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文学与现代文学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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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干”是一百三十多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现已发展到十万余人。东干第一批移民几乎都是农民，汉字失传，只会讲西北方言，他们借助33个俄文字母，外加自造的5个新字母来拼写汉字，创制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语文字———东干文。20世纪30年代东干书面文学随之诞生，产生了诗歌、小说、散文、口歌、口溜、古今儿等大量反映东干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东干文学因其独特性与复杂性，对中国古典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回族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均有参照意义。同时，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些契合点。东干族是前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东干文学受苏联文化影响至深;东干族又是华人后裔，东干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因此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在诸如“汉字拼音化”、言文一致、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等一些具体问题上相契合，可互为参照，比对研究。

一、汉字拼音化

(一)东干文与其他汉文化圈国家汉字拼音化文字的异同

“汉字拼音化”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汉文化圈的国家如越南、日本、朝鲜等都面临过这一问题。自东汉伊始，越南使用汉字约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从16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法国等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越南，为了便于学习越语与传播天主教，他们通过拉丁字母记录越南语，渐渐地创造了越南的拼音文字，越南人称“国语字”。1878年，法国殖民者正式推行国语字，与汉字同时使用。1945年建国后，越南停止使用汉字，全面推行拼音文字，越南语的文字从意音文字成功过渡到拼音文字;朝鲜在1444年以前一直使用汉字，之后朝鲜人创建了拼音文字。这是真正的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实现的文字改革，即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用拼音文字替换意音文字;日语文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公元前4至5世纪汉字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来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假名。和朝鲜语拼音文字出现的方式略有不同，日本假名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日本现在基本上是假名和汉字混用，但完全用假名也可以。因此日语可以说也完成了由意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过渡。以上这些曾经大量使用过汉字的国家最终都由意音文字过渡到了拼音文字，东干文也是汉字拼音化成功的一例，那么东干文与之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汉字传入之前，汉文化圈的国家都属于仅有民族语言而无文字的“接收集团”，汉字的输入，使其书面语言成为可能，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汉字与汉文化圈的民族语言之间缺乏直接的对应性，即“言”与“文”不一致，从语音上看，汉字基本上是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一个音节，而朝鲜语和日语都是粘着语，一个语素多个音节的情况很多，汉字并不完全适应这些国家的本土语言。所以虽然借用、仿造汉字帮助他们记录历史、识字读文，但文字与语言的错位一直困扰着这些国家，于是长时间以来引出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语文变革。而东干文产生的前提是汉字失传，但语言却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所以一旦当他借用拼音文字流利地拼读汉语时，“言”与“文”可以毫无障碍地保持高度一致。当然在东干文的创制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读音无法用斯拉夫文字表示，于是自创了5个字母来代替。简而言之，汉文化圈中的汉字拼音化问题的核心是汉字与拼音化的关系，而东干文的拼音化核心却是汉语与拼音化的关系。

(二)为什么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能够成功而中国百年的汉字拼音化却难以修成正果

