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吴思敬诗歌评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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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在迄今为止的批评格局中，吴思敬的诗歌批评有其特殊的位置。从年龄、代际来说，出生于1940年代的他，介于谢冕、孙绍振等193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和陈超、唐晓渡、程光炜等195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之间。这些出生于不同年代的批评家，各有自己熟悉的批评领地和擅长的批评方法。有时，代际划分会为辨识一个时期诗歌现象及批评的总体格局和走向提供一定方便。不过，吴思敬的诗歌批评突破了通常意义的代际界线，在批评的视域、时段、对象等方面均显示出相当大的跨度。早在朦胧诗兴起之初，吴思敬就以充满理论思辩的文字，加入当时十分激烈的诗学论争之中，他同谢冕、孙绍振等一道站在支持、声援朦胧诗的行列。在写于此际的《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说“朦胧”》、《诗歌的批评标准》、《“把心灵的波动铭记在物体上”》等论文中，他试图用一些新的理论或原理解释当时新兴的诗潮，他热切地呼唤“诗歌现代化”的到来，认为“现代诗是诗歌现代化的产物”，“诗歌现代化的提法反映了诗歌要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规律”（1）。这种将诗歌发展与时代进步联系起来的角度，以及从原理出发去剖析诗歌现象和潮流的论述方式，成为吴思敬诗歌批评的一以贯之的特点。他敏于捕捉最新的诗歌动向。随着“新生代诗”（“第三代诗”）、“90年代诗歌”、“网络诗歌”、“新世纪诗歌”等命名下的诗歌现象和潮流的不断涌现，吴思敬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姿态，跟踪并力求把握某一时期诗歌的发展脉络与特点。

一般来说，对诗歌现象和潮流进行跟踪式研究与批评，其本身要面对一定的考验和某种难以避免的“危险性”：一方面，这种批评所依据的观念之一——“现代性”，其背后部分地隐含着对诗歌“进化论”之“时间神话”的信奉，而作为观念助推器的“时间神话”正越来越受到批评者的质疑；另一方面，这种批评需要批评者具有足够的细心、耐心和高度的警惕性，能够拨开诗歌现象的种种迷雾，厘清问题的实质和被遮蔽的线索。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批评家如朱自清、李健吾、李广田、袁可嘉、唐湜等都进行过很好的跟踪式批评，成为推动诗歌发展的良性力量。如何有效地避开跟踪式批评中的误区或陷阱？吴思敬三十余年的诗歌批评实践应该会提供可予借鉴的启示。

在吴思敬多年的诗歌批评中，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性。他总是以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乃至接纳一些新起的诗歌创作苗头；在他看来，“诗歌就是创造，就是要给读者提供点儿新的东西，而不打破定型的习惯的思维模式，就断难有新的创造”（2），因此他极为赞赏那些敢为天下先、勇于打破陈规的尝试者。实际上，趋新、求变是中国新诗的显著特征之一，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诗歌潮流更迭的节奏明显加快，诗界的“颠覆”之声此起彼伏。其间自有需要检讨之处，不过对于吴思敬来说，“新”就是创造的动力。可以说，对于自朦胧诗以降近三十年间出现的很多诗歌现象，吴思敬大都进行过思考并立于较前沿的位势予以评说，其相关见解体现在《“新生代”诗人：印象与思考》《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从黑夜走向白昼——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中国新诗：世纪初观察》《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等论文中。其中，格外值得留意的是吴思敬对1990年代诗歌从不同层面所进行的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成果。大家知道，“90年代诗歌”曾经作为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引起过褒贬不一的评价甚至论争。在一些“悲观”的评论者那里，1990年代是一个“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在这一阶段诗歌因其影响力的不复存在而被迫滑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失去了向公众发言的能力。其实，人们对1990年代诗歌的指责不少只是源于一种印象式的评判，对其实际情形的复杂性并未深究。那么，这一时期诗歌的状貌究竟是怎样的？基于对1990年代诗歌的观察和判断，吴思敬以大量具体而切实的例证分析，勾画了一幅幅关于1990年代诗歌的图谱。