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对尹洙文学著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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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好义理，尚经世。好义理者偏爱借《易》谈论天人之学，尚经世者喜好借《春秋》以阐发治事之道。故两宋经学以《易》学和《春秋》学最为发达，而《春秋》学又更胜一筹。《宋史•艺文志》所著经部书，《春秋》类在240种以上，超过《易》类，位居榜首。宋代的《春秋》学蔚为大观，成为了“显学”。经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话语，《春秋》学是经学里淑世功能最强的“显学”，而宋代《春秋》学又是《春秋》学史上大放异彩的华章，其对文学的渗透力极强。尹洙“深于春秋”，是宋代《春秋》学研究颇有成就的学者，同时作为一位从事古文创作、在古文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文学家，《春秋》学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尹洙对于《春秋》的精通使得他在史学和文学创作中不自觉地师法《春秋》，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必然会留下《春秋》学的征迹。那么究竟《春秋》学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春秋》学对文学创作影响的表现及对古文运动的意义又分别是什么呢？

一、《春秋》学对文学创作影响之核心因素———春秋义法

在具体探讨宋代《春秋》学对文学的渗透之前，有必要对宋前的《春秋》学概况略加梳理。其实，《春秋》学从先秦两汉至宋的历程是曲折反复的。《春秋》学从一般史书名“春秋”演变为“春秋学”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从“春秋”到《春秋》———通名化为专名“春秋”一开始只是先秦各国的历史史书名称，并不特指鲁国国史，“也许是由于鲁史为儒家所研习，随着儒家势力的张大，‘春秋’也就逐渐成了鲁史的专名”［1］。

（二）从《春秋》到《春秋》经———鲁史升为儒经在西汉贾谊《新书》的《六术》篇中明确地把《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典籍称为“六艺”（即“六经”）。至此经过孔子整理过的鲁史《春秋》变成了《春秋》经。

（三）从《春秋》经到《春秋》传———一经衍为三传传是对经的解释。三传分别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四）从“春秋”传到“春秋”学———传注蔚为“显学”对《春秋》的阐发，对三传的研究，都成了《春秋》学者的重要使命。宋代的《春秋》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尊王攘夷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余事皆其枝节耳”［2］，此外，宋代《春秋》学还具有“会通经传的主体意识”、“直寻大意的解经方式”、“偏重义理的哲学侵向”等基本特点［3］，尹洙之《春秋》学当然也包括其中，这些基本特点都会对宋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春秋》学对文学产生影响的核心因素仍是《春秋》义法，可以这么说《春秋》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指《春秋》义法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即使在孔子以前，《春秋》作为单纯的史册，它也是有义的。这种义就表现为史官记事的方法、原则及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深层价值观念。”［1］后来孔子对《春秋》以私人的身份进行了改编，就不是以史家求真为目的了，而是以劝善惩恶的求善为目的了，加进了自己的新义。孔子门人又对孔子的新义进行阐述叠加，经义越积越多。实际上，孔子和门人对《春秋》之义的解释、发挥就是最初的《春秋》学。由此可见《春秋》学重“义”的特点。钱钟书曾经说过：“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之理论，为‘春秋书法’，自史而推及于文。”［4］《春秋》学对文学之影响体现在诗学理论方面对《春秋》义法的涵化，也表现于叙事文学作品对《春秋》义法的运用以及文论家对此的总结。而真正广泛运用《春秋》义法于文学领域，从史传到撰制、诗文著述到小说创作，那是两宋时期。尹洙涵化《春秋》义法修史撰文（主要指散文创作），是宋代文学领域师法《春秋》尤为显著者。

《春秋》义法又称《春秋》书法、《春秋》笔法、《春秋》义例、《春秋》书例，它是孔子在整理鲁史而成《春秋》时编撰方法、思想原则和笔削法度的总称。《春秋》义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之《春秋》义法是不断被丰富和阐释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不断地有新的含义被吸收进去，是个开放性的概念。狭义内涵指孔子整理《春秋》最根本的编撰原则、思想原则和修辞原则，这些原则是《春秋》义法的核心内涵，这种核心内涵又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主要是指“属辞笔事而不乱”的编撰原则，包括了材料取舍上的“先内后外、录大略小”和“常事不书、有变乃志”和材料编排上的“统一时间概念”和“严密时间关联”；深层结构主指“惩恶劝善”的思想原则和“直笔”与“曲笔”的修辞原则［5］。而思想原则和修辞原则合起来构成了《春秋》义法的核心和精髓，即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前四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作为精通《春秋》的学者，尹洙涵化《春秋》大义以立身行事，进而发展为运用《春秋》笔法以修史撰文。尹洙熔铸《春秋》义法修撰史书既加深了他对《春秋》义法的体认，也锤炼了运用此法的技能，为他运用此法以撰文，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二、《春秋》义法在尹洙古文创作中的表征