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与东干文的创制都是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展扫盲运动中进行的。汉字拼音化的直接动因是为当时苏联远东地区十万中国侨苏工人扫盲。1930年瞿秋白出版《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小册子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和中国的萧三等都加入到方案的制订与讨论当中。1934年在大众化的讨论中苏联的拼音化成就被介绍进国内，成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尝试手段。中国汉字的拼音化运动从1934年开始至1955年进行了21年。其间一方面由于拼音化自身的一些学理问题，另一方面拼音化推行的社会环境恶劣，“汉字拼音化”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宣传政治思想的工具而被查禁。另外民族救亡、抗战等都打破了拼音化的进程，使得汉字拼音化始终局限在一时、一地、某些群体中，并未在全国普遍推广开来。东干文的创制也有赖于苏联这次大规模的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潮流。第一代迁居中亚的东干人基本上都是文盲，只会说汉语，却不认识汉字。随着2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与文字改革，1932年苏联学者帮助东干族创造了拉丁化的东干字母，一个字母表达一个音素，不标声调。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开办学校、成立研究中心、编订教科书、出版书籍、发行报纸(1932年创办《东火星》报)等方式展开，东干文普及率很高，截止1937年，在东干人集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70%的东干人已脱盲［1］135。可以说，汉字拼音化与东干文的发生时间、背景、创制目的甚至参与者都很相似。比如龙果夫等许多苏联语言学家，既积极地参与了东干文的创制，又投入了汉字拼音化的方案制订。这些方面的因素无疑使得东干语拼音化与汉字拼音化有着相类似的思路与方法。东干族作为中国华裔，母语就是汉语，似乎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实践对于中国汉语拼音化应该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但为什么东干的汉语拼音化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功，而中国汉语拼音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时弥久却步履维艰?一是二者拼音化的目的不同。中国的汉字拼音化前期在工具理性的笼罩下，拼音化文字与汉字分别代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推动汉字拼音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心态;后期力推汉字拼音化，则立足于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目的，以最便利易学的文字进行大众扫盲，从而达到“五四”文学“启蒙”的初衷。二是影响汉语拉丁化的条件不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很多，各地群众甚至互不通音，这成为汉语拼音化过程中一大无法逾越的障碍。东干语具有内部统一性，均为陕、甘地区方言，标准的东干话或东干书面语言以甘肃话为主。陕、甘地域相邻，语言相近，不存在方言分歧造成的拼写上的不统一。第三、文本继承问题也是汉语拼音化遭来非议的原因之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的经典文本因汉字才得以保存，今人也因汉字得以与几千年前的古人进行沟通，如若汉字拼音化，汉字势必会逐渐废弃，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量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就此消失?而东干语拼音化却不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本来迁居中亚的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本知之甚少，东干人基本上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文本:一是通过俄文翻译来了解;二是创立东干文后对中国文化文本进行翻译;三是通过民间故事、传说等口头文学间接地了解。所以不存在必须保留汉字继承传统经典文本的问题。东干人能够成功地实现汉语拼音化，主要由于它无须承担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既无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弱国心态，也无古今选择的困境。加之东干文的使用主体渴望有一种本民族的文字，东干本土知识分子一直力图创造一种可以记录、整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载体，前苏联也积极推行民族平等原则，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正是以上这些主客观原因，促成了东干文的诞生。前苏联及东干学者通过积极开办学校、广播，编写教材、报纸、杂志等形式进行推广，其最有说服力的成果就是在短短几十年中仅有十万人的小群体中却出现了影响力较大的一批东干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东干文学作品。

(三)东干语在汉语拼音化过程中的局限性

东干族汉语拼音化成功了，但在汉语拼音化过程中仍然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中国汉语拼音化过程中遭遇到的。比如同音字的问题。汉语作为意音文字其特点是同音字多，要依靠不同字形来区分字义。这对于失去汉字以斯拉夫字母为载体的东干语来说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加之东干文不标声调，就更增加了同音文字辨识的难度。东干族只得借用一些辅助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给单音节词标上调号或者借助俄文来解释，但其作用还很有限。东干文学也随之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它的局限性来。首先，东干文学作品译成中文的时候，一些不太熟悉西北方言的译者在翻译时容易出错。其次，因为没有汉字的支撑，随着与母体文化的分离，许多字只留其音却不知其义。如民歌“茉莉花”到了东干人那里变成了“毛李子花”。在东干方言语音的干扰下，没有汉字对语音的固定，语音极易发生变异，进而影响到语义的变化［2］。其次，东干语不标声调，依靠语义环境来理解同音字，东干人长期使用东干语，在心理与语言等方面约定俗成，通过联系上下文可以顺利地读出语义来，但对于非东干族来说就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尤其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同音字的出现可能并非好事。基于诗歌的跳跃性、抽象性等特点，要在语义联系不甚紧密的诗歌语境中猜测字义，就显得相当困难。东干文通过书报、广播、文学作品等载体在东干已经广泛使用了80年，渐臻成熟，它有完善的正字法、标点法系统等，证明了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是完全可行的。东干拼音文字为保持东干的民族独立性、保存与发展东干的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东干语是汉语方言的变形，所以它的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语拼音文字的建立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二、言文一致

“言文一致”与“汉字拼音化”都是新文学向大众化努力的途径与手段。从近代诗人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到瞿秋白的“现代‘人话’的新中国文”，都主张言与文的一致。“言文一致”的诉求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一重要命题。东干文几乎完全记录口语，口语与书面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书面语就是口语的真实记录。那么口语、方言能否入文，若能入文，对作品的创作及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东干语言的发展

