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化视野下新边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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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曾经孕育了灿烂丝路文明的中国西部大地上崛起过一个新诗群———新边塞诗，它像彗星一般划过了中国诗坛的天空。如果我们的当代文学史遗漏了新边塞诗，那么其呈现出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图景必定是不完整的。然而，要准确叙述新边塞诗，科学评估其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反思的起点则是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及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

论及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全民族性的浪漫激情。对新生政权的崇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政治宣传的信从，甚至稍后的个人崇拜风气，引发了文学界的浪漫激情。此外，在战火中燃烧了一个世纪的、“一穷二白”的九州大地所面临的“重建”重任，使拓垦边疆成为迫切的使命。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方言的干部、工人、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的激情和创造新生活的渴望，伴随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的优美旋律，从四面八方奔赴遥远的新疆———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地方;与此同时，大量“红色”作家带着他们火热的激情纷纷入疆，体验生活，追寻艺术的圣境，他们所倡导、擅长的“追求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富于亮度”①的创作模式与新疆独特的民族风情、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产生了一批独具风貌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铺染了西部文学的底色，而且为新疆本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范本。一些学者注意到新边塞诗与“十七年文学”中闻捷等人诗歌创作的关联性。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等诗人的旅疆诗作无疑为新边塞诗的发轫提供了原始积累。“闻捷的诗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一代诗风，是新边塞诗的第一座里程碑，诗人无可争议地成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和开拓者。”②另一个对新边塞诗的形成功不可没的人物是郭小川。“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

总体而言，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张志民、李瑛、田间、严辰、柯岩等老一辈旅疆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艺术奠基和方向性引导，洋雨、伊萍、雷霆、孙涛、东虹、郭维东等新疆本土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实际的探索和开拓。但由于旅疆诗人的光环效应及时代氛围等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本土诗人多在旅疆诗人的既成道路上前行，并未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实力型诗人，其创作一直被统一在全国宏大的和声之中，笼罩在旅疆诗人的光环之下，新边塞诗的喷发期尚未到来。20世纪50至60年代，周涛、杨牧、章德益等陆续迁居新疆，70年代中期之后渐见其作品。然而走上诗坛伊始，三人仍拘泥于前人的创作路线与模式，“杨牧是以政治抒情诗出名的”;周涛早期则沿袭“郭小川式”的诗歌创作模式，“数年之间，随波逐流，不知诗为何物”;章德益的诗亦“幼稚和粗糙，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④。不过三人不愿做“前人脚下香客”，而有志于做“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⑤。周涛于1982年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文章虽短，却经过深思熟虑、周详规划，为日后新边塞诗的崛起与发展描绘了一幅简明的蓝图，故而人们多将此文作为新边塞诗及新边塞诗派成立的标志。随杨牧的《野玫瑰》、《复活的海》、《边魂》，周涛的《神山》、《鹰笛》、《野马群》，章德益的《大漠和我》、《黑色戈壁石》、《西部太阳》等诗集接踵问世，极大拓展了人们对诗歌的想象，斩断了捆缚新边塞诗发展的时代锁链，开辟了连通新边塞诗历史血脉的崭新通道，使新边塞诗走上了历史感与时代感兼具的全新道路。对新边塞诗的崛起另有一种解释，认为乃是源自“追赶内地的疲劳”和“标举个性的迫切”。“边疆写作”其实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不被主流认可或向主流讨巧都极有可能丧失发展空间⑥，抵御这种“边缘化的危险”，“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⑦就显得至关重要。新边塞诗正是要开辟出一条适合于边疆又不会被中心话语牵引的写作方式。新边塞诗的迅速起飞，不可忽视其背后文学批评的助推⑧。文学批评分为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和滞后性的文学批评两种，前者侧重于对“潜力股”的发现与开垦，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1980年代的批评界一如当时的创作界一样活跃，敏感的批评家们及时捕捉到新边塞诗崛起的信息，并及时对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置身话语中心的诗评家，如杨匡满、唐祈、罗振亚、谢冕等，先后发表《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丝绸路上新乐音》、《新边塞诗的时空概念》、《崭新的地平线》等文章，不但从社会和文学的双重视角对新边塞诗的价值给予肯定，并且对新边塞诗派的历史渊源作了初步梳理，对其整体风格作出了奠基性评估。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但其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真正倾力研究新边塞诗的则是新疆本土批评家，如周政保、余开伟、浩明、韩子勇等，以及孙克恒、燎原等其他西部省区的学者。其实，在周涛发表《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的近四年前，陈柏中与郑兴富合作撰写的《诗坛新花迎春开》，“可以说最早预示了‘新边塞诗’的崛起与繁荣。”

