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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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国族文学的是,比较文学的确需要明晰、准确且自洽的学科理论意识。对于一位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来说,你可以在现有比较文学的多种学科理论体系中择取自己的立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然而,你必然曾经遭遇过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冲突与对话。在这种冲突与对话中思考过与沉淀过,这样才可能获有一种学科的专业意识支撑你的表达与研究,不至于一开口、一落笔让学界感到你是专业外的学者。

前一段时间,因一次偶然的学术交流,我翻阅了一部关于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书稿,①这部书稿把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进行了比较研究。凭心而论,我对中韩比较文学没有多少感性的学术体验,只是在编写《比较诗学概论》时曾向从事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请教过“中韩比较诗学”一章如何撰写而已。但无论如何,这一选题却引起我对比较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的一些思考。近几年来,我在复旦大学一直给中文系的本科生开设《比较文学概论》的基础课,同时也开设《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课;这里的同学非常优秀,在课上及课后,有许多同学曾就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学科理论问题不断向我提问。坦诚地讲,同学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有相当学理深度的,所以也激发了我对他们所提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与这部书稿的选题及研究观念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所以在这里,我想不妨写出若干片段性的思考,也算是对同学们所提出的部分问题给予一种即兴的回答。众所周知,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自觉地获有一种命定,他们在跨界的阅读与书写中汇通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及其相关文学艺术现象,并以此来整合自己的思考,这里的“跨界”行动已经被比较文学教科书浓缩为一个暂且不可更改的学理性规范:即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

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方向的重要分界点之一,①就在于研究方面对语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国族文学研究者是在本土的立场上对母语书写的文学现象给出自己的阅读与思考,而这种阅读及思考的逻辑是与本民族语言背后的思维观念及思维惯性链接在一起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1942-)在《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ofaDiscipline)中言举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04)时说明了这一点:“雅克•德里达是哲学家中的天才,他认为,‘哲学观念不可能超越习惯的差异。’这种领悟力不仅仅适用于法语、德语,或者希腊语和拉丁语。”②因此,从国族语言及其思维观念的链接逻辑来看,阅读与思考的文化亲缘性及无障碍性则是国族文学研究的显在特点。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一旦跨出了本土语言,走向国际化,与另外一种国族语言书写的文学现象遭遇,问题就复杂且丰富了起来;在两种语言的思维观念形成的各自惯性系统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在双项汇通中寻找共生的平衡与生存的第三种立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③

一种文学现象及其作家作品被国族文学研究持续关注了多年后,往往研究者在材料与义理两个方面对其投入的研究是穷尽式的或终结式的,很多文学现象及其作家作品在研究方面往往被宣判为一种相对性的终结,其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不再具有研究的选择性与热点性。这种情况在国族文学研究领域中很普遍,至少我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承志的《黑骏马》就是一例。《黑骏马》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曾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所讨论的热点文学现象,许多优秀的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曾以自己的批评与研究来深度地诠释过这部中篇小说,最终,张承志及其《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等作品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硕士生与博士生选题的热点。但是,时值上个世纪的90年代,学界关于张承志及《黑骏马》的研究不断地在选题上撞车、在结论上重复,从某种程度上客观地讲,至少张承志的《黑骏马》已经处于过度研究的饱和状态。H.R.姚斯(HansRobertJauss,1921-)和W.伊泽尔(WolfgangLser,1922—2007)曾以接受美学(ReceptionalAesthetic)的逻辑力量来论证小说文本的无限敞开性,让阅读者在小说文本的空白点中尽可能地提取无限的意义,以反对文学研究的历史客观主义。④我在这里借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在陈述上制造一个反讽的话语:有趣的是,《黑骏马》作为一个文本,已经向那个时段的过度研究给出了封闭的姿态,其不再具有意义提取的空白点,这部小说文本因过度研究向学界宣布了关闭。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言说“过度研究”,绝对不是意大利符号学与诠释学研究者安贝托•艾柯(UmbertoEco,1932-)所论述的“过度诠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在这里想表达的是,以过度研究使一部小说跌向文本的关闭,这一定是学术时代的产物。并且时值21世纪,在后现代国际大众传媒及后数码工业文明制造的大众文化的娱乐性与媚俗性中,《黑骏马》更为70后、80后与90后的生存者所无知,沉寂为一部孤独已久的经典。笔者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从文学艺术的历史性美学品质上来评判,经典一定是孤独的,并且经典再孤独也必然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当然,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

