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幻伦理批评走向现实历史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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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的批判，是从虚幻的伦理批判一步一步走向现实的历史批判的。在深入研究经济学之前，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达不到应有的张力；一经深入研究经济学，马克思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世界观，不仅不再高调批判异化，反而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异化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找到了异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且进一步指出，只有现实的生产力才能最终消除异化，使人重新获得主体性。

一、物化、对象化和异化

1.物化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高居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深层次结构之中。它要将劳动者退化为物，成为由物来支配、用物来衡量其价值和尊严的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物化。

2.对象化对象化就是指的劳动的实现、劳动物化在对象之中。劳动的实现意味着创造一定的产品，而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黑格尔曾经用对象化的概念来揭示劳动的本质，但他把劳动仅仅看作是抽象的精神活动。认为自我意识是主体,它外化为客体,这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即自我意识的异化。异化就是对象化。马克思把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认为异化是同雇佣劳动相联系的一种历史性的暂时现象，而对象化则是社会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必要因素,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基础。同时,马克思强调作为对象性活动（劳动）的对象化的客体的创造，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对自然界、外部世界的占有和改造。“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P92)。

3.异化“异化”（英文alien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alienatio，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在神学和经院哲学中，拉丁文alienatio主要揭示两层意思：一是指人在默祷中使精神脱离肉体，而与上帝合一；二是指圣灵在肉体化时，由于顾全人性而使神性丧失以及罪人与上帝疏远。荷兰法学家格劳修斯是用拉丁文alienatio这个概念说明权利转让的第一人。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表达了和格劳修斯相同的思想。卢梭在社会契约学说中，揭示了人的社会活动及其产品变成异己的东西。卢梭在《爱弥儿》中指出，文明使人腐败，背离自然使人堕落；人变成自己制造物的奴隶。德国著名诗人席勒通过批判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危害，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异化的实质，他认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个别小部件上的人，本身变成了部件。后来，黑格尔把异化理论发扬光大。他的绝对观念为了实现自身而自我异化为对象世界。[2](P22)“异化是观念发展自我驱动的必然逻辑构架”[2](P23)。在黑格尔之后，费尔巴哈在批判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在人本主义的否定的立场上提出来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颠倒，上帝不过是人的异化的观点[2](P23)。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赫斯提出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异化思想，特别是金钱是人的本质之异化的重要观点[2](P23)。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系统论述了劳动异化理论。

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伦理批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劳动现象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猛烈的伦理批判。在自然经济时代，人受自然的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应有的主体性。“以前是人之外的存在、人的实际外化的东西，现在仅仅变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外在化。”[1](P113)到了中世纪的封建土地占有制中，包含着“土地作为某种异化力量对人们的统治”[1](P83)。这是一种“死的物对人的统治”[1](P85)。人仍然处于被异化的地位。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统治人的力量不再是自然或者土地，而是人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客观经济物化世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想对立。“”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用表现为异化、外化”[1](P90-91)。“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多，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P91)。马克思总结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第一，工人同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创造出来的产品本来应该属于工人自己，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属于资本家。而且，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好，工人被奴役得越严重。“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的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1](P91-92)第二，工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工人的劳动活动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现在却不能属于自己。“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1](P93-94)。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体会不到劳动之美，体会不到主体自由自在的创造性活动之乐，却感到自己肉体和精神受折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他们还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3](P50)。第三，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动物根本不同在于，动物为了生存直接从自然界获得食物；而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产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人的类本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P96-97)。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制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实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而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把人对动物所有的优点变成了缺点”[2](P66)。第四，人与人的异化。由于工人的劳动产品不能属于工人自己，工人的劳动过程不是工人自觉自愿的活动，因而必然产生人与人的异化，即工人与资本家相异化。“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1](P10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异化了，资本家异化了，工人与资本家也异化了。

总之，人类主体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经济世界，但是人类却在这个经济世界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人失去了自己，却让自己的创造物———资本———获得了生命”[2](P67)。这就是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此时的马克思是站在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上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的，“这导致他不可能把理论阐述的重点放在对自由自觉的劳动在现实历史的层面上何以实现的说明上，而只能去重点关注以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为悬设标准去批判现实劳动形式的异化性上”[3](P49)。其根本原因是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学，还不清楚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只能从虚幻的先验的价值悬设和伦理道德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劳动现象进行批判。这种批判虽高调但无力。只有到了马克思深入研究经济学之后，才彻底改变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才使马克思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已经看不到这种对异化的伦理批判，而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历史批判了。