时至1981年，周政保更是大胆断言:“……他们(周涛、杨牧、章德益———引者注)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与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正在形成……”⑩后来证明，周政保作出的判断是准确的。此外，1982年在新疆大学举办的“边塞新诗”学术研讨会及会后编选的《边塞新诗选》的问世，对新边塞诗“形成队伍”、“鲜明旗帜”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在进行阅读之时，“读者头脑中已经存在一种‘前结构’，即读者心理上已经预先形成一种‘结构图式’，用姚斯的术语说，叫做‘审美经验期待视野’。这种‘审美经验期待视野’将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瑏瑡1979年4月《广州日报》刊登文章，认为此前具有“揭露”性质的文艺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瑏瑢。1981年主持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用文学哭天喊地或进行尖锐批评的创作倾向开始受到抑制”瑏瑣，加之整个民族急需自尊与振兴的迫切心情，新边塞诗生机勃勃、积极奋斗的格调，以及其中“既有历史使命感又包含着对未来的信心”的西部形象，自然十分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另外，初离“红色叙事”的民众并不了解其他形式与风格的文学，随后产生的朦胧诗一时也难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况且当时文学“拨乱反正”最初确实定位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与恢复瑏瑤，因而，脱下了“十七年”外衣却仍残留些许“十七年”体味的新边塞诗无疑是广大受众最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这也是新边塞诗诞生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新边塞诗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西部文化是中国西部一切艺术活动的重要背景。新疆文化虽不同于黄河、长江孕育的文化类型，但其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中原文化，因为西部文化更具有多样性与包容性。“由于西部中国的广袤辽阔以及历史的漫长、文化传统的悠久、各种民族的繁衍与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与新形态的不断出现、宗教的延伸、阻隔与冲突、民俗风情的各异、丝绸之路衰落消失造成的闭塞，等等，使这块土地割裂为许多个不相同的文化圈子。”瑏瑥历史上的西域就是文化驳杂之地，班超通西域带回长安的西域诸国的信息几乎皆被视为奇闻。西域诸国与曾治此地的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汉民族的中原文化，都在西域大地产生了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影响，还有对境外文化(如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也有一些影响。“由兰州经河西走廊至乌鲁木齐一线……其实是一条黄河流域汉文化的延伸线。”瑏瑦又由于古丝绸之路的贯穿，使新疆成为“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最先交流、荟萃的场所”，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碰撞和汇合的锋面。”由于地域广大、地貌多样，新疆的“雪域文化、大漠文化、绿洲文化”瑏瑧也各具特色，这些五彩斑斓的文化种类，一方面为新边塞诗人所对象化，成为诗歌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为新边塞诗人所精神化，成为诗歌的内在气质。惟其如此，文化的各色光泽从诗壳中折射而出，诗歌便也因此绚烂。从民族迁移来看，“向东是一条求生存、求发展的路;反之，向西行则是一条逆向的路，这就可以明白中国历代为什么把向西作为流放之路了。”瑏瑨古代边塞一些主要的人员交流，“无论是西行戍边，流放胡地还是和亲出塞”，“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瑏瑩。这就决定了西部文学苍茫、悲怆的底色。其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由于身处逆境，其忧患意识就会得到加强，“但由于实践能力的限制，其忧患意识就常常表现为对人进行全面的反思。”因而，迫切地关注时世、关注流民的现实境遇，并使其拔升到形而上的哲思层面，共同组成了边塞文学的基本姿态。应该说，新边塞诗的历史渊源是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新边塞诗中许多重要元素，诸如磅礴气势、巨制规模、浪漫主义气息、英雄主义质地、爱国主义精神、强烈参与历史的功名心、对动态美的痴迷以及独特的边塞话语系统等，都能在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中找到根据。当然，新边塞诗并非对古代边塞诗的复制，两者的相异性同样是显著的。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周涛对祖先采取的是崇敬和敢于超越的双重姿态，面对严峻的环境生发出的是热爱与积极改造的乐观情绪，具有以“人”为贵、自我价值彰显、放任激情等特点;而盛唐边塞诗核心人物岑参则很少思考与先辈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出对严酷自然的恐惧、以“君”为贵、扬“华”抑“夷”的特点和节制情感的倾向。这说明新边塞诗既有盛唐边塞诗的艺术基因，但又不是对遥远时代的盛唐边塞诗的简单回声。

