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文学构思和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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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颇富历史意味的转折年代。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毋庸置疑，伴随此一历史转变应该出现的是各行各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大好局面，然而，对于文艺界而言，“”后一度产生的文坛共识却开始消散甚至瓦解。

之前潜藏和累积的各种异见犹如冰山一角逐渐暴露并且日益激化，主要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评价“十七年”、“”，二是如何看待“近三年”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涉及到如何理解“十七年”和“”以及“近三年”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历史经验，而这恰恰又是当时社会各个层面都在探讨和思考的焦点。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无疑又为“”后正在兴起和展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相应的思想框架和认识装置。一文坛共识的破裂分歧较为明显的公开是在3月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据时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的刘锡诚回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是《文艺报》主持召开的。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为组织者，冯牧和孔罗荪两位主编，在会议的后期，邀请“”前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中受到严重迫害、“”后仍在文艺界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的陈荒煤、林默涵、周扬三位老领导到会讲话。他们每人讲了半天。21日是陈荒煤讲，22日是林默涵讲，23日是周扬讲。他们讲话之后，代表们进行座谈会讨论。陈荒煤和周扬的讲话，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争论。在23日上午的讨论中，代表们对林默涵同志的讲话，主要是对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和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我认为，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林默涵同志观点的批评与商讨。……默涵的讲话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总结三十年的经验问题。有争议的就是这一部分。他的讲话说:“(在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中)我们肯定有‘左’的错误，但是这里面也有复杂的情况。我们一方面犯‘左’的错误，一方面又感到有‘左’的问题，多次提出克服‘左’的错误。”“认为‘’的极左路线就是从十七年的‘左倾’文艺路线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值得商榷。我感到现在还很难论定，因为这和政治路线是分不开的。”①林默涵对历史的把握之所以遭到质疑必须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去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的路线已经“明确抛弃‘左’倾主义及其变种”，②由于“重新解释党的历史和学说是导向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论题”，③因而，“十七年”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实已经基本被定位为一个“左”的问题，相应地，文艺领域亦呈现出同样的状况。林默涵模糊的表态给代表们造成的印象却是“十七年文艺工作的错误主要是右”，同时，代表们还尖锐地指出:“否认或者回避我们十七年文艺工作中的‘左’的缺点、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是不可能很好总结3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④林默涵与代表们的冲突可以简单归结为如何解释“十七年”文艺的性质，即“十七年”文艺究竟是“左”还是“右”的问题。

而此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于“十七年”文艺的主要焦点集中于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文艺黑线”论的讨论上。1966年转发全国的《同志委托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称: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思想相对立的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的‘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由于《纪要》是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的，事实上就成为‘’爆发后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随着‘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台，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遭到错误批判就是被打入冷宫，广大文艺工作者也由此遭到打击迫害，本应百花齐放的文艺界一片凋零”，①因此，“”结束之后，文艺界重建合法性的首要突破口就是必须展开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人都加入到了这场批判之中。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坚决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参加座谈会的首都文艺界人士有:茅盾、刘白羽、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李春光等。