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银冈书院历史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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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曾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发展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它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私人讲学的传统，同时承继了中国文化中重视修书、藏书的文化传统。和官学不同，书院不为科举而兴，而专于学术。从某种程度上看，这里可说是千百年来那些想拥有独立自由思想的“士”阶层发挥自己话语权的场所。一些以学术思想闻名于世的大师，充分认识到书院自由讲学的长处，都热衷于创办和复兴书院来作为他们的讲学场所，传播他们的学说和观点。即使是和今天的学校教育相比，书院也有很多值得欣赏和探究的地方，比如自由讲学、开门办学、注重学术研究等等。尽管在某些时候尤其是后期许多书院走上官学化道路，常出现背离原旨的现象，但经久的历史传统下所形成自由的学术氛围仍会使书院表现出挣脱官学樊篱的趋向。因此在人才的培养及学术传播上，书院的贡献在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历史上，一些著名书院往往既是某学术学派的活动中心，又是地区的文化与教育中心、地方文化传播的重镇。与乡俗教化相结合，对所在地的士气民风的改善以及文化的普及起到特殊的作用。而于三百多年前，由清顺治、康熙年间流人，曾任湖广道御史的郝浴所创办的铁岭银冈书院，虽没有岳麓、东林这些著名书院的规模与名气，然对于辽北这块土地而言，不仅承载了上述这些书院的历史功能，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银冈书院起到了重塑铁岭的历史功效。

一、从铁岭的历史发展看银冈书院创建的历史背景分析

从近些年铁岭境内的考古发现，在距今一万年前，这里就已经有了古人类生息活动。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时，铁岭出现了最早的村落。在距今4000年至3000间，进入青铜时代，在随后的两千年里，青铜文明在辽北各地虽缓慢却稳健地发展着。战国时期，辽北纳入燕国版图，地处燕国北境，这是辽北历史上行政归属的最早开始。秦、两汉时期，境域大部属辽东郡。这时期，东北地区几个北方民族如夫余、高句丽、乌恒、鲜卑等也纳入汉政权统治之下，因此，秦汉时期的铁岭，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南北民族文化竞相争妍的新局面。从战国末叶开始，辽北土著接受中原汉族文化不仅从物质上，也从政治、经济上直接接受汉民族文化层面的影响，这从铁岭境内发现的众多文化遗址可以得到佐证。而后，在中原混战历史阶段，汉民族政权无力顾及边远地界之机，鲜卑、高句丽趁势得以发展，先后成为这里的执政者。唐朝时，这里又属靺鞨建立的渤海所有。当中原地区处于五代十国及北宋、南宋之时，铁岭处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统治之下。因为生产生活比较安定，这时期的辽北农耕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城镇村落形成，并且增加了很多州县设置。辽代时，铁岭有了最早的官办教育。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教材，使这里的学生受到正规的儒家传统教育。公元1119年铁岭被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军队攻陷，就此又迈进一个新时代。1216年，蒙元军队占领铁岭。金元两朝在辽的基础上废州存县，同样仿效汉政权的意识统驭方式，设置官办教育机构，倡导儒学。但也仅仅是启蒙教化，仅此而已。官学招生的规模很小，这一时期没有关于私学的任何记载，也没有传说中的文化名人，文化教育依然是落后状态。但元朝时期，由于疆域的设置更加突显了辽北的咸平府(今开原老城)军事与交通地位。明朝时期，在银州设铁岭卫，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铁岭卫于沈阳、开原间古银州之地，境域南部属辽东都指挥使司铁岭卫，西部属辽河套扶余卫，北部属三万卫。明代在铁岭这块土地上建立的建置，基本奠定了今天辽北乡镇的格局，铁岭的地名称谓，也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辽北教育稍许普及和发展，三万卫与铁岭卫都设立卫学。1541年，兵备黄云还在懿路创建了辽北最早的书院———挹清书院，规模不是很大，后毁于明末战火。如果说辽金时期的铁岭是作为交通方面的重镇而彰显于世。而在明代，由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区域分布的原因，铁岭更成为明朝不可丢失的军事重镇。后金推翻明朝就是从攻克辽北的开原、铁岭开始的。1619年，努尔哈赤率后金军队攻取开原、铁岭，大肆杀掠，血腥屠城的直接后果是这里几年之内几乎荒无人烟。此后40多年里辽北地区一直没有行政建置，直至康熙三年(1664)年铁岭、开原方始重新设县。由铁岭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这里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东北土著民族交流融合较为敏感的区域。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使辽北很早就是沟通南北东西与周边关系的交通要道与枢纽地带;二是清代以前铁岭更多时候是以军事或地理要地存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是很平衡，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只在少数的驿站、交通或军事要塞附近。文化教育稍有发展又很快毁于战火。然而这一切在偶然的历史契机下发生了改变。