普遍的叙述常常将新边塞诗与崇高进行捆绑。新边塞诗中的崇高源自“力量崇拜”，“目力所及，几乎全是激扬蹈厉，搏斗抗争的意向，各种对立的力量之间无不处于紧张、冲突的状态。”瑐瑡西部严酷的自然环境对生命个体的生存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适者生存的基本法则使西部成了力量角逐的广阔天地，周涛在《从沙漠里拾起的传说》中的“力量之美，速度之美，动态之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边塞诗共同的艺术追求。按康德的观点，崇高有“数学的”和“力学的”之别，即审美客体拥有巨大数字指标或巨大体积方有崇高感之诞生。力量之西部当然就是一片充溢着崇高、美感的空间，新边塞诗在崇高意境的营造上即使不标榜“最正宗”，其为当代文学所贡献的别具一格的崇高酿造方式也是功不可没的。“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瑐瑣更不用说地域气息异常浓烈的新疆，包括新边塞诗在内的文学无不受到地域文化的浸染。杨牧在《汗血马》中写道，“剽悍，强壮，洒脱，倜傥/因了血的灼沸而潮涨/炽情，厉志，遐思，豪想/因了汗的流淌而奔泻/那汗和血的交汇/一半洁亮，一半殷红/一半旭日出海曙/一半雪映天山月”;周涛在《荒原祭》中写道，“一切杀伐和征战/都似潮水退了岸/留下这块开阔雄浑的荒原/成了我对历史的祭坛”;章德益在《西部山岳》中写道，“我因此崇尚西部山岳/崇尚那力之悍美与/肃穆之静美/崇尚那使飞鹰得以强悍/使骏马得以威猛的，岩石的摇篮/崇尚那使大地得以峥嵘/使天穹得以接近的，沉默的威严”。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一方面浸润在历史文墨渲染和边地主观观感中的西部物象成了新边塞诗描写和抒情的对象;另一方面强韧如汗血马、阔大如荒原、巍峨如西部山脉的西部精神，“极自然地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豁达而粗放的世界观(包括诗歌艺术观)，那就是深邃悠长的历史意识，昂扬进取的人生态度，排斥了孤立性的整体眼光，以及那种把一切抒写对象纳入自己的情绪轨道的思维能力”瑐瑤，使新边塞诗彰显出瘦硬、雄浑的内蕴气质。内外兼具的带有独特地域文化的审美品质，既使新边塞诗的内容与神韵获得了和谐统一，又为诗坛尤其是中原诗坛逼真地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生动的塞外文化意象。新疆独特的地域性还表现在军人气质或类军人气质。