笔者在这里并不希望奢谈历史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及其在价值选择中呈现的史学功能问题,更不想多谈历史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对文学研究应该有着怎样的可能性推动,而是想说,把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者是立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上,让自己的研究从本土语境跨出去,在一个跨语际的阅读与思考中再度激活了《黑骏马》。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这里的研究者在文化身份上应该是一位在汉语语境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这位研究者不一定是一位纯粹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但是,他是把韩国现代偶像派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带入自己的研究中,与张承志的《黑骏马》形成一种跨语际的参照性思考,同时,这种跨语际的参照性思考也再度激活了《雾津纪行》。当然,比较文学研究对两部以上不同国族的经典文学作品的激活,一定是互动性同步的,所以,比较文学视域在这里不可或缺地生成了。我们知道,《雾津纪行》创作于60年代,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声誉,这部小说曾被韩国本土文学批评者评价为那个时代小说创作的一次“感受性的革命”,金承钰也被称誉为韩国20世纪60年代文坛上的“icon”——偶像。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个术语在中韩两国学界有着各自文学史观的时限性界定,如果我们走向一种世界文学史观,放大了来讲,《雾津纪行》与《黑骏马》是在全球史观下同期先后创作的两部小说。从中韩两个国族文学发展史几乎同期的时空对位上来看,这个选题把这两部小说及其叙述的相关历史事件、社会政治、民族风俗与人物形象整合在研究者的比较视域中,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给出不同于各自国族文学批评下的结论。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在本土对《黑骏马》进行的研究是一种本土文学批评,同样,韩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本土对《雾津纪行》进行的研究也是一种本土文学批评;那么,一位研究者在跨语际中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所给出的整合性思考,在中韩比较文学研究中形成了第三种文学批评。勒内•韦勒克(ReneWellek,1903-1995)与奥斯汀•沃伦(AustinWarren,1899-1986)在他们的《文学理论》(TheoryofLiterature)读本中,把文学研究界分为三个层面: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实际上,比较文学在总体的研究面向上也可以相应地界分为这三个层面:国际文学关系史、国际文学批评与国际文学理论。首先,我们在这里指出:国际文学理论就是比较诗学。笔者提请学界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即“第三种文学批评”。

在国际文学批评的面向上,第三种文学批评就是基于两种以上国族文学研究所形成的比较文学批评;需要进一步诠释的是,我们在这里启用了“比较文学批评”这样一个概念,以此在细微的差异上区别于“比较文学研究”。如果我们再度精细地划分“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批评”这两个术语,它们是包涵与被包涵的逻辑关系。比较文学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国际化或国际化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面向就是跨语际的第三种文学批评。2003年,笔者在北京工作时,全国一批优秀的学者曾集结在一起编撰《比较诗学概论》。在撰写《比较诗学概论》的大纲时,笔者曾第一次提出过“第三种诗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源于笔者对“跨界的文学理论国际化研究”的反思。在本质上,第三种文学批评与第三种诗学在学理的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前者归属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划定的文学批评,后者归属文学理论。当然,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语际的跨界中的确不可遏制地获取了一种全球化的研究视域,同时,这也必然加大了文学研究的难度。当下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国际化,所以,比较文学研究也必然携带着诸种争议,成为这个时代的显学,并且比较文学为守护自身显学的前卫性,又不得不持有一种防守性姿态,处处捍卫与解释自己学科的合法性。提及跨界与双语的问题,笔者又想起了美国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ThomasS.Kuhn,1922-1996)。在1962年推出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一书中,托马斯•S.库恩以“范式”(paradigm)与“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两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求证,阐明了科学革命的显著特征在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存有的不可通约性,托马斯•S.