先来看看东干语在中亚一百年来的发展情况。作为华人，东干语言的发展与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语言发展有着共同的特征:母语的发展与居住国语言、母体语言以及自身的语言发展需要相关。但东干语也有着与世界其他地区华人语言与众不同的地方:一是东干族大分散小聚居，如目前吉尔吉斯斯坦的骚葫芦乡、米粮川等都是东干族聚居的地方，当地人俗称为“乡庄”，乡庄作为文化载体与活动场所，使得东干的文化自守性与传承性成为可能;二是东干族信仰伊斯兰教，又使得东干族内部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因此乡庄内部通用东干语，对外使用俄语，这种文化特点使得汉语西北方言能够在异域生存百年之久。作为东干母语———晚清时期西北方言，一百多年来在东干人中使用着，随着与母体文化的渐渐疏离，居住国文化的逐渐渗透，东干语言发生了以下的一些变化:东干语随着新生事物的产生，自身也有部分的造词能力，创造一些新词，如失去妻子的男人叫寡夫，飞机叫作风船等;二是随着与母语文化的隔绝，一些词汇保持了相当的生命力与表现力，一些我们早已弃之不用的晚清时期的词汇现在依然存活在东干人的表达中，如贴子、干办等词;三是一些词汇也因为没有文字对口语的保存与确认，或对词汇本义不甚了了，一些词汇的意义逐渐模糊，或者对词语原义误读或者有些词已变成死词。居住国语言相对于华人群体母语，显然是强势文化，潜移默化地对后者的语言、文化进行渗透与影响，这是华人群体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路径。东干族也不例外，他们在一些科技等新词方面借用俄语，如“集体农庄”用“卡勒豁子”，把“汽车‘拼为”马使奈“等。据东干学者Φ．H．哈娃子统计，东干语借用俄语的词约占东干语整个词汇总量的7%［4］86。大量的借词的使用丰富了东干语言，增强了东干人的表达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因为借词的使用，使得东干语的纯净性越来越受到影响。正因为如上所述的原因，使得现今的中国人阅读东干文时会遇到一些障碍。当然，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增加，许多东干文化人回到宁夏、甘肃、陕西等地寻根，同时也使得东干语独立发展近百年后又再次与母语文化得以交流，一些中国当代的新语汇逐渐融入到东干语当中，不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影响性方面都还十分有限。

(二)东干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关系

按照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当书面文学独立于口语文学之后，书面文学越来越脱离口语文学，渐具独立性，当这种情形发展到20世纪时，其文与言的隔裂遭到了启蒙者们强烈的批判。但东干文学由于多种原因，书面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完全不同，即完全依赖于口语。东干书面文学毕竟发展时间有限，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东干文创立直至现在，也仅仅80年的时间，而中国书面文学用漫长的时间才逐渐实现言文剥离;东干文学比之中国古典文学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极其有限，因为没有大量的文本积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直接的传承只局限在一些民间故事、口歌口溜、民间习俗等方面;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拼音文字与汉字的功能。汉字是一种语素本位的语言，是一套附着在语素系统上的文字。汉语的单音节语素十分活跃，构词能力很强，汉语的词大都是其语素意义的不同方式的合成，所以汉字之间的组合能力较强，会随着新事物的出现或表达的特殊需要而不断地生成新词语。而东干语中拼音与口语基本保持一致，虽然书面文字与口头语之间依然会产生彼此相互影响共同命名与认识事物的作用，但与中国书面文字自我创新的强度相比，东干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强。因为口语中能指与所指的紧密性(言文的高度一致性)，使得新出现的事物无法再用已有的话语来表达，对新生事物的命名能力较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不断地向俄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借用词语。在东干文中，民间文学多以汉语西北方言为载体，民族宗教用语多为阿拉伯用语，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大量地使用借词，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东干语能作为沟通工具主要是依靠约定俗成，这也造成其语言发展较为缓慢，一些习惯的命名、固定的搭配等变化较少，文字组合不够活跃。正因为东干语发展的迟缓性，也使得东干语具备了良好的传承性与稳定性，保留了大量中国晚清时期的语言，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被称为“晚清语言的活化石”。