到会人员中，除了李春光是当年的造反派外，其他人，全部是“”前文艺界的老同志和名流。到会者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和政治镣铐。它全盘否定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上的主导地位，篡改文艺路线斗争史，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摧残“”前所有优秀的文艺作品。“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反对的革命文艺路线、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重要理论支柱。只有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沉重的精神枷锁，肃清它的流毒，才能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②《人民日报》的这次举措迅速促成了整个文艺界对“文艺黑线专政”批判的积极推进。同年12月，《人民文学》发起了“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关于‘十七年’文艺的评价，是与会人士发言中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③就此问题发言的包括李曙光、冯牧、李準、吴组缃、韦君宜、秦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尚未恢复职务的周扬和林默涵等“十七年”文艺的主要领导也在会上发表了相关讲话。其中，周扬的看法是:建国以后，对文艺非常重视，亲自领导了、过问了文艺工作和文艺斗争。对“十七年”的文艺的评价，主要是肯定的。周(恩来)总理对执行的文艺方针、路线，花了很多的心血，给予很大的关怀。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而且“十七年”中有很多好作品，即使夸耀的八个样板戏，也是属于“十七年”的，怎么能否定呢?“”和胡风、右派、苏修等敌人是一致的，否定“十七年”。他们把“十七年”说成“黑线专政”，目的是反对、，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他们的靶子。“十七年”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有刘少奇路线的干扰破坏，也有我们路线性的错误。错误由我主要负责，他们打击我是为了反(周)总理。三年困难时期，我授意写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说文艺服务的对象除工农兵外，还有知识分子，这就错了。第一次文代会上，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提得很高，第二次文代会就不那么高了。第三次文代会由于反修，又提得高些。说明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我们头脑中扎根不深，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结合得不够好。其次，在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上，在对待遗产的问题上，也有错误。

作了两个批示之后，我们真心诚意想解决这些问题，谁不想把工作做好?我们进行了整风，“”却说是“假整风”。你可以说整风还不彻底，为什么要说成是假的呢?1956年底到1966年初，我向中央写了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问题，送到政治局通过，准备公开发表，但被“”压下了。他们总不会准人家革命，不许检讨，而是要打倒!④如果将周扬此番言论与林默涵在此前后的观点相对照，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对“”的定性、“十七年”文艺的主要问题还是的“两个批示”，二人的结论都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也代表了当时文艺界大多数人的共识，①一切都在谨慎的措辞中将反思局限于揭批“”、否定“”的范围之内，这无疑是受制于“凡是派”当权的政治状况。然而，随着“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这段较短的时期内，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②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刊出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稿，王强华、马沛文、孙长江等人修订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路线，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随着讨论的不断推进，文艺界在维持着表面共识的局面下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分化。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继续深入到了“文艺黑线”论。为配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1月20日至25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召开了编委联席会议。会议主持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提出:“在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必须把构成这个谬论的前提———‘文艺黑线’论彻底批倒，连根拔除，不能有任何迟疑”，③赢得了与会者的共鸣与响应。

从发言记录来看，批判“文艺黑线”本身并没有引来异议，但是稍加留意即可看出在这次会议中林默涵的发言就已经与其它与会者的发言产生了裂隙，关键词落在“文艺黑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黑八论”上，林默涵认为:“”用来指责我们的“黑八论”，是他们“文艺黑线”的重要内容。所谓“黑八论”，是“”拼凑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们批判过的，而且是把内容加以歪曲了。“写真实”论。写真实，我们是没有意见的。我们所批评的，是认为只有写黑暗面才是真实。这一点，请看周扬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第三部分。可是“”和我们不同，他们是一概不要真实。“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秦兆阳)，我写了文章。我不同意说现实主义是不一样的。现实主义是不变的。“”发展到不要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深化”论是冯雪峰提出的。