库恩的理论曾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观念性革命的地震。当然,还有一位重要的同期学者给予托马斯•S.库恩于理论上的推波助澜,他就是被称之为“科学理论界的肆无忌惮者”的美国科学哲学家P.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1924-1994)。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持续地阅读上述两位科学哲学家的理论,并不时地在阅读中体验因思维观念的革命而带来的启示。我深切地感受到,倘若把他们的理论带入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及翻译研究的理论建设,其可以让我们站在一个崭新的思维观念上,重新审视我们现在所正在从事的研究领域及其学科理论。从历史的历时性来看,在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存在着范式革命的冲突与对话,在历史的某一共时性上,这种冲突与对话是相当紧张的,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多年来,比较文学为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所产生的观念上的不可通约性,做出了最大张力的解释与努力。实际上,我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每一个国族都因自身独特语言的操用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律性文化系统,每一个国族的语言文化系统在历史的记忆中沉积为一种“图式化阻力”(patternedresistance),这种图式化阻力是以本国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宗教、风俗、社会、政治、伦理及经济等形成的结构化与模式化的范式,并对另外一个国族沉积的范式给予自发性的阻抗,最终凸现出这个国族的唯一性与自主性。

一种文学的国族风格就是区别于另一种文学国族风格的阻抗性与自主性的范式,并且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当然,我们在这里是从文化相对论的视域来谈文学国族风格的不可通约性的,我们不是一位民族孤立主义者,我们只是希望从学理上求证,国族与国族之间的确存在着范式的阻抗,在范式的阻抗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当然,在此,我们是在历史的共时性上来谈文学民族风格的不可通约性的。当然,托马斯•S.库恩和P.费耶阿本德是在历史的历时性上指涉科学革命前后的范式之间存在着绝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因此在“革命”(revolution)与“后革命”(afterrevolution)之间的范式中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我们化用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的观念言称:即在“理论”的范式与“后理论”的范式之间存在着“向这一切说再见”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划分出了两个时代。其实,我们不是在这里把范式与不可通约性的理论拿过来,硬性地诠释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学科理论,而是在我们的使用中再度丰富与改写这一理论,让西方托马斯•S.库恩和P.费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约性理论与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以通约(commensurability),以形成一个具有互文性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①我们在这里使用范式与不可通约的理论,无疑是在反讽中与托马斯•S.库恩和P.费耶阿本德进行对话。不幸的是,1983年,托马斯•S.库恩发表了《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Commensurability,Comparability,Communicability”)一文对他前期的立场进行了修正与调整。其实,比较文学在其学科理论本质上一定是反对不可通约性的,不可通约性的宣称在历史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面向上,过于强调了一方时空的自足性与孤立性。的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中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文学批评体系中的《雾津纪行》在各自的批评体系中有着自己本土的“范式”,如果我们强调两者之间没有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两者是在研究中不可通约的,我们一定会坠落于文化孤立主义的泥沼中,成为一位文化原教旨主义者。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进行比较研究,正是突围于这两部小说文本的各自的文化“范式”,在可通约性中达到两种文化范式知识的汇通性对话与积累,这种知识的汇通性对话与积累,呈现在比较文学研究者跨界于两种以上的国族文学研究领域,给出一种整合式的第三种比较文学批评。①我们在这里无意仅谈《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的比较研究,任何对两个国族以上的文学现象进行跨界研究,只要能够做到达向两种文化范式知识的汇通性对话与积累,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给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上的合法化解释。正因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在遭遇全球化态势的敞开中消失,所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特别需要准确的学科意识,这一点是我们反复需要强调的,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的关键点所在。从纯正的法国学派研究方法论来看,《黑骏马》与《雾津纪行》这两部小说依凭的创作背景都是纯粹本土性的,两部文本之间没有发生过历史、文化、风俗与社会等元素的影响性,直接碰撞与对话,也就是说,这两部小说绝对不是法国学派意义上的间性文本(intertext),所以操用法国学派跨语际性的材料考据方法论对这两部小说进行研究,在这里是不奏效的。有趣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在国际文学批评的面向上,批评者面对的跨语际诠释对象往往由于没有遭遇直接的碰撞与对话,材料的整理、校勘、辑佚、注释的考据方法论无法奏效,因此,在两部文本的间际中追寻具有人类审美共通性的义理,也必须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论,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就是如此。