(三)书面文学与口语文学

由于东干语生存的封闭性，使得东干文学前五十年只有口语文学，而无书面文学的支撑。书面文学诞生后，又强烈地依附于口语文学，尚未获得完全的独立性。正因为东干文学高度依赖口语，整个东干文学呈现出典型的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即便书面文学产生了，但东干文学中较发达的仍是口语文学，如民间故事、口歌、口溜等;另外在东干叙事类作品中，叙事方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故事框架建构基本沿袭中国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大量密集的东干民俗的展示等都传达出东干文学的这一特点。而中国文学中书面文学完全可以脱离口语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那么东干文学与口语的共生依托关系，一方面会使东干文学具有强烈的辨识度，但另一方面也会给东干文学带来局限。突出地表现在诗歌的创作当中。王小盾曾提出，因为无法利用文字来区分同音词，文学作品中的意象要依靠上下文才能成立，这样就造成了意象语汇的萎缩，同时也造就了若干种意象语汇的固定搭配(例如“春天”、“姑娘”、“花园”的搭配)。这种看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被誉为东干书面文学奠基人的亚瑟尔•十娃子的诗作中就出现了类似太阳、春天等大量意象重复的现象，虽然这并不妨碍诗人创作出优秀的充满诗味的诗歌，但作品也的确出现了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不够丰富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王小盾还认为，为了减少文句的歧义，东干诗歌从传统的七言句式中发展出了“七四七四”句式，即用四言句对七言句的词义进行补充［5］。比如“雪花雪花飞的呢，/空中呢旋。/这个清水没份量，/鸡毛一般［6］。七字句为一完整句子，四字句作为延伸或补充。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如“一朵鲜花开的呢，/就像火焰。/绿山顶上开的呢，/我看得显。/就像不远，我看的，/我能揪上，/可是它远，离我远/就像月亮”［6］。虽然七四体是东干诗人常使用的一种诗歌形式，但除此之外，既有七四体灵活的多种变体，还有民歌体、楼梯诗、七言诗等多种诗歌形式。由此也引出中国研究者在研究东干文学时往往容易陷入民族文化本位主义，认为东干书面文学语言是汉语西北方言，太土，不典雅，常常以我们的艺术口味与标准去衡量其它艺术的优劣。

(四)东干文学面临的困境

口语的限制作用，新生事物借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干文的纯净性，加之越来越多的东干年轻人在俄罗斯文化的浸淫下长大，与母语文化逐渐疏离，使得东干文及东干文学在逐渐萎缩，人们不禁担忧起东干文学的发展，认为目前极有必要对东干文学进行抢救性的研究。1991年苏联解体后，东干族的文字语言该何去何从?是沿用为越来越多的东干年轻人所认同的俄语，还是回归到亲娘言(母语)?今后教育发展是以东干文———俄文为主呢还是以东干文———汉文为主呢?东干学者说:“习学咱们的亲娘语言(东干语)”“往前去(发展)咱们要往汉字上过(转变)呢，因此(原因)是咱们的话连汉语的根是一个”。“回文的根基是汉文。回到回文的根基上一定要把汉字学会，再按回文的发音，就是用俄文、东干文的字母拼音写单词。这样回族的语言才能慢慢恢复带发展起来。”［4］182002年初，吉尔吉斯斯坦也有人开始了试点，在比什凯克市印行了一份“回族语言报”，号召中亚的东干人“回到回文的根基”上来，都学习汉文。

三、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

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始终追求的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学批评实践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苏联文学影响。东干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东干文的诞生而发展起来，苏联文化作为居住国文化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干作家来说影响更大，甚至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苏联文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干文学在美学追求、创作风格、民间文化资源利用与借鉴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一)文艺美学方面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解放区文学与东干文学都积极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情绪乐观向上，以赞颂新生活为主，语言上吸纳群众口头语言，在文艺美学上表现出共同的审美趋向。

1．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东干文学兴起之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苏联文艺创作领域的主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主流的、官方的文艺创作方法，主要以歌颂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期间的英雄人物、党的领导及革命胜利后确立的共产主义目标为主要任务，文学主题多为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奉献精神，歌颂新社会、新事物、新人物。20世纪40年代初到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文学以战争为主题，领袖、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成为其主人公。纵观东干文学几十年的发展，除却个别的青年作家寻求突破之外，绝大多数东干文学创作都秉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苏联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影响深远。30年代经周扬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并开始左右我国现实主义思潮”。后经修正与强化，加入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借助着权威推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理想、文艺美学、主题表现。

