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民间文学审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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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50年代以前，黎族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形态，处于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信仰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创造了山地民族的刀耕、狩猎文化。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奇葩。在这支绚丽多姿的黎族文学中，黎族民间故事是百姓生活中流传较为广泛和最受欢迎的，并且从远古时代起就口头流传的一种以奇异的语言和象征的形式讲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题材广泛而又充满幻想色彩的叙事体故事。

黎族民间故事中，神话是远古时期黎族人民所创造的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黎族神话与自然结合的很紧密，保持着一种童真和天性。“童真和天性”是基于人类“童年期”的蒙昧无知所致，这与儿童幼年的无知而天真的心理特征相吻合，由稚拙引发的“泛灵观”和“任意逻辑”的思维在民间神话中较为普遍，它是构成黎族民间故事稚拙美的主要因素。稚拙美是天然拥有的一种美学特质，稚拙是幼稚而拙朴的意思，稚拙美在神话故事中主要表现在其思维的特点、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上，三者结合构成一种大巧若愚、浑然天成的美学境界。如流传于黎族杞方言区的神话《螃蟹精》，描述了远古时期，一只无恶不作的螃蟹精被雷公操起的大铁锤砸死，一肚子的黄水四处横溢泛滥成灾，滔滔的黄水淹没了大地。只有一对兄妹躲进葫芦里才侥幸得以生存。洪水退后，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这对兄妹不得不遵从雷公的旨意结婚，生下了没有手脚也没有鼻子眼睛的肉团，恐惧的哥哥便将肉团剁成块抛到山下，然而一群乌鸦将这些肉团衔到山上，一些肉团则落到水里飘到平原。结果落到山里的肉团变成了现在的黎人和苗人，而流到山下平地里的肉团则变成了汉人。洪水是由大自然生成的一种时常威胁着人类生存的灾害。洪水神话是具有广泛世界性的关于宇宙毁灭和人类再生的神话，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广泛流传着类似的神话，它们是远古时期人类生活的体验。属于热带气候的海南岛自古以来一直遭受着来自大自然的台风、暴雨的危害，因此在黎族神话中，洪水神话占有相当的比例，黎族各支系均有流传。在黎族民间，人类的起源大多来自于洪水的神话，此外，《黎母山传说》中表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卵生说”的观念：雷公击破蛇卵，从蛇卵里跳出一个姑娘，她就是黎族的祖先“黎母”。“黎母”的神话故事的观念，它与汉族洪水的神话中的女娲造人的表述虽然不同，但其本质却相同，都是原始初人幻想的结果。在人类愚昧无知的童年时期，人们渴望弄清诸如人类起源问题及种种自然现象，他们在探究宇宙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带有许多疑问然而却不得其解，因此，人们只有通过幻想的方式来自我释怀。这种异想天开，理所当然的幼稚的思维模式在神话传说中最为突出。又如黎族神话《大力神》是这样阐释天地起源的：盘古时期，因为天地之间相隔很近，只有那么几丈远，所以大力神就“把身躯伸高一万丈，于是天便也高出了一万丈”。后来，又因为天上有太多的太阳和月亮，使得大地炎热寸草难生，白昼不分扰乱了人类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大力神这位开天辟地的英雄便用弓箭把多余的日月射了下来。