譬如，在《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这篇综论性的长文中，他缕析出1990年代诗歌的几种走向：“寂寞中的坚执”、“个人化写作的涨潮”、“先锋情结的淡化”、“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3），并从中总结出属于1990年代诗歌的某些特质；《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90年代中国新诗的一种走向》一文剖解的是1990年代诗歌的精神向度，这一议题涉及诗人的境遇、诗歌与时代的关系、1990年代语境中的诸多文化现象等方面；《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一文着重分析了19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指出这一倾向的出现“体现了诗人在经历了1980年代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一种不同于1980年代的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4）；《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一文在论及1990年代诗歌的两极——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时，着意避免了“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将二者视为诗歌中的“两种互相矛盾、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的运动方式”（5）；《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90年代大学生诗歌：拯救与超越》两篇文章则分别评述了1990年代女性诗歌和大学生诗歌的新进展与新变化，前者淡化性别、趋于日常的写作，和后者为“拯救与超越”所作的努力，均构成1990年代诗歌寻求新变的一些侧面。吴思敬的这些讨论颇为集中且相互呼应，有别于一些批评家从某个单一角度对1990年代诗歌作出的论断与评判，无疑将有助于拓展人们对1990年代诗歌的认识。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吴思敬在对中国当代诗歌潮流进行梳理与评述时，偏好采用总体性的视角，致力于对某一时段诗歌特征和规律的概括。他的不少相关题旨的论文从标题到行文方式，都有一种站在宏阔的视点上总揽全局的架构，在诸如“走向”“转型”“整合”“主潮”“从到”“与”等语句的统摄和带动下，一副颇具秩序感的诗歌面貌从芜杂的背景中被凸现出来。这样的视角与行文方式，也体现在吴思敬对一些理论现象和问题的探讨之中，如《启蒙•失语•回归——新时期诗歌理论发展的一道轨迹》一文中所暗含的“轨迹”思路、《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一文对中国新诗理论之“焦点问题”的提炼、《〈磁场与魔方〉编选者序》中对新潮诗论所作的阶段划分，与他全景式地扫描、总结当代诗歌现象的做法一脉相承，由此也显出其建构一种历史连续性的冲动，同时不乏对诗歌未来发展充满憧憬的乐观意绪：90年代的中国新诗，沉静中酝酿着突破，躁动中蕴含着生机，失望中寄寓着希望。但愿我们的新诗能像火中凤凰一样，在新的世纪再生。（6）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诗歌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执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贴近，但愿我们也能主动去拥抱诗。（7）当然，这种全局性批评的优势自不待言，却也难免有删剪枝蔓、略去细节后的空疏之嫌。或许是意识到了其中可能的不足，吴思敬同样重视对诗人、作品的个案批评，不仅在综论性的文中穿插较多的作品评点，而且写了不少关于诗人个体的专论，这些不啻是对其关于诗歌潮流的总体论述的一种补充。与他对朦胧诗的评析相呼应，吴思敬先后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舒婷、顾城（两篇）、江河（两篇）及其先驱食指写出专论（为此他也与其中的一些诗人建立了友谊）；为配合他对“新生代诗”的论评，他特意写了《叶硬经霜绿，花肥映雪红——〈他们〉述评》等文，探析其核心人物韩东、于坚等的诗学主张和创作；此外，他还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如郭沫若、李金发、邵燕祥等进行了专门论析。在吴思敬对当代诗歌现象与潮流进行宏观把握的过程中，众多的诗人作为例证进入他观照的视野而被他诉诸笔端。他对被他纳入总体论述的诗人、作品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袒，而是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各种风格、流派的诗歌——这确乎也符合他“求异”的心理，即使在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对峙的论争之后，也依然如此。虽然吴思敬在进行个案批评时，也常常会采取总括性的思路（如《男子汉的诗——青年诗人江河作品试析》一文是从“阳刚之气和历史感的表现”、“英雄气质与集团意识”、“结构手法的特色与不足”（8）三个方面论析江河的），但其中仍然包含了某种细密的洞察。比如，他从梁小斌写于1985年的长诗《断裂》所显示的变化，感受到了梁小斌前后诗歌中的“断裂”与延续：“《断裂》表面上是在写生活，他所涉及的生活现象都是从生活中捕捉的而不是出于虚构，但它的本质上仍是一种梦幻，它表现了人在现实世界中被侵蚀的感受和人不甘心被侵蚀的一种挣扎”；他还提醒梁小斌“要注意诗的历史感”、“注意诗的净化与提纯”（9）。

正是在吴思敬对诗人个体的辨察中，才更见出其为文的性情之处：在顾城的内心世界中这魔鬼与天使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顾城在他的诗歌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寻找纯净的美的天使形象，在《英儿》这部忏悔录中则坦诚向读者揭示了他内心魔鬼的一面当他向谢烨扬起斧头的时候，他内心的魔鬼一面无疑占了上风，为一个富有才华的诗人的一生涂下了极难令人索解的一笔。（10）这使得他的个案批评具有感同身受的特点：他与批评对象之间不是保持着距离，而是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亲和与趋近的关系。从步入诗歌批评领域伊始，吴思敬就表现出对诗歌理论的浓厚兴趣，曾出版《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等探讨“原理”的论著。