古代边塞诗的多数选题，如征伐、誓师、厌战、侠客、讽刺将领、征夫怨妇等，基本上都与战争相关，尤其是盛唐边塞诗———西部诗歌中最辉煌的部分。高适、岑参等人皆是为求军功投入边疆幕府，甚至边塞诗也成了战争的“副产品”(边塞诗人多在军中作文书工作，属正规编制，乃“职业军人”而非专业“诗人”)，从新疆历史上的执政机构亦可见一斑。从西汉首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时设置的西域都护府起，历经西域长史府、戊己校尉营、西域长史营、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察合台汗国、伊犁将军府、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直至解放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军事色彩从未淡漠。时至今日，黑龙江等地的兵团组织早已撤销，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仍保留完整体系，与新疆军区共同构成戍边固疆的重要力量，这也成为新疆特有的社会景观，始终影响着新疆文学的发展。在新边塞诗的三位领军人物中，周涛于1979年入伍，2003年授少将衔，是位名副其实的军人;杨牧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9年调至石河子市之前，在兵团莫索湾148团做工人;大致在同期，章德益在兵团农一师五团当农工及团中学教师。需要说明的是，兵团由于保留军队编制，其农工与农民并不完全相同，前者被称为“军垦战士”，军队的组织形式与内在精神是兵团的本质特征，这导致了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三位诗人的诗歌精神大同小异。同者乃军旅意识、(类)军人气质和军事话语的频繁而自然的运用。如周涛在《流沙》中写道，“它曾经想过/想突破白杨和沙枣的防线/切断它们的后路/掩埋水渠的动脉、水井的咽喉/把生命推进的历史掐住/成为一片废墟”;杨牧在《雄姿》中写道，“生在马背，战在马背，雄风抖一身威武的豪气/‘大雪满弓刀’不在纸上/在大野，在八百里沙场/这才是男儿汉的壮举:号角/连营。鼙鼓动地。旗幡/被冻得翻不动的时候，飞涌的马鬃/飘一支燃烧着的旌旗!”章德益在《八月，古原一滴雨的自述》中写道，“我飘过酷热、干旱、炙闷的记忆/飘过残垣、古堡、废墟的历史/我还在飘落头顶上/由万千雷霆组织的紫色的军阵/波动闪电的肩章已为我后备着/突入历史腹地的/光与电的出征”，等等，这些诗歌大量使用军事用语，是新边塞诗受地域文化影响深刻的明证，大大拓展了民族精神阳刚的一面。除了诗人生存地文化影响之外，新边塞诗的另一个文化源泉是诗人出生地或祖籍文化的影响。周涛生于山西潞城，来新疆前在此生活了八年。由于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毗邻等原因，山西历史上民风强悍。唐代边塞诗人王翰乃山西太原人，其性放任，其诗豪迈，传世之诗虽不多，《凉州词》一首就足以震响诗歌界。周涛诗作的底色正是如此，放任、豪迈、遒劲、野性十足，可视为山西文化与新疆文化精神碰撞的产物。周涛在《人杰》中写道，“你便从此知道/要到哪里去/一切气魄由此而来/一切技巧由此而来/不用学/一条水源充溢大河的目的/就是直灌东海/用女真人的血/激荡三百年的浪潮/(然后化进大海/甘愿无影无踪)”。如此力抵千钧的诗句恐怕在以雄浑著称的新边塞诗中亦难有匹敌者。杨牧生于四川渠县，他虽然写有《乌斯玛》、《夜投》等清新、优美的诗作，不过更多诗作还是与诗风“流畅而又奔放，慷慨悲凉”瑐瑥的盛唐边塞诗人李颀一脉相连，贯穿着浑厚、苍凉的情思，杨牧在《读吧，这部毛边书》中写道，“一部镌刻着百川之源、千山之父的/雄浑的巨著。刻着/石斧和青铜的冷峻/刻着古筝和编钟的沉宏/刻着黄帝陵和兵马俑的/庄严和悲愤;刻着/长城的骄傲和屈辱/刻着无数探险者/和他们有如祁连的肌腱/刻着至今直接用黄土垒屋的子孙/日月可鉴的赤子情愫/大西北，一部毛边书。”同时，“巴人的精明干练、坚韧及哲人的敏锐、机智和顿悟，铸造了杨牧复杂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风格”，使得其诗“富于诗意和具象的思辨”以及“对苦难人生的血泪体验”瑐瑦。

章德益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写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民生其际，多尚虚无。”与“我属于北方”的周涛相比，章德益的诗虽不乏万丈豪气，但不似周涛所歌咏多为实际可感之物，而是情自虚发，基本上皆为内心波动的直接记录，对象被反方向地心灵化，思维更加活跃、缥缈，章德益在《落日下的西部山脉》中写道，“山群，如火蚕，如赤鲸/如搏噬苍穹之金狮/如浴血者，如自焚之武士/如怒绽的红莲。如曝晒于天地间的/血迹殷殷的古蟒/如金鼓悬于苍穹”，堪比苏轼的《百步洪》。谢冕认为，西部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观照方式，其特点在于“物我两忘的彼此认同，从而有意地模糊主客体的明确界限。”瑐瑧循着这一思路有论者认为，新边塞诗人以物我同一、物我互现的观照方式实现着“西部与诗人的双向建构”瑐瑨。可以进一步指出，这种艺术倾向与祖籍地文化的影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在新边塞诗派中居执牛耳地位者何以是“移民”诗人而不是本土诗人呢?这是因为这些“移民”诗人具有双重文化视角的独特优势，它们不仅能够以新疆人的视角审视新疆，而且能以祖籍地文化的“他者”视角审视新疆，在两种文化的比较、碰撞中，真正理解新疆多彩的地域文化。“两种文化的撞击与交流既因差异便于比较，也因距离产生审美。”“当代文学的交流虽然日益频繁，而且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可是文学的地域风格和民族风格在不少作家那里并未因此而淡化，这正是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表征。”

新边塞诗人的创作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脚。新边塞诗如旋风一般吹过西部大地，声动全国诗坛，原因颇为复杂，历史积淀与现实生态、时代要求与受众心理、诗人追求与批评家的鼓吹，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考维度。只有对新边塞诗横空出世的历史与文化动因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才能对其昙花一现的深层缘由进行深刻的解读，从而更准确地把握西部文学的律动及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