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范仲淹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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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谥号“文正”。作为政治家，范仲淹大胆革新，励精图治，是庆历新政的中流砥柱;作为军事家，范仲淹白首守边，苦心经营，在西北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国防屏障;作为文学家，范仲淹是北宋诗新运动的先驱，提出了一系列力矫文弊的文学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实绩卓立文坛，对宋初文学的拨乱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历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上世纪研究者多关注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范仲淹，对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绩、军事理论、军事成就等探讨较多，宏观微观，成果斐然，对于文学家的范仲淹相对倾力较少。21世纪以来，范仲淹的文学成就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研究者日渐增多，论文论著频出，但综观之，对范仲淹诗词文赋等创作实绩的研究偏多，对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论及，也多侧重于文学功能论、文学风格论，对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体论等阐发不够。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范仲淹的文学思想作一梳理，对其中主要观点进行一定探讨，以期能引导对范仲淹文学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质相救，宗经复古

宋自开国历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社会承平日久，不思进取，但同时，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正如范仲淹所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他发出“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呼声［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盖的国用无度、百姓困穷、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实情况，发出“傥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以期达到“朝廷无过，生灵无怨”的目的。在这种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1］238，认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善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统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范仲淹不满于宋初文坛的柔靡卑弱，说:“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靡，风俗巧伪”［1］238，“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变革文风，以厚其风化。《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才是正常现象，针对宋初文坛柔靡文风，范仲淹提出了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乱，乃有来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过文与质体现，质弊则内容晦涩，难起教化作用，文弊质木无华，导致行而不远，只有文质相救，才能文质彬彬，有补于时，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视文质相救，以厚其风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认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质”。怎样“救之以质”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1］，“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经复古的主张“救之以质”。他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1］238。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1］186。教育的宗经，政治的教化，与文章的厚薄是因果关系，因此这里的“宗经”不仅关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时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经，恢复古道。对于师经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赞赏有加:“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1］183对于不根经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锐批评:“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1］183在具体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视当政者对世风文风的引导作用，上书建议皇帝“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积极措施改革科举，选用通经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兴复制科，不独振举滞淹，询访得失，有以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是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之时也。斯文丕变，在此一举。”［1］238范仲淹的“文质相救”、“宗经复古”文论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辅成王道”，本质上属于其政治论范畴，在价值取向上与杨雄、李鄂、王勃、韩柳以及宋代其他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识和复古精神，［3］424虽缺乏独创性，但对于宋初文风的革新，引导北宋诗文运动的健康开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二、范围一气，与时消息

“范围一气”、“与时消息”是范仲淹在《唐异诗序》中提出的文学观点:嘻!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峥嵘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郊)之清苦，薛许昌(能)之英逸，白乐天(居易)之明达，罗江东(隐)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185－186先看“范围一气”。范仲淹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所以春秋云山、教化仁义这些自然人文景观体现了大道的造化，能惊天地泣鬼神。“一气”出自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4］284，是“道通为一”的大道之气。它是决定宇宙万物存在的主宰，弥漫于宇宙一切空有，是宇宙之最大者，所以范仲淹称为“其体甚大”。由于引进了庄子的道气理论，范仲淹“范围一气”的诗歌意气论由此获得了一种哲学本体论的形而上立场，使诗歌的创作趋向于造物主的造化。中国古代以“气”论文始于曹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249曹丕之“气”是指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气质、才气。刘勰继承了曹丕的观点，提出了“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6］165－166等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气、学、习的关系问题。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论述了“气”与“言”的关系，其“气”是指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继承的是孟子的“浩然之气”说。范仲淹则立足于庄子的道气论，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物感说”和“天人合一”的古代诗学精神捏合在一起以论诗歌创作，从而赋予了以上理论新的内涵，为中国的文学“气”论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对后来者启迪深远，如杨万里的“天将诗本借诗人”、黄宗羲的“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章学诚的“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等论说，明显受其影响。再看“与时消息”。范仲淹对《易》经有深入的研究，《宋史》本传谓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7］10267。范仲淹的易学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变易观，《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答手诏条陈十事》等重要论著都涉及《易》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因为万事万物变动不居，随时变易，所以他十分强调“时”的观念，要求待时而动，掌握时机。《易•艮》彖辞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范仲淹非常赞赏:“非君子，其孰能与于此乎?”［1］149范仲淹把这种思想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提出了“与时消息”的观点。所谓“与时消息”是指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真实，切于实际，符合时世，不为空言。范仲淹认为，诗歌的创作是由诗人写诗时的心情决定的，而诗人心情的喜怒哀乐是由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的，诗人应忠实于时政环境所给他的情感感受，以创作出相应审美风格的诗歌作品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范仲淹批判了“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1］186的盲目模仿之风，指斥了“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1］186的无病呻吟之态，赞扬了唐异诗作“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1］186的卓然超俗的创作态度，鲜明表达了其生活真实高于艺术真实的创作原则。范仲淹的“与时消息”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观和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求文学有补于时，又保持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从而使其文学思想具备了更为深刻的内容。

