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历史演变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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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说：“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引来了如此天壤之别的评论，不仅同王安石其人及其变法措施所带来的争议有关，更同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暂且抛开王安石其人、其事不谈，只就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演绎及其原因作一个简单剖析。

一、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几次演绎

（一）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是北宋亡国的元凶晚清前800年多年中，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评价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中，例如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即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则视为兴利之道“弱民兴利”。这些观点的出笼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绾结在一起。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又发动了北宋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宋钦宗。宋钦宗为了挽救安危，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因为蔡京不仅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残害忠良，而且还自称是王安石的弟子，打着王安石的改革旗号继续进行所谓的“改革”，所有后来人们在检讨北宋危亡的原因，以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罪责时，自然而然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认为王安石是历史的罪人。

（二）20世纪前半叶，梁启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称“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梁启超称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弊，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梁启超如此拔高古人，究其缘由，在于梁启超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主张。

（三）1949年—1978年，当时的主流看法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是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49年以后，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阶级斗争学说占据了整个学术界。于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局面也为之大变，一路的水涨船高。一是有了列宁的那一句“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评价在前，对王安石的评价就只能高不能低，否则就是研究者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其中标志性的作品有宋学大师邓广铭先生写《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两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当时对荆公研究的基调。其后，随着轰轰烈烈的时代到来，根据上意，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儒法斗争的历史，法家代表进步、革新，儒家代表落后、保守，王安石主张变革，自然是法家代表，于是对其人及变法运动更是不得有丝毫批判。荆公被奉为“尊法反儒”的典范，在“批林批孔”一批“”的宣传班子，专门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一些专家、学者也因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总之，中的王安石如同坐上了莲花宝座，俨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二、不同历史演绎的原因分析

纵观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几次不同演绎，究其缘由有以下两点：

（一）900多年来的“社会气候”决定的“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或世界观”无论是古代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的修史者，还是近代为救亡图存，倡导变法维新的梁启超，抑或是期间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无端吹捧，王安石变法只是他们手里的一个工具，一个任意打扮得小女子。历史的评议或研究从来都是和现实分不开的。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时曾专门提到学术假说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简要地来看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

（二）王安石理财思想引发的分歧

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君不言利”，王安石的“理天下之财”无疑违背了传统的经济信条，因而受到卫道者的批判也不足为奇。到了近代，国破家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思想自然会与梁启超等人主张通过变法改良以图中国强大的思想联系起来。乃至当代，王安石之所以能再次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无非就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

最后要说的是，透过王安石现象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判，要掌握好标准。“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我们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其所在的时代即世界社会科学成就的平台和环境中来评价，而不是与此相分离。同时要注重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的独立学者、民众和史料对其的评价，而不是着重后代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