二、银冈书院的建立给铁岭带来的巨大影响

我们知道自古东北因地处边陲经济与发展状况与中原相比就比较落后，流人由内地谪放自古有之。而明清之际，数量大增。清初统治者为加强刚刚建立的政权，实行了一些较严厉政治措施，因文字狱或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与朝廷发生龃龉的文化流人大量发配到辽沈一带。中原人眼中的“极边苦寒之地”，铁岭的尚阳堡作为清代一个重要的国家监狱而接收了大量流徙“罪人”。张玉兴等人著《清代东北史》中记载:从顺治三年(1646)至康熙七年(1668)流放到尚阳堡的刑徒达3315人。这其中不乏朝廷要员、翰林巨儒和饱学之士。这一时期贬谪到奉天、铁岭一带的著名流人有号称辽北第一流人的函可和尚，有顺治朝吏部侍郎董国祥，湖广道御史郝浴，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河南主考官黄沁、丁澎，康熙朝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等等。而这一历史的安排“使得一批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人来到了当时尚属蛮荒的铁岭，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秉承儒家道德，贯彻儒雅风范，给往日只识战火与鲜血的焦土带来一片清新的文化气息，受到了久违的文化浸染。”流放文人的到来对铁岭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历史是个偶然，对铁岭则是历史的幸运。这些流放文人在艰苦的流放生活之余，不堕其志，刻苦自勉，著书立说，还有的授徒讲学，为当地文化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面郝浴可称之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人物。郝浴(1623－1683)，直隶定州人，“少有异禀”，“生而机警，负异材”，年十六，即立下“澄清斯世”之志。曾大言曰:“士君子生斯世，当做天下第一流人，行天下第一流事。”顺治六年中进士，顺治七年授刑部广东司主事，次年改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因忤吴三桂，顺治十一年“流徙盛京”。顺治十五年，在一次拜会剩人函可和尚时结缘铁岭，在铁岭南门里购地筑屋，铁岭县志对此有如下记载:“卜居于今南门内之右，筑室蛰居，不废讲学。左、戴诸子多从之游。尝自颜其室门致知格物之堂。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叛清，……清廷知公忠鲠，乃召还。去时留宅作书院，留为生徒肄业之资。”这就是书院创立始末。此后300多年的时间里，书院几度兴废，几度重修，规模不断扩大，其办教之盛，影响之广，蜚声遐迩，为辽北带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化春天。

(一)郝浴创办讲学处，为流人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论道平台，集聚了当地的文气与人气，经年之后银冈书院便成为辽东学术传播的文化中心。身为一代学者和文人的郝浴逆境之中，仍苦学不辍，“研究圣道”，招生讲学之余，著书立说，并以他的学识和修养吸引了很多同命运的流人学者。郝浴的居所，是当时众多流人聚集讲经论道的地方。左懋泰、戴国士、李呈祥、季开生、刘嗣美、董国祥等当时著名学者和文人常来这里“以诗文相唱和，以道义相切磋”。“修程居敬之学，横渠砭愚之功，常歌午夜，敲句晓天”就是当时郝浴银冈讲学处的真实写照。这些人包括郝浴均有大量诗文著作传世，影响颇广。郝浴离开后，书院曾一度被八旗兵丁所占。后经多方斡旋，终于得以恢复，并得以增修增筑，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时值郝浴之子郝林出任奉天府尹，继升为副都御史，多次到银冈书院拜祭其父，奉天府尹及内阁大学士纷纷为为书院题词勒石，更使之名声大噪，传遍朝野。大学士黄叔琳在题词中写道:“夫孰谓非银冈之所得力者欤!公之在节具载国史，其余风遗泽，士大夫亦皆能道之……”由此可见书院之声名。1716年，时任奉天府尹的屠沂更是把银冈书院与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并提，他在《重修银冈书院记》中写道:“余维天下之书院多矣，惟嵩阳、白鹿、岳麓、石鼓四书院以大称，岂高阁周建、长廊四起云尔哉!盖大其人，故大其书院也。余读公之文章，想公之行事，而有以识公矣。公学探理窟，才蔚国华，岳岳怀方，不移不屈，前后历任，政绩昭然，而直言敢谏，则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殆又兼之矣。顾公崎岖龙塞二十余年，读书深造，味道之腴有大过人者。观公之自记，非真闻道者而能言之乎!后人登公之堂，因依手泽，有能识公之旨，证公之心，或闻风兴起熏其德而善良，邹鲁文物近在海隅，以成圣天子寿考，作人之化，则是公大造于是邦也。兹铁岭片石，即与嵩阳、白鹿、岳麓、石鼓四书院而五焉，奚不可也。”由此可看出，郝浴所创银冈书院因其人格及余泽传遍四方，而铁岭以片石偏远之地承受此泽被后世之恩惠。