上述《春秋》义法可以概括为三部分：基本内涵（春秋五例）；外延（经法，史法，文法）；本质特征（尚简用晦）。《春秋》“五例”是“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经法、史法与文法是“春秋笔法”的外延：经法意在惩恶劝善，故求其善；史法意在通古今之变，故求其真；文法意在属辞比事，故求其美。尚简用晦是“春秋笔法”的本质特征，是《春秋》对“诗三百”比兴寄托手法的借用和发挥，意在追求“一字定褒贬”的美刺效果［6］。“春秋笔法”之外延———经法、史法、文法，三者既相互融通，又各自相对独立。所谓经法，即惩恶劝善之思想原则与法度，史法是沟通古今的思想原则与法度，文法自然是属辞比事的文章笔法与修辞手法。其中外延是附属在《春秋》义法基本内涵上的，而“尚简用晦”的本质特征又贯穿于前二者中。故三者在尹洙文学作品集《河南集》中的表征即为“春秋五例”的表征。《春秋》义法基本内涵（春秋五例）对尹洙古文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尹洙散文创作“简而有法”的艺术特色上。欧阳修在《尹师鲁墓志铭》中曾说：“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7］又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云：“述其文，则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

（一）尹洙古文之“简”

“简而有法”之“简”包括了《春秋》五义中之“微而显”“志而晦”。“微而显”指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即用词不多而含义明显的书例）。“志而晦”是指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即记载史事，用词简约而含义隐微是也。）可见《春秋》义法的本质“尚简用晦”为此中应有之意。此两者同中有异：同者措辞之简约也；异，褒贬之显隐也。当然尹洙之文最多的用法还是“微而显”。1．“微而显”。尹洙之文总是篇幅结构简短，语言简洁质朴而直接地表达主旨。此也是“春秋”义法的文法外延的体现。如果说经法乃惩恶劝善、经邦济世之原则和法度，那么文法乃是昭示经法、史法这些原则、法度的修辞载体。也就是说，经法、史法所蕴含的深刻义理是通过文法的修辞形式来实现的。尹洙采用了简洁严谨的语言手段和简短的篇幅来表达劝善惩恶的目的。尹洙古文结集在《河南集》中，其中有“论”18篇，“记”12篇，“赠序”10篇，“书启”55篇，“行状碑志”34篇，“祭文”2篇，“表状奏议”59篇，共190篇。除了《岳州学记》及景佑、庆历年间的几篇策论奏议较长外，其余古文很少有超过500字的。语言朴直简古却主旨明显。如其作《审断》，全文仅187个字，用着极简古朴直的语词来论证“审”与“断”的关系。紧贴“审”与“断”的关系来谈，最终回归到为人虽然很难做到“圣”，“暴”也可以不为，但是“昏”与“明”则可以通过审断识别作为借鉴的主旨上。2．“志而晦”是指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即记载史事，用词简约而含义隐微是也）。在尹文中主要表现为“文简意深”。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铭》中提到“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7］。可见在欧阳修眼中尹师鲁之文是“文简而意深”的。的确在《河南集》中尹洙好多篇幅都是言约意厚，言简意深的。例如《题祥符县尉厅壁》短篇所表达的意蕴是很深厚的，即对于一个小小权力还未能“尽其官之所掌”的县尉却能做出“今京城中，禁军大将领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复知有赤县”如此政绩，不得不令人反思此背后的意蕴。

（二）尹洙古文之“法”

“法”，指章法———婉而成章，尽而不纡，及劝善惩恶的终极意义。

1．“婉而成章”，杜预解释为“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但后来该义例由经法渗透到文法时，侧重点已由‘屈曲辟讳’之法流衍为‘婉曲行文’之法［5］。历来评论家评论尹洙之文只强调其文古直劲峭，直抒胸臆的章法，而对其“纡徐婉曲”的章法很少提及。事实上在《河南集》中的确存在着这类作品。如《张氏会隐园记》，全文217字，将记叙、议论、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堪称一篇情景交融、夹叙夹议的美文。由于作者感触颇深，全文竟用了15个“者”、“也”、“哉”、“乎”这样的语气词，极尽纡徐委备，往复百折，容与闲逸之美，真乃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先声，可谓深得《春秋》婉而成章之法。再如《志古堂记》，名为记堂，记堂不过20余字，其余300字皆是议论，可谓挥霍之极。采用了对比议论手法，层层分析，步步推进，条分缕析，而又娓娓道来，不紧不慢，一步步把主题推向高潮，使议论走向深刻，最后得出“笃守古道”的结论，这种风格其实开启了欧阳修那种“纡徐委曲”的“六一风神”。当然这种笔法在尹文中并不多见，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欧阳修才蔚为大观。