如果我们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定是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逻辑结构方法论上展开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坛上,张承志占据一个文风如铁的硬汉角色,他是一位在青少年时代经历过“”及“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作家;金承钰是20世纪60年代韩国现代文坛上崛起的“icon”,他是幼年经历过“6•25”战争的“4•19一代作家”;《黑骏马》的白音宝力格是从草原走出的“知识分子”,《雾津纪行》的尹熙重是从乡村走入都市的“知识分子”,两人都生存在各自本土语境铸就的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愚昧与文明的张力中;这部书稿的撰写者启用“疏离感”与“回归母体意识”两个重要的理论陈述,把白音宝力格与尹熙重置放于对两种差异性文化的汇通性思考中,把两个人物形象归属到一个具有共同类型的结论中,那就是中韩“归乡小说”中的同类型人物。也正因如此,这一比较研究促成了具有浓烈中国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与毗邻的韩国文学作品的一次跨国对话,这种跨国对话把这两部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及他们背负的历史与命运置放在整个东亚现代化进程的视角中去观察和探讨。通过这种中韩比较文学研究,中国读者可以凭借自己所熟悉的《黑骏马》及白音宝力格走向《雾津纪行》及尹熙重,进而走向对韩国那个年代的历史与命运的了解,即那批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记忆与现实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6•25战争”、“4•19革命”、“5•16军事政变”以及朴正熙军事独裁政权与经济开发政策等;韩国读者也可以凭借自己所熟悉的《雾津纪行》及尹熙重走向《黑骏马》与白音宝力格,进而走向对中国那个年代的历史与命运的了解,即那批知识青年在信仰与精神双重维度压迫于红色政治的权力话语下,他们怎样遭遇了“”、“上山下乡”等极左的红色风暴等。平行研究的确不在于对两部小说一眼看上去具有相似性的叙事情节、人物形象等元素进行X+Y的类比,更在于透过两部小说叙事表象背后的历史、文化与风情,给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汇通性与深度性思考,以形成第三种文学批评。

第三种文学批评就是比较文学研究者驻足于跨界的立场上,对两个以上的国族文学进行汇通性思考所形成的一个崭新的共同体空间,我们在这里具体地说,这个共同体空间是在两种不同国族文学各自独立的立场上,以整合而构建起来的学术研究领域,在这方学术研究领域中,两种国族文学语言背后的思维观念及思维惯性在逻辑上链接在一起了。非常有趣的是,这里潜在着一个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学科理论,对《黑骏马》与《雾津纪行》的平行研究,让这两部小说跨越中韩语际遭遇了,对话了,在中韩比较文学研究史上,这是一个学术事件。如果若干年后,再有其他学者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这个时代关于这两部小说的平行研究,为后来这两部小说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双项接触的历史依据。我们注意到,关于中韩这两部小说的平行比较研究,也被同期的韩国青年学者所关注,2006年12月30日,“复旦大学—韩国外大‘BK21新韩中文化战略事业团’国际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这也是第一届中韩青年比较文学研究者共同参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一位硕士生发表的论题就是:“金承钰《雾津纪行》与张承志《黑骏马》中的‘还乡’主题对比研究”。也就是说,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理论来看,前一个时代关于两部国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一定是后一个时代关于两部国族文学影响研究的材料依据;因此,切不要在一个简单的逻辑上小视了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其实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部不同国族的小说在各自的本土都曾被本国族的前卫电影导演所关注过,并把其作为脚本,依借电影的镜头艺术语言再度诠释。一种文学艺术的创作及改编的现象,可能会在绝然不同的国族历史中惊人地重复,这是全球历史的共通性。金洙容是韩国著名的电影导演,被称誉为韩国的安东尼奥尼。1967年,在小说《雾津纪行》的基础上,他以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镜头语言拍摄了《雾津》这部电影,揭示了在韩国社会与经济近代化进程中男性心理的不可承受之重及复杂性,也表现了尹熙重因心理劳顿所遭遇的精神错裂等文化心理因素。谢飞是中国第四代著名电影导演,他曾以昙花的瞬间绽放在第三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的代际转型中,留下了自己的美丽与高傲。1995年,在小说《黑骏马》的基础上,他曾以蒙古民歌长调的叙事风格书写了《爱在草原的天空》这部电影诗,并荣获第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导演”及“最佳音乐艺术成就奖”,这部诗性的电影结构在抒情的大远景与空镜头等镜头语言中,让白音宝力格背负着感恩的乡愁与苦涩的缅怀,凝重且舒缓地行走在大草原的音画叙事中。《雾津》与《爱在草原的天空》两部电影都在执著于各自本土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投射出迷人的魅力。也就是说,无论是小说本身,还是从小说到电影,把这两部小说带向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视域中,给出互为参照式的阅读与思考,其必然有这一课题成立的学理依据,也具有在审美逻辑上维系两者的普遍学理性。