与胡风的理论有共同性。现实主义要深化，就只有写黑暗面。二次作协理事扩大会的报告，就没有让雪峰做，而是茅盾做的。“中间人物”论，是文艺处批评的。认为只有写中间人物才有教育意义。我们认为这个论调是不对的，还是应该提倡写英雄人物。我们并不是不要写中间人物，但说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写中间人物，是不对的。我觉得批评还是对的。但“”接过去，根本不能写中间人物。“反火药味论”，也是我们批评过的。只是内部讲的。当时讲的是出口的影片，不要净搞那些战争片。“真人真事”论，搞得荒唐不堪。这是起码的常识。我们认为，真人真事不是不能写，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也有很多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是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写得就很好。这要看作者掌握的材料。“”批“真人真事”论，把大量的群众创作给毁了。工农兵作者还不能脱出真人真事，不许写真人真事，就是不要群众创作。“无差别境界”论，是周谷城提出的哲学方面的问题。《文艺报》也批评过。这些论调都是我们批评过的，“”却反过来，加在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提倡的。④陈荒煤、韦君宜、冯牧都迅速地对林默涵的解释作出了回应，陈荒煤是从《文艺报》的功能谈起的:“《文艺报》过去针对文艺界，发表过不少文章和意见，部分是错误的，大部分是正确的。但由于‘’的破坏，弄得混淆不清。如‘黑八论’问题，《文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解放军报》约我们文学所一位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我不同意发，我给《解放军报》打了电话，认为过去的批判是过了头的。过去的批判，现在来看，是不是‘黑八论’?过去的批判是不是强加的?”与陈荒煤类似，韦君宜也表示:“对过去的‘黑八论’的批判，有没有可以研究的地方?编辑部要拿来再看一看。‘’把‘黑八论’当成敌我矛盾来打。这几论是否够得上敌我矛盾?例如‘中间人物’论，当事人现在还健在。过去挨批的作品太多了。现在，许多作家写信来，要求再版，要求落实政策。有的就自己写文章。到现在，挨批的作品还没有平反。有些该谈的，应在刊物上谈谈，如彭永辉的《红色的安源》。”冯牧的发言比较具体，他说:“‘十七年’批‘中间人物’实际上是批了赵树理、周立波、马烽这些人，对他们的创作是有影响的，他们后来的创作就不能不考虑考虑了。现在，是研究一下‘十七年’，包括30年的作家作品的时候了。研究‘十七年’的关键是《文艺八条》。《文艺八条》至今还没有平反……再一个关键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用实践检验一下，当时根据作家的作品和言论划定他们右派，行不行?秦兆阳的《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不是敌我性质?包括孔厥，也应该实是求是地加以研究。……对‘十七年’文艺来自‘左’、右的干扰，要重新看一看。被‘’搞乱了的作家和作品，要根据‘实践’来检验和澄清。”①显而易见，此前文艺界的共识是建立在对“十七年”的同质性认识上的，即把“十七年”假设为一个合理的历史存在和理想的社会形态。“拨乱反正”通常就被理解为拨“”之乱而返“十七年”之正。问题在于，“十七年”实际上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随着形势的起伏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林默涵和陈荒煤等人对“十七年”文艺的不同阐述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整个“十七年”发展的不平衡和内部的差异。林默涵坚持维护的是在“十七年”时期开展文艺批判与运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些批判和运动与激进的政治派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每到一个意识形态的松动和调整时期，温和的政治派别就会对此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和否定，“”的爆发中断了这种内部张力的持续存在，陈荒煤、韦君宜、冯牧等人的思考就接续了后一个向度，试图质疑和超越“十七年”的主导框架。因此，指认“十七年”的错误究竟是“左”还是“右”，“”的爆发是否与之相关，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表征着不同的立场和姿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十七年”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状况和思想条件下渐渐呈现为一个充满争议并能够公开讨论的话题和对象的?这也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清分歧的实质以及走向的一个有效途径。二思想解放的边界真理标准的讨论通常被认为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并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是指:“70年代末期以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商品经济、价格改革、所有制(产权)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改革的方向展开争论。”②“从后来刊出的李春光等人的回忆来看，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上层官员的关系非常密切。”③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议集结了大量来自体制内的理论精英，无疑是推动思想解放进程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时，它的意义还在于提倡全面而公开地重新审视包括“十七年”和“”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并触及到了思想和个人在其中的是非功过。开幕词和结束语都是由当时兼任长的作的。徐庆全回顾说:“事后看来，会议从时间和内容上都开成了前后两个阶段，颇堪体味。春节前为第一阶段，由和社科院召集，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一百余人，以及各省市联络员参加，中心议题为拨乱反正，否定‘两个凡是’。会开得很好，思想解放，畅所欲言，扩大和深化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如一些与会学者探讨了例如怎样看待‘’?怎样看待‘’前的十七年?‘’究竟是‘左’还是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对还是错?

