势下，不同性别，迥异背景的人们会对自然有不同的见解，并产生诸多的自然书写。在美国创建及独立的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受着无限丰富与美丽的大自然的感召，早期的美国作家们用自己的想象勾勒了一幅别样的图景。这些图景有着基本相似的特征，那便是着墨于自然的宗教性、道德性，以及由自然而生发出的社会变革。这对美国文学文化独立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