三、马克思在后期著作（1845年春以后）中对异化劳动理论的超越

从1845年春天开始，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革命。随着对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逐渐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认为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异化劳动现象有其必然性。要想消除异化现象，只有改变异化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或者说，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进行，才有可能消除异化现象。只有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使人重新获得主体性。

1《.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谨慎回避马克思在1845年3月写下《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篇论文。文中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时，马克思都尽量不使用“异化”概念。“借助于工资可以进一步确定，工人是资本的奴隶，是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的高低，提高或降低，取决于竞争，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借助于工资可以确定，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无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的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给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就是‘劳动’”。“私有财产无非是物化的劳动”[1](P253-255)。这里的“劳动”就是马克思以前所说的异化劳动。但是在这里，马克思为什么谨慎地回避“异化”概念呢？是异化劳动的批判武器的张力不够吗？还是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另外一种批判的武器？“人只是在工业实践中，才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条件”[1](P257)。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已经由先验的伦理批判转向物质生产本身的历史发展。这已经非常接近发现产生异化劳动的根源的入口了。用张一兵老师的话说就是“他不再仅仅看到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劳动’现象这一结果，而开始探寻产生这种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原因。马克思的哲学新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桅杆开始显露出来了！”[2](P88-89)“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来了”[1](P258)。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从虚幻的伦理批判回落到历史的现实基础，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寻找异化的根据。

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平台，并且站在这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阐述了消灭“异化”的现实历史路径如果说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由虚幻的伦理高空回落到了历史的现实，正在接近找到产生异化的根源的入口，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找到了这一入口，并且试图打开这一入口。《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秋到1846年5月之间共同撰写的一部著作。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构建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站在全新的理论平台上，马克思对异化有了较前大为不同的看法。“只有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4](P537)。“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5](P275)。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此时已经没有了情绪激烈的高调批判而变得非常坦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异化还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换句话说，异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异化现象，此时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5](P275)，当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4](P538-539)。显然，马克思已经明确地站在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相互矛盾的立场上，来探讨消灭这种“异化”的现实可能性了。至此，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的超越。但是，马克思在发现了异化产生的根源的入口后能否打开这一入口？打开之后，能否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能否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异化，并且为消除异化指明一条现实的光明大道？那就要看马克思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能否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成功地加以运用。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资本论》的身上。

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物役性理论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彻底超越《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典范。马克思从商品、货币入手详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阐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各种具体表现，为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一条通往消灭“异化”、重新获得人类主体性的现实的历史路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三种社会形态：第一种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人的生产能力极为低下）；第二种是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第三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在前两种社会形态中，人类都处于失去主体性的状态，用张一兵老师的话说就是“物役性”。“这样，社会历史的物役性就有了双重含义，其一是自然物役性，其二是经济物役性”[2](P247)。即第一种社会形态是自然物役，第二种社会形态是经济物役。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人受到外部自然性的奴役和支配；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人受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必然性的奴役和支配。“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6](486)。本来，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是目的，生产是手段；现在却变成：生产是为了获得财富，人为了获得财富而牺牲人，即财富变成了目的，人却沦落为手段了。马克思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王国，必然王国只是暂时的，它必定要走向人类的自由王国。“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7](P361)。这种暂时的必然性一定要走向另外一种扬弃了自身的失去了存在意义的因素的、更高级的人的自由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是人类的自由王国。在自由王国中，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活动本身就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人的价值实现和创造过程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这才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劳动。这种人的自由劳动能出现吗？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7](P113)。“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由于劳动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就像在农业中那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7](P225-226)。在这种自由劳动中，不论是劳动时间还是闲暇时间，人都处于自由自在之中，自由劳动既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锻炼过程，又是人本身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类不必为谋生而奔波，人的所有活动都是身心愉悦的，都是在创造社会财富。“社会化的人，也就是说，共同结合的生产者，将会按照合理的方法来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安置在他们的共同管理下，不让自己受一种盲目力量的统治，并能用最小消耗，在最无愧于人、最适合于人性的条件下把它完成”[5](P963)。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作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被资本、机器所奴役和支配，工人失去了主体性；到了共产主义，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会缩短到最低限度，这样，人们的闲暇时间会延长到最大限度。这样就为人们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提供了时间保证。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人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自己多方面的才能提供了科技保证。“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7](P218-219)。“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7](P218)。

我们发现，在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无论是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还是闲暇时间、劳动时间，无论是生产还是生产力，都是历史的真实的存在，让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是如此的真实，而不再是以前那种高悬于空中的虚幻的价值批判。至此，马克思完成了用物役性理论对异化劳动理论的伟大超越，同时也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