《大力神》与其它民族神话《盘古》内容相似，反映了远古时期人类生活的恶劣环境以及人类与自然抗争的伟大精神。显然，人类童年时期，人在自然面前往往显得相当弱小和无助。虽然自然主宰着人类，然而这并不能停止人类征服自然的决心。于是人们把希望寄予“幻想”之中。在精神世界里，架构起了许多能够慰藉心灵的偶像。如《大力神》中的“大力神”、《雷公神》中能与“雷公神”抗衡的智者、《台风神》中降服台风神的兄弟等等。显然神话传说中所极力塑造的超人体拟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幻想只不过是原始初人惯用的表述他们的对宇宙、自然以及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尽管神话中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在今人看来似乎都是些毫无科学依据的胡说八道，然而却依旧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并且一代一代地口耳相传。这就像现实生活里，人们明明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却又总喜欢听鬼神的故事一样，尽管知道故事是瞎编的但它却生动、有趣，能够满足人们好奇的审美心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不发达的年代里，神话故事作为口头文学的一种艺术形式至少能够给百姓枯燥而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神话中常常把原本毫无任何联系的两种事或物联系在一起，如《螃蟹精》中把洪水想象为螃蟹体内黄色的体液；黎、苗、汉族兄弟都是同宗同源的洪水后裔。大力士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的壮举，虽然都是些幻想，但却同样能够震慑人心而令人钦佩。黎族神话中这些别开生面、离奇荒诞的幻想，体现了原始初人笨拙的认识观，而其稚拙的思维模式则构成了黎族民间文学荒诞、有趣的的审美意蕴。黎族民间文学里，这种稚拙而荒诞的审美意趣主要表现于民间故事里特殊的思维模式上。任意逻辑是民间故事特有的思维形式，其最大特征就是“在幻想中把一切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本来，人死了却不能复生，然而在民间故事里，善良的人就是死不了的，即使人死了，但他们的魂还在，还可以变成其它美好的事物，并且还可以变回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似乎是全人类民间故事的共同主题，也是古典文学普遍的一种审美价值观。

黎族民间故事《龟女婿》描述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阿密的故事：阿密收养了一只小乌龟，这只小乌龟在主人精心的照料下茁壮成长，长大后的乌龟为报答主人而变身成为英俊的小伙子并与之结为连理，他们恩恩爱爱相敬如宾，生下了一个聪明可爱的男孩。然而阿密幸福的生活却遭来姐姐的嫉妒，并且还设法把她推下水井溺水身亡。死后的阿密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小鸟飞出了井口，不断用哀伤的歌声向亲人诉说真相。结果，作恶多端的姐姐受到了惩罚，小鸟终于又变回美丽的阿密姑娘，与亲人团聚并且幸福地生活。《龟女婿》反映了现实社会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美好的期待，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全人类永恒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追求美好的愿望却无法实现时，总会借助幻想，把一切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以此来满足其审美的心理。这点与儿童的幻想思维及其审美的特征极为相似。除《大力士》、《螃蟹精》外，还有许多作品都是如此，如《雷公根》、《兄弟星座》、《雷公为什么在天上叫》、《黎母山传说》《鹿回头的传说》《七仙岭的传说》等作品。这些黎族民间故事其内容、情节、形象一般都是虚拟的。但却是反映了远古时期黎族人民对于人类起源与发展、对于自然万象的主观的认识。尽管他们的认识水平很低而显得很幼稚和可笑，然而正是由于原始初民的幼稚和无知，才有了神话传说中充满了艺术的奇思妙想，那些幼稚而不着边际的幻想及其不符合逻辑的阐释和推论，使得万物变得神秘莫测、情节也变得有趣和精彩起来，人类的精神世界也由此变得多姿多彩。万物有灵和崇拜自然的思想使得天下万物皆生辉，这种由稚拙引发的幻想所带来浪漫的艺术元素构成了稚嫩朴实却能够慰藉心灵和带来惊喜的审美效果。黎族民间故事表现了黎族人民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方式、意义和价值。远古时期的黎民把人的感性的生命本质扩张到了自然万物中。大千世界，我即宇宙，宇宙即我。日月星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都被包容到人类主体感性的生命本体中。因此其文学艺术经常去表现在行为的时空中奉献自我的崇高精神；表现在想象的虚拟领域中燃烧本我的自由情欲。似乎醉心于怪异、遥远的奇迹般荒诞的幻想目标。黎族神话中超人体形象“大力神”的开天辟地、改变自然恶劣环境的壮举正是表现出远古时期人类心想超越自我的努力，表现了以人性自我去同化外部自然，最后达到人性自我的升华，并与宇宙精神、与无所不在的生命精神合二为一体的崇高境界，由此也构成了黎族民间文学的又一美学特质———崇高美。