2．“尽而不纡”意为“直书其事，具文见意”，“尽其事实，无所纡曲”，要求书者客观地把事实记载下来。例如尹洙的论兵之文中善于引用史实作为论据希冀对北宋客观现实有所裨益。以古论今，好作古今比较论，是宋代古文家论政之文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尹洙“博学有深度，尤深于春秋”（《宋史•尹洙传》），为文大有史法，欧阳修著《新五代史》即曾约他分撰。由于他熟知历史，学养深厚，所以作文常以历史事实作为依据。这也体现了“春秋”义法之“沟通古今的思想原则与法度，故求其真”的史学外延。在《叙燕》中论点为分兵戍边则国本益固。开篇曰：“战国势，燕最弱。二汉叛臣，持燕挟虏，蔑能自固。以公孙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独慕容乘石虎乱乃并赵。虽胜败异术，大概论其强弱，燕不能加赵，赵、魏一，则燕固不敌。唐三盗连衡百余年，虏未尝越燕侵赵、魏，是燕独能支虏也。”引用汉唐史实，说明赵、魏足以制燕，契丹虽得燕而不足患。又引用苻坚淝水之战、哥舒翰潼关之败的历史事实来说明“悉内以击外，失则举所有以弃之”的弊害；再用战国时六国虽师败于秦，然“散而复振，几百战犹未及其都”来进一步说明分兵备御之利；复以陈胜、项梁举关东之众“朝败而夕灭”的史实，告诫北宋谋国者千万不要“袭新造之势，徼幸与一战”。反复地征引客观历史事实来论证北宋需要分兵备御的现实。尹沫在《进贞观十二事表》中曾说：“圣人鉴治乱莫如前代，然于世易考、于事易通，则莫若世数之相近者。故《周书•无逸》历陈商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德，不及虞夏。臣以为方今宪法前古，宜在有唐；唐治之盛者，在于太宗。旧史具存，烂然可述。”他还曾上表，乞求仁宗延访大臣，讲求唐代开元、天宝以前用兵故事，从中借鉴对付西戎的策略。因此，在他的论兵之文中，他是有意识经常征引唐代的史实来论证其文的。

3．“惩恶而劝善”。“惩恶而劝善”杜预解释为“指善名必书，恶名不灭”，以期达到惩劝之作用。李建军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中曾将春秋五例分为两种：载笔之法和载笔之义。认为“《春秋》或直书、或制例的直笔，或婉辞、或变书的曲笔，这些都是载笔之法，《春秋》运用这些‘法’，目的还是为了表达‘义’”。即前面的四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都是为了表达“惩恶而劝善”之义。此也体现了“春秋”义法惩恶劝善之思想原则与法度，故求其善的经学外延。钱钟书认为《春秋》五例前四例是载笔之体，这一例是载笔之用［8］，揭示了春秋价值在经世致用，也即结合不同时代特色的“劝善惩恶”。历来对于《春秋》大义阐释不一，《左传》阐发崇礼思想，《公羊传》接橥大一统、尊王攘夷思想，《谷梁传》诠释民本思想等等，都认为其所阐的思想就是《春秋》大义。学者们都是见仁见智地阐发《春秋》之义的，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春秋》价值。而在尹洙《河南集》中也有着自己的《春秋》大义，尽管《春秋》大义各时代都有新的含义，但是都以“惩恶劝善”为指归。尹洙的古文尤其是论兵之文、议政之文中也都具有经世致用特点的惩恶劝善之义：或为垂示劝戒，或为救时行道。垂示劝戒之文，如《审断》其云：“圣或所不能，暴或所不为，若昏与明，后世其鉴哉！”其对统治者的劝戒之意明显至极。再如《巩县孔子庙记》记了河南巩县建孔子庙之事，先赞扬“今朝廷向儒术，”再赞“西都建学官，聚生员，为郡国倡始”，最后对李君的重建巩县孔庙“尊先圣以励学者”表示“其贤而法哉”的赞美。尹洙是从天子到郡国到府县到李君一路褒奖过来的，将自己对朝廷上下兴学重教的称杨表露无遗，目的皆在垂示典范而劝善。