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比较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研究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推动。我也注意到,以往中韩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主要定位在两个国族的古代文学领域,当然,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民族,其在逝去的历史进程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议的,至今中国儒家文化依然为当下生存在后现代文明语境下的韩国人所敷衍。我们把问题进一步扩大化来分析,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选题来看,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曾大量涉猎到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但是,很少有研究者把中国当代文学带入比较文学研究中给予跨界的阅读与思考。实际上,在创作、批评与理论的三个面向上,中国当代文学受外来文化及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与渗透,远远超过了中国古代文学,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结束后,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至现代派文学崛起后,一路刷新到当下的网络文学,的确如此。学界的确也存有一种研究的偏见,好像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及其伴生的思潮只有从当下的众声喧哗中退去之后,才能够于忘却的寂寞中经过历史的陶冶沉淀为经典,因此,学界也就合法化地推出一个坚持以久的学术观念:研究历史上逝去的缺席者比研究历史上鲜活的在场者更具有学术价值,也更容易给出相对稳定且不容易引起争议的评价,因此,古典研究永远以面对着死人向面对着活人的当代研究炫耀自己的学问及合法性。我们无意在这里深入地讨论:是评价死人容易,还是评价活人难;是研究死人有学问,还是研究活人有学问。众所周知,其中潜在的问题、争议以及学术心态不会是如此简单。我只想说,我们应该推动比较文学介入当代文学,让比较文学研究成为一种鲜活且在场的第三种文学批评,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况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批评及其理论的操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国际化了,以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已经开始淡化其国族文学的学术身份,不错,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从比较文学关照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了。

近年来,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特别值得我们提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了“‘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于2011年4月28日至30日又举办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文理学院作为协作者同时参与了此两届研讨会的举办。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两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科的性质上无疑可以划归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两届研讨会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联袂举办的,并且学术的定位旨在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性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专业在这两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中进行着有效的学术合作时,感佩不已。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比较文学是第三种文学批评呢?这种强调不是说比较文学研究没有当代性,在全球化时代,只是比较文学在其学科边界的无限扩张中最终跌向了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一时间,文化研究即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所指向的当代性。文化研究以显赫且前卫的时尚姿态在取代比较文学时,也开始消解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在《边界的危机与学科的死亡——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的“去边界化”中领受的本质》一文中,我曾如此陈述比较文学的学科开放性:“因此,早在1825年至1830年,两位法国教师诺埃尔(Fran•oisNo•l)与拉普拉斯(E.laplace)汇集各国文学作品,使之集成所谓第一部《比较文学教程》之时,比较文学即在全然敞开的‘去边界化’中陈述着自己的学科开放性,所以‘去边界化’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场域中被本质化,成为不可遏制的潜流。”[1](119)最终在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转折点上,比较文学受动于自身本质主义化的“去边界化”,在多种迹象上呈现为由于学科边界的消失而跌向无所不包的文化研究。我必须承认这样一个迹象,现下红得发紫的文化研究,在相当的程度上淡化且覆盖了文学研究,相当一批原来以比较文学起家的学者宣称这个年头还做什么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因其学科边界的消失淡化在文化研究中,进而他们把文化研究作为自己在学界跟风的时尚,以显摆自己的主流身份。①我们不妨检视一下,在国内与国外有多少大学都在成立“文化研究所”、“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台湾曾是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国学派提出与讨论的发祥地,随着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在扩张中逐渐消失,辅仁大学还遗存着台湾学界最后一个具有比较文学博士授予权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然而2010年,台湾辅仁大学对其外国语学院的比较文学研究所、翻译研究所与语言研究所进行了三所整合,成立了“跨文化研究所”,随着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解体与整合,台湾比较文学也终于悲壮地迎来了跨文化研究的时代。