三、天成不一，律体大备

在把握住文学特质的同时，范仲淹在文学作品的风格问题和骈散问题上则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态度。范仲淹认为，文章的风格应该是多样的。其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说:“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台，或深于重渊。”［1］192在《唐异诗序》中说得更加具体:“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郊)之清苦，薛许昌(能)之英逸，白乐天(居易)之明达，罗江东(隐)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185－186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具有各种风格流派，或清苦，或英逸，或明达，或愤怒，这些都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不必有高下之分，反映了范仲淹宽容通达的态度和广纳百川的胸怀。相比较而言，范仲淹比较欣赏笔力雄健和优游舒和的作品。他在《太清宫九咏序》中对其友石曼卿之诗评价说:“观其立意，皆凿幽索秘，破坚发奇，高凌虹霓，清出金石，有以见诗力之雄哉!文以气为主，此其辨乎?……览之者得无起欤?”［1］178对石曼卿诗力雄健的作品予以了肯定;在《唐异诗序》中说“观乎处士之作也，孑然弗伦，洗然无尘……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焉!”［1］186对唐异优游舒和的诗风予以了赞扬。范仲淹在对待骈律问题时也表现出公允客观的态度。他赞扬尹师鲁、欧阳修“力为古文”有功于时，反对西昆末学的专事藻饰、破碎大雅，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骈俪文体，相反，他不仅对辞赋律体有着深入的研究，而且还根据心得编选了《赋林衡鉴》一书，以供学子参考。范仲淹认为文体本身并无优劣之别，关键在于学者本人，“其如好高者鄙而弗攻，几有肴而不食;务近者攻而弗至，若以莛而撞钟”［1］508，好高自负者和务近趋时者的做法皆不可取。律赋和诗歌一样，既可以自由抒发作者的性情怀抱，也能够表现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承载政治教化的社会作用。他说:“律体之兴，盛于唐室。贻于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谣，以条以贯。或祖述王道，或褒赞国风，或研究物情，或规戒人事，焕然可警，锵乎在闻。”［1］508范仲淹还努力提高律赋的品位，一方面，详加分析律赋的门类体势，指导场屋创作，既细密具体，又有极强的操作性，另一方面，继承“赋者，古诗之流”的传统，指出“昭昭六义，赋实在焉”，“斯文也，既格乎雅颂之致;斯乐也，亦达乎韶夏之和”［1］509，律赋创作也可以达到雅颂之文和韶夏之乐的水平。范仲淹的这些努力对律赋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四库馆臣对范仲淹评价极高，说他“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观仲淹之人与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实效之分矣。”［8］551－552范仲淹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论题，努力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倡导一种新的文风和正确的为文态度，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他都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的士风与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