(二)银冈书院开辽北重教之先风，以此为开端，教育为之兴盛，改变辽北自古以来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1658年郝浴开始银冈讲学时的铁岭几乎还是一片废墟，所招学生多是流人及当地将吏之子。是时，整个东北的教育也还处于清初定鼎的沉寂期，此前所有的书院几乎全部毁于明末战火。所以说银冈书院是于百废待兴之中首开人文教育，当之无愧是清代东北第一书院，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书院。自康熙初年设立，一直到后改为学堂，虽有几经兴废，但它在辽北始终处于教育龙头的地位。它的办学方式和体制为后来各县官员与士子所仿效。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一直是铁岭县教育的主体。清同治七年，昌图老城建立了开文书院，光绪五年又有开原老城的龙岗书院。书院兴办的同时，清代辽北的官办儒学、义学、私塾教育也相继开办起来。银冈书院的创建开辽北清代教育的先河，有力地促进了辽北文化教育的发展。

(三)保有书院的传统与精义，三百多年来成为辽北昌明教化的痒序之地。郝浴离开辽北还朝前撰写了《银冈书院记》，文中记录了始建书院的时间、规模及当时的文化学术活动，同时表明了希望银冈讲学活动继续流传下去、造福地方的愿望。并将书院交于好友董国祥及弟子徐元弼等人。董国祥没有辜负郝浴的期望，坚持以郝浴在辽北讲学时的“致知格物”哲学精神做为办学宗旨，坚持讲学，修书，藏书，继续书院为辽北学术文化传播中心的职能。此后的历史岁月中，银冈书院因为有郝浴留下的私产田地及宅舍，一直是不受官府管辖控制的独立办学机构，所以一直能保持私学的办学特色，自由讲学，开放办学，实行山长制———中国传统书院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模式，广泛吸引外地有名学者来此讲学，使这里始终充满自由的学术氛围，紧跟时势发展潮流，培养经世利国之人才，成为辽北倡明教化，启迪后贤的痒序之地。

(四)培养了大批利国济世之人才，让偏远蛮荒从此桃李芬芳。银冈书院存在的三百多年里，广招生徒，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或攻经济，或究理学，或擅词章，人文蔚起，科第连绵”。比较著名的如书院鼻祖郝浴讲学授徒时很多学生后来皆成为辽北及东北一带的文化名流，象左暐生、左昕生、戴遵先、戴盛先、郝林、徐元弼等，随后又有史学家《尚书》作者李锴及书法家魏燮均、陈德懿等。民国时期革命烈士任辅臣、邓士仁、石璞，水利学家彭济群等等。而1910年就读银冈学堂更为其增添神来一笔。多年来，书院走出的人才正如乾隆年间铁岭诗人商其果所作《书院榆树》一诗所云“老树婆娑满院荫，每当风雨作龙吟，三春铸得钱无数，抛落人家总不寻。”作者采用象征的手法，借书院中的一棵古榆树，真实地再现了银冈书院办学经年，育人无数，功在千秋的历史业绩。

由铁岭历史发展的前后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所书院的出现带给辽北的巨大影响。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里的人文风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里的文化与历史发展走向，它的历史功绩已远远超出一所书院本身的功能。正如铁岭博物馆研究员周向勇在他的专著中所言:“至郝浴在铁岭开设学校，银冈书院在整个辽东地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无疑是重塑了铁岭，以此为开端，铁岭迅速完成了从战局要地到人文领地的漂亮转身，其历史的功绩则远非一个小小的书院所能盛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