论文集《诗学沉思录》中的部分篇章也是从原理的角度谈论诗歌创作（性质、功能、形态等）的，其中如《诗的发现》讨论“发现”之于诗歌创作的意义及种种表现，《诗歌内形式之我见》提出了一种较新颖的“内形式”观，《诗与梦》谈到了诗与梦之间多层面的关联。值得一提的是，吴思敬的这些原理性探讨大多辅以具体作品的分析，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些理论探究的动力大概出自他对诗歌现象、问题解析的需求，如“象征主义”“字思维”“语言诗学”“诗歌鉴赏”等。实际上，在他全部的批评实践中，对诗歌现象的即时品评和对诗学原理的系统探讨构成了他诗歌批评的“双翼”，前者部分地成为后者的问题出发点或“原材料”，后者则为前者增添了不少理论的底色或基质。可以说，理论的介入不仅有助于修正他的现象批评中可能的失误，而且能够为他的批评注入一丝其所期待的哲学内涵。在他看来：“一位诗人，当他把喷发于生命之泉的想象力指向世界的秩序、放射出人类智慧之光的时候，他也就同时具有了哲学家的气质诗，不仅是情感的抒发，也是灵魂的冒险。

诗人是人类心灵的探险家，这种探险，只有借助哲学的光亮才得以进行。”（11）吴思敬的不少批评文章即围绕一些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论命题展开讨论，显示了较鲜明的理论意识，这从他文章标题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些词语便可看出：“精神”“悟性”“生命”“奥秘”“拯救”“超越”（此词出现尤多，如《90年代大学生诗歌：拯救与超越》《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痛苦使人超越》《从强化到超越》）等；不难看到，他强调诗歌中的“生命”激情，重视写作的“悟性”，呼唤全方位的“超越”——这或许是他诗歌批评中蕴涵的“哲学”。在吴思敬探讨诗学原理的论著中，《心理诗学》是一部曾引起较大反响、今天读来仍然不失价值的著作。该著从“内驱力”“心理场”“信息的内化”“信息的再生”“信息的外化”“诗人的创作心态”“诗人的个性气质”等诸方面，讨论了诗歌创作所需的心理要素和必经的心理过程，以及诗人的创作心态与个性气质。这部“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的著作，其初稿完成于1980年代中后期，可以说是彼时方兴未艾的方法论热的产物，也顺应了时兴的学科交叉风潮。当然，该著的产生的最直接动因，应当还是当时风起云涌的诗歌新潮：近几年一大批青年诗人潮水般的涌现，为我们单色的诗歌画廊涂上了光怪陆离的色彩：向微观的内心与宏观的宇宙的同时掘进，面向世界的横向扫描与对传统文化的纵向寻根，当代性与历史感的交错，饱满的张力与三维空间立体感的追求这一切表明诗歌美学的多元时代的来临。在迅疾运动的诗的精灵面前，寻常的理智失去了制驭的力量，传统的方法论也处处显示了它的僵硬与局限。很明显，诗歌研究方法论的更新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由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引进的多种研究方法，诸如系统科学方法、逻辑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结构学方法都已经或将要在诗歌理论研究中找到用武之地。（12）而吴思敬之所以对心理学方法情有独钟，是因为它的引入“有助于建立新的研究参照系统”，“反映了当前诗歌研究从外部规律向内部规律、从客体向主体的一种发展趋势，有助于对诗人特殊的心理结构及诗歌创作的艺术思维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13）；这与他向来注重“精神”、“心灵”及诗人的主体意识是一致的。从理论背景来看，《心理诗学》显然受到了1980年代高扬主体、崇尚理论的氛围的感染。该著旁征博引，征引了数百种中外理论文献及诗歌作品，许多新鲜的西方理论、观念在著中留下了印迹。比如，该著第五章论及“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的差异，其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对1980年代中国诗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欧美形式主义理论；而紧接着的“诗歌语言符号的三个层面”，其立论依据则直接来自当时刚刚传入的符号学。再如，第六章讨论“虚静”时，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静息状态”的阐述与现代美学家宗白华所说的“静照”相互参照，并引述了大量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观点，以说明“虚静心态”之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如今，诗歌批评过分倚重方法论的时代渐渐远去，人们试图开创某个理论的热忱也已消退，在一定程度上映现了当代诗歌这一心路历程的《心理诗学》仍留有这种热忱的余温。众所周知，作为批评家，吴思敬的诗歌批评同他的诗歌活动组织者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进行跟踪式批评使他成为当代诗歌进程和一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和记录人，那么，长期主持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以及组织各种诗歌活动，则令他担负起了保存诗学文献、促进诗歌交流的职责。其意义无须赘言。总的来说，吴思敬的诗歌批评更多地显示出对诗歌中平民化、世俗层面的看重，具有温厚、中和的文风，这与他的温和性格（他是诗界公认的老好人，施惠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是分不开的。无疑，他的包含了这些特点的诗歌批评参与了当代诗歌秩序的建构，并以某种方式提醒我们这些后来者，对于这一秩序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使之趋于僵化，而是努力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