救时行道之文如论兵文也很有特色。尹洙论兵之文不同于泛泛的书生之论，述战守备，详明切实，尽当时实情利害，其经世致用之特色极为明显，可以说是当时的政治良方。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称：“尹沫早悟先识，言必中律，同时莫能及。《叙燕》《息戍》《兵制》与贾谊相上下。适会其时，故但为救败之策尔。洙亦善论事，非所擅长于空文者也。”叶适称尹沫论兵之文乃“救败之策”，言之有物，不为空文，与《宋史•尹沫传》称“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尽当时利害”的评价相一致，都指出了尹沫论兵之文的一大特点：剖析边疆军事形势，谋划守边策略，详明削切，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宋代国防有着经世致用的指导性。宋代立国之初，宋太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教训，在兵制上采取重要措施之一为大用文人治国，以文制武，分散武将的兵权，以避免再次发生陈桥兵变的历史。这项措施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作用，但是弊端也显而易见。在《兵制》一文中，尹沫对此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认为，宋与夷狄交兵而未尝一胜的根源，“非夷狄之兵强，非中国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谓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因为，“为今而言，策之长在战与守，策之失在御与救”，如果废长策而取失策，焉有不败之理。一旦敌虏犯我边境，我方大将不计敌之众寡、战之迟速，便贸然发兵御之。若御之不胜，制军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而执行军令者则曰：“吾知奋命而已。”一旦我方城池被围，大将不计受攻之缓急、城垒之坚脆，便尽起锐卒往救之。若救之不胜，制军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执行军令者则曰：“吾知死之而已。”而御与救，并非为将之罪，究其根由，则是“以吏事制戎事”．尹洙分析的弊端是符合实情的，在当时是起着救时行道作用的。此外他的《息戍》对“冗兵冗费”弊端的剖析，建议采取“尽罢京师禁旅，慎简守帅，分其统，专其任；分统则柄不重，专任则将益励。坚于守备，习其形势，积粟多，教士锐，使虏众无隙可窥，不战而摺”。《用属国议》中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之策；在《备北狄议》中提醒统治者要加强武备，随时防御戎狄入侵等等都是切合当时国情，对时局的确具有救时行道的作用。

三、意义：促进古文运动，完成过渡使命

涵化《春秋》义法进行文学创作的尹洙在古文运动中起了打击西崑浮靡的中坚作用和继往开来的过渡作用。《春秋》义法是尹洙进行古文创作、从事古文运动的思想资源之一，战斗武器之一。在普遍为时文的时代，尹洙不随波逐流，古文创作始终如一。其师法《春秋》的古文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浪潮中，成为抗击西崑体的先驱。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范仲淹称赞尹洙“不逐时辈，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得到了士林的追羡．“师鲁深于《春秋》”句，其实交代了尹洙反对浮靡文风的战斗武器和从事古文运动的思想资源。尹洙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健将，在古文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打击了当时风靡一时的西崑的浮靡，力倡古道，使古文最终压倒了时文，成为文坛主流。同时在古文运动中尹洙也起了继往开来的过渡作用。史苏苑认为“在文学方面，尹洙在北宋前期的古文运动中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北宋前期的古文发展，可分为开端、继续和完成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的代表人物分别为柳开、穆修和尹洙及欧阳修”［9］。在《河南先生文集》所附的《杂见事迹》中说：“本朝古文，柳开仲途，穆修伯长，首为之倡，尹师鲁次第继其后，欧阳文忠公早工骈俪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师鲁，乃出韩退之文学之。”另据《湘山野录》记载：“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轩。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夕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简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可见尹洙涵化《春秋》义法的古文创作对文坛领袖欧阳修产生过直接和深刻的影响，“这种春秋笔法的写作态度和创作方式，后来一直贯穿于欧阳修的治学道路”。

北宋古文复兴运动至尹洙才开花结果，他长于议论、重在明道，古文简而有法，文字流畅，质朴简古却不似柳开穆修辈那样艰涩，是承前启后的一位古文运动者。当他把简而有法、格高字简的《春秋》笔法的创作心法传授给欧阳修后，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古文运动最后的任务交给了欧阳修，由他来完成这一场伟大的变革。尹洙涵化《春秋》笔法的古文创作实际起了至关重要的继往开来之作用，在北宋古文运动史上贡献不容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