2．创作主题东干文学创作主题紧紧地跟随着苏联的主流创作趋势。首先是集体农庄文学题材。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东干人民积极地加入集体农庄(卡勒豁子)，实行公有制，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大量的东干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有拒绝加入而被朋友乡亲孤立鄙视的青石儿，有为集体农庄献计献策的聪慧机敏的东干少女聪花儿、有大公无私将自家粮食贡献给集体农庄的女性开婕子等。作品以是否加入集体农庄，是否积极劳动作为建立作品价值体系的标准、臧否人物好坏的准绳。其次是卫国战争的战时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也诞生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成为卫国战争文学的主题。东干族青年义无返顾地奔赴战场，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劳。大批东干家庭在这次战争中也饱尝了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东干文学中不少作品都反映了东干族在这场战争中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故事。不过，东干文学很少正面展现战场，更多的是将笔触放在因战争而分崩离析的痛苦家庭，通过母亲的坚忍，妻子的顽强，孩子的童稚来反映东干人民对卫国战争的支持与东干民族的民族感、正义感以及对侵略战争罪恶的强烈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两国人民都遭受着国际法西斯侵略势力的蹂躏，命运相关、休戚与共。苏联的战时文学不仅适应其国内形势的需要，也为中国作家所认同。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也对中国的战争文学、军事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了大量歌颂英雄人物、领导人物、劳动与光明的作品。

3．叙述方式的民间性东干知识分子大多数都从乡庄中走出来，毕业后仍回到乡庄种田、做生意或教书。东干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农民中的一员，他们的创作、生活与乡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表现在作品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始终保持了东干口语高度统一的特点，并且是原汁原味的东干方言，本民族群众读起来毫无艰涩之感。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人物语言往往是大众语或方言，而叙述语言却是知识分子的。

(二)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呈现出浓郁的民俗色彩

如何发掘和利用民间文化资源是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作为海外华人群体之一，东干民族能够长期地保持民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东干民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方式以及伊斯兰信仰的凝聚力。

1．浓郁的中国传统民俗与伊斯兰民俗东干文学中不少作品基本上就是东干民俗真实而完整的记录，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东干族一方面很好地传承了中国传统尤其是晚清的一些民俗，另一方面也顽强地固守着伊斯兰民俗。比如在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的礼俗上，几乎都会请阿訇来念经。提亲时先要念一段经，再说正事。伊斯马尔•舍穆子的《归来》写道:“媒人到了尤布子家，念了个‘索儿’(经文)后，说明了来意。”［7］定亲时也要念索儿。结婚时更有一套老规程，接新娘子的喜车由双套马拉着，马也装扮一新，“马的鬃上、尾巴上绑得都是红，车的篷子上铺的花毯，红毡，车户的手里拿的响鞭子，折弯子的时候，鞭子的响声就连炮子一样响了。”新媳妇进门后要揭盖头。随后还要吃“试刀面”，以此检验新媳妇的茶饭手艺如何。(《不素心》)［8］东干的男孩子一般到六、七岁的时候就要孙乃体，也就是给男孩子行割礼，庄严而隆重，不亚于婚礼。人若生病了，也会请阿訇念经，他们把念过经的水叫“杜瓦水”，据说病人喝后就会痊愈。《杜瓦儿》中的伊斯玛子病了，疑心自己每次经过白家庄子都会招来灾祸，于是去求阿訇的杜瓦尔驱邪［8］。

2．以民间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及人物在东干可谓家喻户晓。东干族文学创作一方面基于现实生活，一方面大量取材于民间文学形式。如阿尔布都的名篇《莎燕与三娃尔》就是典型的中国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模式。三娃尔与莎燕，一个是财主家的长工，一个是财主的女儿，两人相爱，可想而知，是个悲剧故事，死后化做两只白鸽子，黎明时分出来结伴玩耍，日落之际相随消失。《独木桥》这部东干民族史诗般的作品，同样取材于东干民族英雄白彦虎的故事。还有韩信的故事在东干民间广为流传，十娃子诗作中多处以韩信来比喻歹毒、心狠之人，“把长到一达呢的/两个嫩心，/拿老刀刀儿割开哩，/就像韩信。”(《败掉的桂花》);“他把鲜花儿撂掉哩/心里没疼，/踏到滓泥里头哩，/就像韩信。”(《牡丹》)［6］这与中国传说中率性而为、桀骜侠义的韩信形象相距甚远。究其原因，仍源自于东干民间传说，韩信被描绘成作恶多端、背信弃义的历史人物。

3．大量口歌、口溜入文，丰富了东干文学的表达东干族还流传着许多反映东干生活或从中国带去的许多口歌口溜，是不识字的东干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这些口歌、口溜也嵌入东干小说中，丰富了东干文学的表达。如阿尔布都的小说中时常运用口歌、口溜来表达。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对后者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后者既是前者的母体文化又曾隔绝多年。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契合这一视角还远未能道清更多有价值的问题，本文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深究下去。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两种文学形态在相关问题上的比较以及揭示东干文学在某些问题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作用，但若目前做出价值判断，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