有些学者还探讨了新老个人迷信问题、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问题，等等。即使有些学者提出过如下观点:要正确的思想，不要错误的思想;要思想，不要的思想……虽然表达上没有后来的规范，但中心意思仍是对言行，应坚持其中正确的部分，扬弃其中错误的部分，也并非奇谈怪论或大逆不道。春节后为第二阶段，改为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参加者也增加了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门负责人，与会的新老两摊人马分别开会，中心议题也改为批判、的极‘左’罪行。学者们原先准备的专题发言稿，因已文不对题而被取消。”①这种类似于“放”和“收”的主题转换实际暗示了在上层精英内部可能存在的话语纷争，而3月30日邓小平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则鲜明地表明了“思想解放”所存在的界限。尽管如此，理论务虚会仍然促成了这样一种时代风尚和政治局面，即上层官员、思想精英通过论辩和讨论的方式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包括政治合法性、思想资源和政策原则等一系列要素”，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曾经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成为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没有在任何重大社会事件中缺席，甚至常常成为社会变革的引导。”②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联的文艺界也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受到这股历史潮流的折射，“思想解放”作为被广泛操持的热门话语和思想武器频繁地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期刊和讲话之中。如果我们将文艺界的代表性人物同时期涉及到“思想解放”的言论作一个简要的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对于“思想解放”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这也是文艺界产生分歧的重要根源，由于涉及人物众多在此只简述冯牧和林默涵的观点。1979年2月8日，冯牧应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先是高度赞赏了正在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认为:“这是去年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在思想领域的继续和发展，这里没有禁区，包括对伟大领袖和导师的评价，对史无前例的的评价，包括前一段的路线是否正确，‘继续革命’的命题是否正确，都在探讨之列。”然后他特别指出了“思想解放”的涵义:“所谓思想解放是指什么?我们从哪里解放出来?解放到哪里去?……我们要从三个方面解放出来:一是从、‘’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二是从‘两个凡是’派的思潮那里解放出来;三是从多年的僵化、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解放到实事求是那里去，从必然王国解放到自由王国那里去。”他重点阐述的则是对文艺界“思想解放”的看法:“解放思想，在我们文学艺术界有哪些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呢?文艺界有很多老大难问题，好事者编了个顺口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即一条黑线，两个批示，三旧，四条汉子，五一六通知，六条标准，七×××，文艺八条等等。”对此，他逐条进行了剖析，尤其讲到了“两个批示”和“六条标准”，由于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对的评价，曾经是不能触碰的禁区，又是当时各方热议的焦点，因而更能看出冯牧思想解放的程度，其中不乏言辞尖锐之论，如:我们不是破除现代迷信吗?对我们文艺工作做了十分深刻的、系统的、光辉的指示，这是不可抹杀的。但不能把的只言片语、甚至根据间接的材料感想式的、甚至错误的指示，当成不可改变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总是说，的批示还是一分为二的，总是说我们“如不改正”、“有可能嘛!”还不敢提出异议。现在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不对，让历史来检验吧!……现在，是把六条标准、还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践，作为检验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呢?我认为应该是后者。实际上，六条标准中的一条———“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由于现在形势的变化，已需要修改。而且，这六条标准，也不能衡量所有的文艺作品，你说“有利”，我说“不利”。如小说《伤痕》，你说有利，我说不利，怎么办?……有一个小青年在“民主墙”上给我贴了一封公开信，吓了我一跳。原来，他建议我转给。他建议:(1)废除“六条标准”作为尺度、框框来衡量文艺作品的好坏;(2)废除“因人废言”，废除对作者的政审制度。我很欣赏这两条。在此基础上，他再次提出“要好好总结30年来或者60年来的经验教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两个流行的说法:“反右斗争基本上是对的，但有扩大化”，以及“‘黑八论’都是我们批过的，是‘’强加给我们的”，冯牧表示了不同意见:“公安部63个右派全划错了。这就不叫‘扩大化’，而是‘全划错’”，“好像批过了的都是批得对的，这个说法我看不对。”①不难看出，这两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林默涵所持的观点。