学界颇有激进者不失时机地宣称:一个夏化研究可以取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时代来临了,或者放大了理解,文化研究可以取代文学研究。对此,我有些不以为然。文化研究是后现代高科技工业文明操控的全球化时代的阶段性衍生物,其作为一个学科的成立多少有些应时性,也多少降解了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及人文精神;但是,宣称文化研究是对比较文学研究或文学研究的全面替代物,这一切还要让历史来证明。其实,是坚持文学研究还是拒斥文化研究,这多少可以借鉴一位人文学者对文学性及人文精神执著的姿态。让我们高兴的是,对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进行比较研究,这恰恰是比较文学研究而不是文化研究。其实,对于一位国族文学研究者来说,如果在其研究身份上宣称自己有着自觉的本土意识,他们全然可以不必讲求其研究的跨界及其规范性问题,执守一方本土的研究领域完全可以成就自己的学术辉煌。然而,当下我们所遭遇的是不可遏制的全球化趋势,这种趋势对一位人文学者本身内在知识结构与语言能力有着联动性调整,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着国族文学研究者向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转型;终于,全球史观成为当下人文学者成就自身思考的宏大语境,而文化孤立主义及文化原教旨主义又成为当下人文学者小心回避的负面术语。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希腊裔加拿大籍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StavrosStavrianos,1913—2004)成就的学术辉煌,也就理解了他以书写《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AGlobalHistory:FromPrehistorytotie21thCentury)在当下国际人文学界获取的学术教主地位,也正如他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Worldto1500:AGlobalHistory)的第一章《引言:世界的性质》中所宣称的:“这部书的不同特点即在于它是一部世界史,其所涉及的是整个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并且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西方人或非西方人,而是整个人类。本书是以一位栖居月球的观察者之视角(viewpoint)来整体地俯瞰我们的地球,这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全然不同。”①其实,这也是国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不同点所在——我们现在蜗居于北京来阅读与批评张承志《黑骏马》的那个时代已经逝去了,北京较之于世界依然是一个渺小的地域性概念,并且张承志的《黑骏马》及中国所有的作家作品应该属于全世界。非常值得文学研究界与比较文学研究界关注的是历史学界曾经发生且正在发生的一个学案,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在1970年出版的,实际上,1955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1908-1984)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Historyinachangingworld)的论文集中就提出了“全球史观”这个重要的学术观念,对于一位学者或一个时代的学者群体来说,要改变一种既成的且形成思维惯性的学术观念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长期的思考。我们特别注意到,1978年,G.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推出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TrendsinHistory)一书,在这部著作中,G.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不仅已经论证成熟,并且他在第五章《探索历史学的意义: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下讨论了四个话题。在学科观念上,这四个话题特别值得我们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阅读与借鉴:第一节《国别史和地区史》、第二节《世界史的前景》、第三节《历史哲学和元历史学》与第四节《比较史学》。②非常有趣的是,早在1988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由吴象婴、梁赤民两位学者翻译为汉文,并且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的中国退出“”仅10年,正处在“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场动荡的前奏期,[2](下册,1346)无论怎样,生存在那个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切身地感受后工业文明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西方所营造的那种全球化境遇,所以,这部译著在当时没有引起国内学界趋之若鹜的反应。说到底,还是观念的滞后及不可通约性让这部译著在中国学界冷落了一个时段。我们想说的是,中国学人终于身陷后现代高科技及其工具理性操控下的后现代文化囹圄时,突然悟到一个不得不大谈全球化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在这里,如果让我们重新设问什么是比较文学?在一种转喻而不是隐喻的诠释中,我们可以回答:比较文学就是全球史观的文学研究。•