“崇高”是一个与秀美相对的美学范畴。与给人以天人合一、情理和谐之愉悦的秀美不同，崇高感产生于天与人的冲突、感性与理性的不和谐。在人类社会萌芽及初级阶段，人们受制于外在的自然与自身之自然（情欲）的生存状态中，人既没有自由可言，更谈不上精神的自觉。而对外反抗狂暴的自然力以求生存和发展，对内反抗野性的情欲而形成人所独具的自觉追求真善美的精神特性，就是崇高的产生过程。比如那借助于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的《大力神》、《七指岭传说》等，同其他民族的神话《盘古》、《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所展示的自由飞腾的意象和自觉的实践意志，都是崇高精神的最初写照。此外，黎族民间文学里，不少爱情题材的作品同样表现了黎族人民在实践中自我生成的过程，反抗野性的情欲而形成了人所独具的自觉追求真善美的精神特性。黎族《三月三的传说》，描述黎族小伙子阿银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得到仙女邬香的相助，最终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也“变成了一对百灵鸟飞上天空”，在天庭举行了婚礼；《甘弓鸟》中，描述了美丽勤劳的黎族姑娘为反抗包办婚姻，追求幸福而化身为甘弓鸟的故事；《阿丹与邬娘》、《猎哥与仙妹》，则描述了黎族青年男女为追求婚姻幸福和自由，同恶势力斗智斗勇，甚至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该类作品在黎族民间故事里的数量较多，表现了以人性反抗兽性、在挑战拼搏抗争中获得的精神愉悦的崇高美的特质。黎族是岭南山地民族之一，祖祖辈辈与“山”有着亲密的联系。大山孕育了巨大的生命力，也蕴藏着神秘；大山是黎族人民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也是他们娱乐的天然场所。海南岛长夏无冬，光温充足，雨量充沛，素有“天然大温室”的美称。在这天然的大氧吧里生活的黎族人民，由于受特殊地理环境的限制，极少与内陆其他民族往来，世世代代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但大山的博大以及其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孕育了南方海岛山地民族温厚淳朴的性情。在他们的眼里，尽管生活总是忙忙碌碌、简简单单，没有过多的物质享受，但最纯净的笑容和欢乐才是他们视为最为真切和宝贵的，就如同生命一样。在他们身后，大山静寂无言，流水捎走四季，留下的只是山与人的交响。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的内涵里蕴藏着“仁”。黎族人民是崇尚“仁义“的民族。在氏族社会里的黎族子民，不分男女老弱病残，享有同等的权利。一人有难，众人相助；一人有福，众人同享。他们善良温厚，待人真诚友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黎族淳朴的民风，同样赋予了黎族民间文学的又一审美特质———质朴美。质朴即“朴实，淳朴”之意。在黎族原始的氏族村落中，“以歌会友”、“以酒待客”是传统黎族民间的主要社交形式。

“久来不见朋友亲，朋友消瘦不识认，一心要认又怕错。”（黎族民歌《重逢歌》），“捧起酒碗碗对碗，捧起酒碗解心宽；也请乡村和邻舍，也请四方众乡亲。”（《请四邻喝酒歌》），“有歌不唱留作乜？唱歌一条不要钱。”（黎族民歌《有歌不唱留作乜》）。黎族人民善良、乐观、温厚淳朴的性情，在郑楠先生的《只要你从黎寨过》中则描述得更为真切和感人：“只要你从黎寨过，黎家把你当贵客，拉你树下坐一坐，心里话儿说一说，黎家的双手热火火，叫你醒了暖心窝。”黎族民间文学里常用隐喻、象征、想象、形象及对体验的描述来传达他们对审美问题的思辨，其中神话的方式是用来表达其审美见解的典型。在神话里幻想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它通过拟人、夸张、变形等手法来表现，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得黎族民间文学具有了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