那么，林默涵对于“思想解放”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与冯牧报告几乎是同一时期，1979年2月15日，林默涵在理论务虚会议上作了《关于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的发言，通过披露大量的历史细节，他揭示了“两个批示”出台的全过程，认为“两个批示是在面前夸大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说了不符合事实的坏话的结果”。②这个结论显然仍然处于揭批“”的语境之下，尽管他也提到“两个批示是亲笔写的”，但对是否存在错误却缺乏直接的回应而显得含糊其辞:“我们不能也不必像教育上的‘两个估计’那样，从某人的笔记本上找出主席不同的话来作根据进行判断，而是要根据事实来进行分析，辨明是非，要看这两个批示是否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应当像邓副主席所说的，凡是不符合实际的，不管是谁人批的，都可以而且应该推翻。如果非要找主席的话作根据，岂不是以‘凡是’来反‘凡是’吗?这说明我们一方面批两个‘凡是’，一方面脑子里还有两个‘凡是’在作怪。”③与冯牧相比，林默涵向前迈出的步伐似乎并不大，况且他发言的时段应该说还属于理论务虚会“畅所欲言”的第一阶段。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林默涵正面阐述了对“思想解放”及其界限的理解:我的理解，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一回事。解放思想决不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与实事求是恰恰是相违背的。…………思想解放有没有边际，有没有限制呢?当然是有的。

什么边际、限制呢?总的说，一个是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一个是不能违背客观实际。从今天来说，边际就是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原则，一个是促进“四化”，因为四项原则就是从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来的，“四化”建设是中国今天最大的实际。如果违背四项原则，又不符合“四化”建设的要求，不能促进“四化”、促进安定团结，那就不是解放思想。我们判断问题，只能根据这个客观标准，不管你主观上在怎么想。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④显而易见，如果说冯牧偏重的是“解放”，那么，林默涵偏重的则是“限制”，两人关于“思想解放”限度的认识无疑出现了很大的错位，而且这种错位并不仅仅表现于个人，也代表了当时文艺界的整体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错位的加剧使我们注意到分歧的另一向度———对“近三年”文艺存在的不同意见。三两个“派别”的出现正如李洁非对分歧的总结:“分歧由何而来?约言之，大的方面有二。一是怎样看待十七年文艺———一部分人认为，‘’的左毒，其来有自，早在十七年期间文艺就有左的根源;另一部分人却只批判‘’，不承认十七年文艺的主要教训是左，他们这么看是出于一个理论，即‘帮派文艺’不代表‘革命文艺路线’，而十七年基本上是执行革命文艺的路线的，所以不是左。二是怎样看待当前的文学状况———一部分人认为，粉碎‘’以来，文学顺应历史和民意，成绩很大，发展健康;另一部分人却只能接受粉碎‘’后头一年的文学状态，对于1978年以后的状态都不能接受了，具体讲，是不能接受‘伤痕文学’(当时也有称‘感伤文学’的)之后的发展，而今天我们都知道‘伤痕文学’正是‘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显而易见，分歧背后是要不要‘思想解放’的问题”。⑤“思想解放”的限度不仅影响到对于过去的反思，更密切关系到对当下的看法。的确，自1978年8月《伤痕》发表以来，文艺界在如何看待“近三年”文艺上的分化就已经出现了。“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逐渐在理论上升级为‘歌颂与暴露’的争论。”“这场争论，发展到1979年初，又导致了‘文学向前看’和‘歌德与缺德’的讨论。”①沿着争论的发展脉络来看，文艺界的领导层中对立的双方与在对“十七年”文艺产生争论的双方组成人员是基本一致的，典型的如周扬、陈荒煤、冯牧等人为支持赞赏的一方，而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则被视为反对批评的一方，有人分别以“思想解放派”或“惜春派”和“保守派”或“偏左派”为之命名。指出文艺界两个派别的存在，并不是要对之进行一种表态或站队，而是试图还原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编写者所面临的历史场景及思想资源。因为可以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派”或者说“惜春派”的话语最终被文学史编写者所认同和接纳并转化为历史叙述出现在当时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正如著名教育学家M•阿尔普认为存在着一门教科书政治学:“通过教科书呈现的内容和形式，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世界是如何构成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浩如烟海的知识是如何被选择和组织的。教科书体现了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说的‘有选择的传统’的内涵是什么———它只是某些人的选择，致使某些人对法定知识和文化的看法。

通过这样的传统，某一群人的文化资本获得了合法地位，而另外一群人的文化资本却无法获得这样的地位。”②文艺界在1979年前后的这场分歧表明:文学史书写的内容和对象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之物，同一段历史可以因为不同的评价标准和阐释框架而变得迥然相异，因此，最为关键的并不在于如何表现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历史实践，而在于如何去确定和指认构成当代文学史的基本历史实践，而这种工作必然是在思想话语不断的交锋和争斗当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